ESG
被星宇解约的年轻人：瞄准企业软肋，开启新式维权
2026年夏天，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把自己和107名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推上了舆论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星宇股份2026年招录了440名高校毕业生。入职一个多月后，公司集中约谈部分员工。据多名毕业生反映，他们被要求在主动离职和调往生产一线之间做出选择，最终107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8月25日，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调查通报，确认了107人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并指出企业在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对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做出停职处理。8月27日，星宇股份公开致歉，公布了包括求职生活补贴、住宿和进一步补偿在内的补救方案。 事情本来可以止步于此：企业道歉，员工维权，地方部门介入，舆论批评，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轻人把维权的目光投向了境外。 一、年轻人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岗位 对应届毕业生来说，被解约意味着什么？ 不是简单地“重新找工作”。 他们刚刚步入社会，职业规划、求职节奏和人生安排都建立在这份工作之上。 更重要的是，应届毕业生身份具有特殊的就业价值。 部分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考试、校招项目以及一些人才政策，对应届毕业生有明确的资格要求或者倾向性安排。 因此，这场纠纷最刺痛人的地方，不只是107个人丢掉了工作，而是他们可能在职业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被迫承担了一次巨大的机会成本。 对应届生来说，失去第一份工作，可能意味着整个求职路径被重新打乱。 这就是为什么“方法简单生硬”几个字格外重要。 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管理瑕疵。 它发生在一个议价能力最弱、又最看重第一份工作的群体身上。 二、年轻人开始寻找更给力的“规则抓手” 据报道，部分被解约毕业生整理劳动合同、录音等材料，向香港联交所提交相关信息；还有人联系宝马、奔驰、大众等欧洲汽车企业的供应链合规渠道，并尝试向欧洲相关机构提供材料。 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证明欧盟机构已经正式受理此案，相关欧洲企业也没有公开确认已经启动调查。 但如果因此认为这些行动没有意义，也低估了事情的变化。 关键不是“欧盟有没有立刻受理”，而是年轻人开始意识到，企业有自己的“软肋”。...
文章推介
中国在西方投资，为何当地安全机构率先示警？
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7日 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当地的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到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都可以找到类似案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可能是：职业和专业会影响一个机构观察世界的方式。 一、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现象 美国是较早出现这一趋势的国家。近年来，美国FBI等机构持续将中国企业的技术获取、经济间谍和投资活动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审查涉及中国资本的交易时，也可以获得情报系统供的威胁评估。 2016年的德国半导体企业Aixtron收购案尤其值得注意。中国福建大芯片投资基金拟收购Aixtron后，德国经济部一度同意交易，随后却因获得新的安全相关信息而撤回此前决定。德国媒体随后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曾向德国发出警告，认为交易可能使中国获得具有军事用途的半导体技术。美国随后对Aixtron美国业务进行国家安全审查，CFIUS获得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专项威胁分析，最终奥巴马总统阻止了中国投资者收购Aixtron美国业务。这个案例显示，情报信息可以成为改变政府对中国投资判断的重要触发因素。 澳大利亚的情况同样明显。ASIO等安全机构长期关注中国相关的间谍和外国干涉活动，随着这种安全认知向经济领域延伸，中国企业投资关键基础设施、能源和技术产业时，也越来越多地被放到国家安全框架下讨论。 新西兰则具有更加明确的制度安排。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直接参与海外投资的国家安全评估，为海外投资办公室提供安全建议。其关注的问题包括外国投资者获得敏感信息、控制关键资产、影响供应链以及增强外国影响力的可能性。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近年来也不断警告外国获取加拿大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可能造成经济安全风险，并将中国列为重要的情报安全关注对象。英国MI5则逐渐把中国问题从传统的反间谍领域延伸到科技、大学、科研、企业和投资等领域。...
AI时代，网络认知操纵的八种方式
我们的判断与情绪几乎时时被无形之手牵引，却少有人察觉；或许正因无从摆脱，多数人选择不去追问，于喧嚣之中反得一份自以为的安宁。 坦率而言，我已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讨论认知操纵策略，尽管这是《战略传播前沿》创立时的核心议题之一。现实环境的变化，使这一主题逐渐变得复杂而沉重。 这些策略的实际运用，早已跨越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边界，也模糊了国内舆论与国际博弈之间的区分。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叙事、情绪与议程的塑造不再局限于特定场域，而成为持续运转的结构性力量。 然而，在日常的信息洪流中，真正愿意严肃关注这一议题的人并不多。多数人更关心具体立场与即时结论，而非背后的机制与逻辑。 写作终究是一种对话。如果缺乏稳定而理性的读者群体，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便显得近乎自言自语。既然无人倾听，文本的公共意义何在？这并非情绪化的抱怨，而是对传播现实的一种判断。 但沉默并不能改变结构。与其回避，不如在必要时重新展开讨论。至少，对少数仍然关心“机制如何运作”的读者而言，这些分析依然具有价值。 毕研韬 于海之南 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之后，信息生产的门槛大幅降低。问题已不只是“有没有假新闻”，而是信息是否在被有组织地塑造。所谓网络认知操纵，并非单条谣言，而是通过系统性设计影响公众的注意力、情绪与判断路径。包括OpenAI、Meta在内的多家机构在安全报告中，都披露过“协调式虚假行为”的案例。其核心在于：不是一个账号在说话，而是一套结构在运作。 以下八种方式，是常见的网络认知操纵策略。本文仅解释其基本逻辑，而刻意避免披露具体操作细节。 一、叙事拟态化（Narrative Mimicry）...
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
导语：中国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并非没有精神世界。他们的信仰，是世俗伦理、家族责任与现实关怀的混合体。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全球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大国之一。与美国、中东、拉美等高度宗教化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中的正式宗教信仰人口比例明显偏低。虽然统计口径不同，不同机构的数据有所差异，但核心结论高度一致：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具有明确、稳定、制度化的宗教身份。 然而，“没有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精神世界”。事实上，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结构：它既不同于西方一神教社会，也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无信仰社会，而是一种以世俗伦理、家族文化与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文明体系。 一、数据共识：中国是全球“无宗教身份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中国官方、学界研究与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看，中国社会的“无正式宗教信仰”特征十分明显。 1.官方数据：约86%人口无正式宗教身份 2018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指出，中国信教公民约2亿人。当时中国总人口约13.9亿，这意味着具有正式宗教身份的人口约占14%，无宗教信仰人口约占86%。 官方统计主要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其中伊斯兰教信众约2000万人，基督教（新教）约3800万人，天主教约600万人。 这一统计口径相对严格，主要基于合法登记宗教场所与制度化宗教活动，并不包含大量民间信仰、文化性宗教参与者以及非正式宗教网络。因此，它属于“保守统计”。 2.中国学界调查：73.56%无宗教信仰...
欧盟日本联手应对“信息操纵”，意味着什么？
欧盟与日本启动首次FIMI对话，标志着国际传播加速进入安全治理框架，并开始呈现跨区域协同化趋势。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4日 2026年6月3日，欧盟与日本举行首次“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IMI）对话”。 从表面看，这是一次围绕虚假信息与影响行动的政策交流机制启动，但从参与机构结构与议题组织方式来看，这一机制已明显超出一般外交沟通范畴，进入跨部门安全协同的制度轨道。 其关键不在于“是否开展合作”，而在于“由谁参与合作、如何定义问题”。 一、问题定义的变化：从传播议题转向安全议题 FIMI（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再定义属性。它将原本属于国际传播、公共外交与媒体研究范畴的议题，重新归类为“外国行为体的信息操纵与干预”。...
Suggestion Concerning Chinese-Language Accessibility on FIFA’s Official Website
May 13, 2026 Dear FIFA Communications Team, I hope this message finds...
什么是朱德思想？
毕研韬 2024年11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朱德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学术座谈会上，我将朱德思想凝练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团结合作、和平共处”，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而这个结论是我与中美AI大模型充分讨论后达成的共识。 1. 实事求是 朱德同志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而从实际出发就意味着实事求是。1943年8月18日，朱德同志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军事教育和其它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而有害于事。” 2. 群众路线 朱德同志曾总结道：“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他深信“ 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 因此1940年7月24日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报告中要求，“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 3. 团结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