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ligion
Why Do Most Chinese People Have No Religious Belief?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y China ha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opulations without formal religious affiliation. Drawing on official Chinese statistics, academic...
文章推介
2026“特习会”对台湾有哪些影响？
2026年北京“特习会”结束后，台湾问题迅速成为国际媒体、战略界与岛内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7日发布 在当前中美关系中，台湾已经不仅是一个地区问题，而是整个中美战略竞争结构中的核心变量之一。无论是军事安全、科技供应链、国际秩序，还是全球地缘政治稳定，台湾都越来越处于关键位置。 因此，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虽然并未就台湾问题发布突破性协议，但会谈本身所释放出的信号，仍然可能深刻影响未来几年台海局势的发展方向。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特习会”至少对台湾产生了六个层面的影响。 一、美国对台政策出现明显的“交易化”倾向 此次峰会后，国际舆论最关注的变化之一，是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表述方式。 过去，美国对台政策虽然也强调战略利益，但往往会同时强调“民主价值”“盟友关系”与“印太安全框架”，而特朗普的风格则更加“交易型”。 部分国际媒体注意到：特朗普在公开讲话中，对台湾问题的价值叙事明显减少； 更强调中美整体关系稳定；将台湾更多纳入中美谈判结构之中；部分对台军售安排出现延后迹象。 这种变化会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台湾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确定性感”，可能下降。...
Breaking the Deadlock in the U.S.-China Tariff Confrontation: A Feasible Proposal
By Bi Yantao In 2025, with Donald Trump’s return to the White...
美最新报告：北京目前未计划2027对台动武
“2027窗口”是如何被误传、误解和曲解的？ 文/毕研韬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于2026年3月18日发布年度《全球威胁评估报告》（Annual Threat Assessment）。报告在涉台问题上给出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判断：北京方面目前未计划在2027年对台动武，且未设定明确的统一时间表。同时，报告强调，中国并未放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选项，并将持续通过多种手段塑造有利态势。这一表述，对近年来围绕“2027时间点”的多重判断是一次重要校正。 一、报告核心：意图与能力的区分 此次ODNI报告的关键，在于明确区分了两个长期被混用的分析维度：能力与意图。 从能力角度看，报告延续既有判断，认为中国相关军事能力正在持续提升，但进展呈现“稳定但不均衡”的特征，特别是在复杂两栖作战等方面仍存在不确定性。 从意图角度看，报告则指出，当前没有迹象显示北京已制定在2027年对台动武的具体计划。 这种区分意味着：具备能力，并不自动转化为采取行动；时间节点，也不必然对应决策节点。 二、“2027年攻台”来源：能力推断逻辑 “2027”这一时间点，主要来自美国军方的能力评估。其中，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ip...
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中，《大公报》是一个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报业样本。尤其是1949年前后在香港重组的“新记《大公报》”，在新闻伦理与媒体独立性方面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职业规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概括为“四不”的办报方针。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3日 一、历史背景：从政论报纸到职业媒体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早期以政论色彩浓厚著称。抗战与战后时期，该报在中国舆论场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1949年前后，部分原有团队成员在香港继续办报，形成“新记《大公报》”的延续体系。在新的政治与商业环境下，如何重建媒体公信力与独立性，成为其核心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四不”方针被提出并逐步制度化，用以约束报纸的立场表达与经营行为。 二、“四不”方针的基本内容 “四不”通常被概括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从。 不党：不依附任何政党或政治集团，强调媒体在政治立场上的相对独立性，避免成为特定政治力量的宣传工具。 不私：不服务于私人利益，要求编辑立场不受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左右，以公共性作为基本原则。 不卖：不以新闻立场换取商业或政治利益，强调新闻不被“出卖”，即不以金钱、广告或政治交换影响报道判断。 不盲：不随波逐流，要求在舆论压力或主流意见面前保持判断能力，而非简单追随权威或情绪化共识。...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把国际传播等同于对外宣传，就会令人反感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到高校，从企业到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国际传播实践。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值得警惕的误区依然存在：把国际传播简单理解为对外宣传。 这种理解看似合理，实际上却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许多国际受众并不会因为信息传递得更多而增加认同，反而可能因为感受到强烈的宣传色彩而产生抵触情绪。这正是“说服知识理论”所揭示的现象。 一、国际传播不等于对外宣传 在中国语境中，“宣传”通常是一个中性词，指传播理念、政策和信息，但在国际语境中，情况并非如此。 在英语世界中，“宣传”对应的propaganda一词长期带有明显的负面含义。对许多人来说，它往往意味着单向灌输、选择性表达、情绪操控，甚至认知控制。因此，一旦国际受众认为某种传播活动属于“宣传”，他们首先产生的往往不是兴趣，而是警惕。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内容在国内反响良好，却难以获得国际受众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内容本身，而在于传播逻辑。 许多人思考国际传播时，习惯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我想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我要让别人知道什么？ 相反，国际传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对方关心什么？对方能够理解什么？对方愿意接受什么？ 如果传播活动始终围绕传播者展开，而忽视受众的认知习惯和文化背景，那么传播就很容易演变为单向输出，而这恰恰是现代受众最反感的传播方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