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China Tariff War
A Letter Sent to WTO Director-General on US-China Tariff Issues
To: Dr. Ngozi Okonjo-IwealaDirector-General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Rue de Lausanne 154CH-1211 Geneva 2Switzerland Dear Dr. Okonjo-Iweala, Subject: A Proposal for WTO-Led Facilitation of Informal...
Breaking the Deadlock in the U.S.-China Tariff Confrontation: A Feasible Proposal
By Bi Yantao In 2025, with Donald Trump’s return to the White House, U.S. policy toward China has once again hardened. The average...
Trump’s Tariff War: What Has It Revealed?
By Bi Yantao I. The Real Purpose of Trump’s Tariff War Trump likely aimed to create economic pressure by imposing tariffs, thereby forcing...
文章推介
中国亟需构建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
社会真正的风险，往往不在冲突本身，而在“认知双盲”的形成——决策者与公众在同一复杂环境中同时失去对现实的准确判断。 文/毕研韬 一、复杂性常态化与治理环境变迁 当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背景，是结构性复杂性的持续上升。信息传播速度指数级提升，社会分工高度细化，利益主体呈多层级分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频繁叠加。政策制定与执行已不再面对单一变量，而是在多重因素交织中展开。复杂性由阶段性现象转化为长期结构条件。 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生产新的风险类型。风险并非简单来自外部冲击，而往往源于系统内部的结构运行。在复杂条件下，误判概率天然上升。如果缺乏稳定的反馈机制，系统误差将随时间累积。 二、认知双盲：误判的同步生成机制 复杂环境中，一个更隐蔽的风险是“认知双盲”。所谓“双盲”，是指决策层与公众同时陷入对现实环境的误读状态。这是我在2025年首度提出并反复阐述的观点。 决策层可能受到层级汇报筛选、信息压缩与风险规避心理影响，所获得的信息呈现结构性偏差。公众则在算法推送、碎片化传播与情绪化表达中形成局部认知。双方都拥有信息，却都缺乏全局视角。 当双盲形成时，系统失去自我校正能力。公众难以向决策层传递真实信号，决策层难以及时回应社会变化。误判在不同层面同步积累，形成“共振式偏差”。这种状态的风险，不在于意见分歧，而在于判断结构的整体失准。 三、反馈机制断裂与表达结构问题 认知双盲的根源，往往在于反馈链条的弱化。治理体系若缺乏稳定的负反馈机制，问题只能在压力极高时显性化。表达空间过窄，会使信息转入非正式渠道；表达环境过度碎片化，则会放大噪声与极端观点。两种状态都会削弱信号质量。...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epends on Decision-Maker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inges on the cognitive...
2026“特习会”对台湾有哪些影响？
2026年北京“特习会”结束后，台湾问题迅速成为国际媒体、战略界与岛内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7日发布 在当前中美关系中，台湾已经不仅是一个地区问题，而是整个中美战略竞争结构中的核心变量之一。无论是军事安全、科技供应链、国际秩序，还是全球地缘政治稳定，台湾都越来越处于关键位置。 因此，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虽然并未就台湾问题发布突破性协议，但会谈本身所释放出的信号，仍然可能深刻影响未来几年台海局势的发展方向。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特习会”至少对台湾产生了六个层面的影响。 一、美国对台政策出现明显的“交易化”倾向 此次峰会后，国际舆论最关注的变化之一，是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表述方式。 过去，美国对台政策虽然也强调战略利益，但往往会同时强调“民主价值”“盟友关系”与“印太安全框架”，而特朗普的风格则更加“交易型”。 部分国际媒体注意到：特朗普在公开讲话中，对台湾问题的价值叙事明显减少； 更强调中美整体关系稳定；将台湾更多纳入中美谈判结构之中；部分对台军售安排出现延后迹象。 这种变化会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台湾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确定性感”，可能下降。...
为什么产生“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中美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共同点与分歧点
文/唐摩崖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言行一直引发关注。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对战争的看法和立场既有部分交集，也存在深层分歧。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价值理念与全球角色定位，更折射出当前世界秩序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 一、表层立场的交集：避免失控，强调稳定 尽管中美在俄乌战争中的具体表态不同，但在某些宏观原则上，两国存在一定共识。 共同强调主权原则。美国以“捍卫乌克兰主权”为基本立场，强调国际秩序不可因武力改变国界。中国虽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却同样在多个场合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此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前提。 反对战争升级尤其是核风险。两国均明确反对在乌克兰战场上动用核武器。中国多次重申“核战争打不得”，美国也一再警告俄罗斯不得动用核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在维护战略稳定方面的底线共识。 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尽管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中国则与俄罗斯保持高层互动并加强经贸联系，但双方均未跨越军事介入的红线。这反映出双方都试图控制战争外溢，避免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漩涡。 二、核心分歧：战争性质与责任认知不同 中美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战争性质的认定、责任归属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角色的理解上。 对战争的定性南辕北辙。美国将俄乌战争视为侵略行为，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借此塑造“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则更强调冲突的地缘背景与历史根源，认为北约东扩不可忽视，主张“劝和促谈”而非对抗升级。 对俄罗斯的角色定位截然不同。在美国战略认知中，俄罗斯是当前世界秩序的破坏者，是应被孤立和削弱的对象。中国则将俄罗斯视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伙伴。这种差异导致中方即使不支持战争本身，也始终保持对俄关系的政治稳定性。 在全球舆论场的博弈方式不同。美国主导西方叙事体系，通过媒体、联盟体系强化对俄罗斯的道义谴责，同时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化”处理，指责中国“间接援助俄罗斯”。中国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塑造“中立调解者”形象，强调自身并未提供武器援助，反而努力推动政治解决。...
人形机器人已进入乌克兰战场：人类战争里程碑
当人形机器人进入真实战场环境测试，战争的技术边界在悄然移动。 文/毕研韬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两台由美国科技公司Foundation研发的人形机器人（Phantom MK-1），已于2026年2月被送往乌克兰战争前线。这两台机器人可使用人类武器（手枪、霰弹枪、自动步枪M-16等），但在乌克兰初期仅用于侦察与后勤测试。这是人形机器人首次进入真实战争环境。 两台机器人原型进入战场环境 根据公开报道，这两台人形机器人仍处于实验阶段。研发方的主要目的是在真实的战争环境中测试机器人系统的稳定性、行动能力以及任务执行能力。目前，这两台机器人已开始测试。 这些机器人并未被正式纳入军事编制。尽管如此，将机器人带入真实战争环境进行测试，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在真实战场中，气候、地形、通信干扰、爆炸冲击以及电子战条件都会对机器人系统造成影响。因此，许多军事技术只有在真实环境中才能获得可靠数据。 乌克兰战场成为新技术试验场 Foundation 创始人Mike LeBlanc（前美军陆战队员）表示：在乌克兰看到的是“complete robot war”（完全的机器人战争），并认为“把机器人而非士兵送上战场是道德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