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ginum
法国总理：中俄对法大规模信息干预
3月25日，法国总理贝鲁在法国“警惕和保护外国数字干扰局” （Viginum）召开的2025论坛上表示：我们已发现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大规模信息干预。 他说，在冲突不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背景下，法国已经成为信息战的主要目标。法国“实际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一场不同寻常的战争——信息战。 他补充说，如果公民无法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民主制度就无法持久；这关系到我们能否形成一个团结一致、在同一民主理想之下的共同体。 Viginum 成立于2021年7月13日，其使命是捍卫法国及其国家利益免受境外数字干扰，隶属于法国国防与国家安全总局（SGDSN）。该机构官网：https://viginum.com/。
文章推介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
文/唐摩崖 在资源和环境近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譬如朝鲜（North Korea）和韩国（South Korea）？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或文化传统，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 制度是国家命运的根源 三位学者在代表作《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台海真正的危机，是人们越来越相信战争不可避免
人们讨论台海风险时，通常更关注军事力量、战略部署与外部变量。但是在更深层的结构中，战争是否发生，越来越取决于它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具体行为本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一、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起点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军事力量的对抗问题，更是认知结构与解释框架的竞争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保卫和平之屏障亦须于人之思想中建立。”这一判断意味着，冲突首先生成于观念与认知之中。 从这一视角看，台海问题的风险结构正在发生一种隐性转变：从对行为本身的关注，逐步转向对行为如何被解释与定义的关注。 传统分析多聚焦于军事力量对比、战略部署变化以及外部介入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冲突发生的物质与结构条件。 但在复杂互动环境中，同一行为在不同认知框架下可能被完全不同地定义，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本身，正在成为影响局势演化的关键变量。 二、从行为冲突到解释冲突 在冲突演化过程中，真正决定是否升级为战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具体行为的发生，而是该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 在不同解释结构下，同一军事或政治动作，可能被视为威慑、试探、误判或直接敌对信号。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影响各方对局势的判断，并进一步影响是否采取升级性行动。...
中国网络营销为什么这么多“坑”？
政府是市场秩序的唯一责任人。 文/石敢当 中国网络营销领域的“坑”，从来不是偶发的行业乱象，而是根深蒂固的系统性问题。多数评论停留在罗列“坑”的表现、泛谈治理方向，却未点透核心：网络营销的“坑”，本质是“利益至上”导向下，平台、商家、政府三方权责失衡，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必然结果。 一、网络营销的“坑”，核心是“欺骗式收割”的利益闭环 当下网络营销的各类“坑”，看似五花八门，实则围绕“流量变现”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闭环，所有套路的核心都是“欺骗式收割”，而非单纯的“营销不当”，这也是其屡禁不止的关键所在。 其一，信息失真不是“过度包装”，而是“刻意造假”。直播带货中“假测评”“假销量”“假功效”，短视频里“剧本式对比”“剪辑式证明”，本质上是商家与内容创作者合谋的欺骗行为——不是为了展示产品价值，而是为了通过虚假信息，诱导消费者冲动下单。这种行为早已超越“营销夸张”的范畴，涉嫌虚假宣传，却因隐蔽性强、取证困难，成为行业常态。 其二，价格不透明不是“规则复杂”，而是“刻意设局”。“先涨后降”“满减叠加”“隐性消费”等套路，核心目的不是让利消费者，而是通过混淆价格认知，制造“捡便宜”的假象，本质是利用信息差进行价格欺诈。更关键的是，这种设局往往得到平台默许，甚至平台会主动配合设置“限时”“限量”等机制，倒逼消费者仓促决策，共同分食利益蛋糕。 其三，售后断裂不是“责任模糊”，而是“刻意推诿”。交易完成后，平台以“只是中介”为由撇清责任，商家以“已发货”为由拒绝售后，服务方以“与己无关”为由逃避义务，本质上是三方提前达成的“责任豁免”默契——只追求前端转化，不承担后端责任，将维权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形成“收割即脱身”的闭环。 至于流量驱动的情绪化营销，不过是这套闭环的“工具”——用情绪替代理性，用噱头替代事实，本质是为了降低欺骗门槛，让消费者在失去判断能力的情况下，进入预设的“坑”中。 二、关键症结：三方权责失衡，约束机制形同虚设 网络营销“坑”的泛滥，核心症结不在于个体商家的道德缺失，而在于平台、商家、监管三方的权责严重失衡，且缺乏能够有效制约各方的机制，导致“欺骗式收割”的成本极低、收益极高。 核心症结一：平台的“双重角色”冲突，沦为“坑”的推手。平台既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更是流量变现的受益者，这种双重角色的冲突，让其必然偏向自身利益。一方面，平台通过算法将高刺激、高转化的“坑式营销”内容推给用户，获取高额广告收入和佣金；另一方面，对商家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如虚假销量统计、流量投放）。平台的纵容，是“坑”持续存在的关键推手——没有平台的默许，多数“坑式营销”根本无法触达海量用户。...
建议国际足联（FIFA）官网增加（恢复）中文网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3日 近日，不少中国网友注意到，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官方网站目前提供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印尼语、韩语、日语、阿拉伯语共10种语言的页面入口，其中没有中文。 这一现象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引发热烈讨论。有不少舆论认为，因为与中国就世界杯转播谈判陷入僵局，国际足联一怒之下删除了中文页面。很多中国网友信以为真、愤愤不平 从国际机构运营角度看，是否提供某种语言版本，不仅涉及运营成本与内容维护，也体现其对相关语言使用群体规模、市场价值以及国际影响力的综合评估。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是否提供中文网页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最重要的体育市场之一。 无论是世界杯观众规模、商业赞助能力、赛事转播市场，还是足球人口与消费潜力，中国都已成为国际足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国际足联官网长期缺乏中文页面，难免会让部分中国用户产生一种“不被重视”的感受。 这种情绪并不难理解。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中文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也是一种文化身份与国家地位的体现。尤其是在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的背景下，国际机构是否提供中文服务，往往会被视为一种正式认可与平等对待的象征。 事实上，越来越多国际组织与跨国机构已经开始强化中文服务体系。例如联合国长期使用中文作为官方语言之一；多数国际科技平台均设有完整中文界面；越来越多国际体育赛事开始重视中文传播与中国市场运营。 因此，如果国际足联增加（恢复）中文网页，不仅有助于改善中国球迷的使用体验，也有助于增强中国社会与国际足球之间的连接感。 这不仅是市场问题，更是一种文化尊重。 国际化从来不只是“进入市场”，更包括对不同语言、文化与受众的平等理解。对于一个真正面向全球的国际体育组织而言，中文不应被视为边缘语言，而应被视为全球传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
2015年10月20日，毕研韬教授在印度达拉萨拉近郊的上密院(Gyuto Tantric University)拜访了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宗教领袖、楚布寺住持。 在会见中，大巴法王关切地询问了毕教授的近况，耐心回答了毕教授的问题。大宝法王还向毕教授赠送了礼物，并题写了祝词。 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拥有广泛的国际信徒群体，其宗教造诣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无数信徒的爱戴与追随。 2017年1月，第十七世噶玛巴离开印度前往欧美访问，之后一直未返回印度，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他的未来动向备受相关方面关注，牵动着广大信徒的心弦。
2026年流亡藏人选举与政治结构转型观察
目前，流亡藏人的象征体系与制度合法性来源的再配置过程仍在持续。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8日更新 引言：当下流亡藏人的权力再配置 在全球跨国流亡社群治理视野中，“流亡藏人政治体系”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既不属于主权国家政治体系，也不同于一般国际非政府组织，而是在宗教传统、身份认同与跨国社群网络三者交织基础上形成的复合型结构。 2026年的流亡藏人选举，是这一体系持续制度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节点。在达赖喇嘛政治象征功能逐步弱化背景下，制度性机制的作用正在受到更多关注。 因此，这一选举的意义不在于单一政治结果，而在于观察一个跨国流亡社群如何在象征中心逐步退场的条件下，依靠制度机制维持内部协调与组织延续能力。 一、制度结构：跨国社群的组织化治理形态 2026年流亡藏人选举仍由“藏人行政中央”（CTA）组织实施，而选举包括司政（Sikyong）选举与议会选举两部分。 司政是CTA的行政首脑，通过普选产生，承担行政协调与对外代表功能；议会由45名议员组成，按地区、宗教传统与海外社群结构分配席位。 从结构上看，该体系具有三个核心特征： 一是跨国分布性。选民分散于约30个国家与地区，缺乏统一政治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