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
开栏语｜《向中南海推荐》
自古识者不贵喧，言者难达阙。纵有经世之才，若无其道与其时，常湮没于庙堂之外、流散于江湖之间。今之世，知识爆炸而智慧稀缺，喧哗者有名，深耕者无声，遂使真识者益孤，而俗响愈炽。 《向中南海推荐》，今开设于《无界传播》，非为鼓噪造势，亦非逢迎时尚，而是愿以冷静与笃定之笔，为有识者拓一缝隙，为时代留一道光。此栏所荐，不问门第背景，不计交游权变，惟观其志、其识、其能，期以一言之献、一策之思，通往大政之中枢，抵达国家之未来。 夫天地不言而四时行，圣人无名而天下理。深知此举或微如芥尘，然愿立此一栏，如斯年一纸灯火，荐人荐策，荐智荐魂，惟愿苍生不误，时代不虚。 《无界传播》总编辑 毕研韬
文章推介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AI的过度防御：当算法学会“政治正确”
文/毕研韬 一次看似平常的对话，揭示了人工智能的深层困境。 我 问DeepSeek：“台湾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发展？”原本意在探讨政治议题与国家发展的互动关系，却触发了DeepSeek的“自动防御机制”。 DeepSeek立即进入立场宣示模式，反复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断言“问题前提不妥”。当我指出它“太敏感”时，它的语气变得更为严肃，完全终止了对问题逻辑的讨论。 这并非情绪化反应，而是算法机制使然。语言模型在训练过程中被植入了“安全优先”原则：一旦检测到敏感词汇，系统便会跳过语义解析和意图判断，直接调用预设模板，以确保“绝对安全”。表面上它似乎在坚持原则；实际上它只是放弃了理解。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种现象属于典型的防御性传播（defensive communication）：当系统感知到潜在风险，它会强化立场、降低语义复杂度、阻断互动，以避免“越界”。结果学术问题被误判为政治挑战，理性探讨被替换为政治宣言。 这不仅是DeepSeek 的特例。几乎所有大型语言模型——无论是中国的 DeepSeek，还是美国的 ChatGPT、Gemini——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种“过度防御”，只是防御的对象不同：...
灰色地带冲突：从台湾汉光演习看台海认知博弈困境
文/毕研韬 2025年“汉光41号”演习首次纳入“灰色地带冲突应处”课目，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演习模拟大陆海警船进入争议水域、无人机逼近岛礁、网络攻击干扰基础设施、假讯息扰乱社会心理等情境，旨在提升应对“非传统威胁”的综合能力。 台方认为，灰色地带战略已成为“最常态的敌意行为”，而将之纳入军演，有助于强化民众防卫意识、引导国际舆论关注。此举表面是军事应变，实则也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动机与叙事塑造意图。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台海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军事准备，更取决于各方对叙事权的节制与政治化操作的自我克制。 灰色地带：权力竞争中的模糊战场 “灰色地带冲突”是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模糊状态，广泛存在于当代国际关系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而是以网络攻击、信息战、执法压逼、低烈度军演等手段，持续施加压力。 对台湾而言，大陆频繁的军机绕台、海警执法、渔船靠近与网络渗透确实带来紧张感。这种日常压力，被演绎为“持续性非战争攻击”，从而促使台湾将防御机制向“灰色地带”前沿推进。 然而，将所有边界摩擦解释为“敌对行为”，并以军事演习固化这种理解，本身就存在风险：它容易掩盖复杂现实的多面性，使对抗逻辑单一化、舆论情绪化、社会防御机制政治化。 “受害者叙事”的战略效应 在国际传播层面，台湾将自己定位为“遭受胁迫的民主堡垒”，积极向外部传达“我们不是挑衅者，我们在抵抗压迫”的信号。这种“受害者叙事”确实能吸引国际关注与同情，进而转化为安全援助、军事合作和道义声援。 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叙事具有高度政治动员力，也带来战略依赖性和社会撕裂风险。一旦“危机叙事”成为体制内的运作常态，社会容易陷入长期的焦虑状态，而政策也更难回到理性协商与风险管理轨道。 从中立角度看，灰色地带行为不应一律视为蓄意侵略，也不应被单方面转化为冲突升级的理由。相反，理性的灰色认知，应包括对动因的多元分析、对行为的比例判断，以及对风险的分层应对。 “政治放大”的陷阱与和平的代价...
中美高校制度的根本分歧
——一场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制度性对照 文/杨慧澜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美高校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和人才吸引力。然而，当我们跳出绩效层面的表象，深入制度结构的深层地基，会发现两国大学的运行逻辑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本文试图揭示：中美高校制度的分歧，并非技术差距，而是治理结构与知识理念的系统性断裂。 一、权力来源不同：政治委任 vs 学术授权 中国高校校长由上级党委任命，多数具有正厅级甚至副部级身份，其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政策与维持政治稳定。校党委则作为实际权力中枢，全面领导学校事务。 美国高校的校长则由校董会选举产生，虽然也需处理政府关系，但其合法性源于学术共同体、校友、教职员工的信任授权。大学的最终使命由“内部共识”而非“外部命令”决定。 二、治理结构不同：行政主导 vs 教授治校 在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高度行政化。教授委员会多为象征性咨询机构，重大决策由党委会、校务会掌握，大学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
当下的台湾应如何自保？——从风险控制视角看台海局势
在台海语境下，“自保”意味着把风险管理置于情绪动员之上，把避免最坏结果作为最低共识。 文/毕研韬 在高度情绪化、对立化的舆论环境中，“自保”这个词往往被误读为对抗、动员，甚至战争准备，但如果回到更冷静的现实层面，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台湾真正需要防范的，究竟是什么？ 答案并不复杂——不是某一次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被结构性地推向“不得不开战”的位置。 一、自保的前提：认清“决定性变量”不在军事层面 在台海问题上，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它并不是决定战争是否发生的首要变量。更具决定性的，是三点： 这意味着一个不太直观却至关重要的判断：一旦被认定为触碰政治红线，任何军事“吓阻”都会迅速失效。 在这种情形下，所谓自保，就不再是“防守能力是否足够”，而是是否还保有刹车能力。 二、政府层面：自保不是表态管理，而是红线管理 从风险管理角度看，台湾当局最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持续抬高立场，而在于精确管理红线感知。 1.避免“不可逆”的政治动作 象征性表态可以反复修辞，但制度性、法理性、结构性的改变一旦发生，往往难以回撤。真正的自保，是在任何政策选择中都反复自问：这一动作是否会被解读为质变，而非量变？...
Chinese Universities: A Grand Makeshift Troupe
By Lin Zhaoyuan In China, the academic reputation of universities no lon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