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2025年美国涉藏重要政策文件：法案、报告与听证会
近年来，美国围绕西藏议题逐步形成由法律、年度报告、政策声明和国会监督共同构成的政策体系。与2024年《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生效后的立法高潮相比，2025年并未出台新的重大涉藏法律，但美国政府和国会继续通过年度报告、政策建议和监督机制推动相关政策落实，体现出涉藏政策的连续性和制度化特点。本文依据公开资料，对2025年的重要涉藏政策文件进行简要梳理。 一、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2025年度报告》 2025年12月，CECC发布《2025年度报告》，继续设立西藏专章，对过去一年西藏相关情况进行梳理，并向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提出政策建议。报告围绕宗教活动、文化保护、语言教育、生态环境以及相关法律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总结，同时建议美国政府继续落实《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和《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等既有法律。 与往年相比，2025年度报告延续了近年来的基本框架，没有出现重大调整，但继续将西藏作为CECC年度报告的独立章节，反映美国国会对华政策持续关注西藏议题。 二、美国国务院持续落实既有涉藏法律 2025年，美国国务院继续执行近年来通过的涉藏法律，包括《2002年西藏政策法》《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以及2024年生效的《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 根据法律要求，美国国务院继续开展有关涉藏工作的政策协调，并推进相关年度报告制度，包括涉及进入涉藏地区情况、人权和宗教自由等内容。这些报告已成为美国涉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会监督行政部门落实法律的重要依据。 三、国会持续关注涉藏政策落实 2025年，美国国会没有通过新的涉藏重大法律，但继续通过CECC年度报告、公开声明以及相关监督机制，要求行政部门落实已有涉藏法律。 从公开文件可以看出，国会关注的重点依旧包括宗教事务、文化和语言保护、教育政策、生态环境以及《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的执行情况等内容。这表明，美国涉藏政策的重点已逐渐从立法扩展到法律执行和政策监督阶段。 四、结语 总体看，2025年美国涉藏政策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虽然没有新的重大立法，但通过年度报告、政策协调和国会监督等机制，近年来出台的涉藏法律继续得到推进和落实。 从公开资料可以观察到，美国涉藏政策已形成“法律—报告—监督—政策建议”相互衔接的运行模式，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制度化特征。这一趋势值得持续关注，也为观察美国涉藏政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公开、可验证的参考框架。
全球同行持续关注毕研韬教授研究成果
作者：唐玥宸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2026年2月12日，美国独立研究机构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发表研究报告《C+：理解中国全球信息影响力的转型战略》，报告引用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的研究结论。由于CMP团队的调查结论与毕教授早些时期发表的文章略有出入，该报告专门列表比较了二者的不同之处。 在2008年至2022年期间，毕研韬教授主要围绕战略传播（简称SC）开展研究。战略传播起初用于组织传播、公共关系、企业传播等领域，但9·11事件后美国率先将其纳入国家安全实践体系。在地缘博弈加剧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国内外同行持续关注毕教授研究成果，涉及战略传播、国际传播、国家形象、认知塑造等方向。 “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主办的刊物《Defe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在2021年春秋号上刊发一篇长文，专题考察中国的战略传播话语。该文介绍了毕研韬、王金岭合著的《战略传播纲要》一书，重点讨论了该书对战略传播的定义。北约这篇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殷娟娟合写的文章，聚焦于社交媒体时代战略传播在边疆治理中的运用。北约研究同时关注了毕研韬、林信焰合署的文章，重点是战略传播在维护“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价值。 2013年2月，莫斯科大学帕申采夫E.H.教授在《公共管理》发表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战略传播纲要》。文章说，“2011年秋季出版的《战略传播纲要》应被视为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该书作者是毕研韬、王金岭。中国的刘永治将军和张序三将军高度称赞此书，他们和《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共同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2026年两位俄罗斯学者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学报·国际关系》发表文章说，“在中国战略传播研究领域，毕研韬和王金岭两位学者值得特别关注。2011年，他们提出了中国较为系统、也较为完整的战略传播定义之一”。文章接着说，“毕研韬进一步指出：实施战略传播的首要主体是民族国家。当个人或组织参与战略传播时，他们只是国家战略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文章指出，毕研韬厘清了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策略传播的关系。 台湾战略界对毕教授成果的研究更为细致深入。台湾《陆军学术月刊》（现已改名为《陆军学术双月刊》）在2018年12月发表台湾“国防大学”两位军官的文章，探索战略传播如何运用于南海岛礁争议。文章介绍了毕教授的相关成果，包括战略传播定义、战略传播作业流程、目标受众分类等。 台湾《复兴岗学报》是历史悠久的军事学术期刊，是研究政治作战、战略传播、心理作战、国际关系和军队政治教育的重要文献来源。该刊2010年5月、2025年6月刊发的两篇文章借鉴了毕教授的观点，分别探讨战略传播在资讯作战、“孔子学院”建设中的作用。 台湾《国防安全周报》在2023年2月4日发行的第72期文章中，将毕教授对战略传播的定义上升到中国大陆官方对战略传播的定位。该文说，《战略传播纲要》是中共推出的首部战略传播中文专著。对此毕研韬教授指出，该书系个人学术成果，但少数台湾专家有误解。 据不完全统计，台湾已有3篇博士毕业论文和10篇硕士毕业论文参考毕教授文献展开论证，其中4篇出自“国防大学”、3篇来自政治大学，主题包括战略传播、国家形象、软权力、混合战等。 除上述文章外，《台湾传播学刊》在2025年6月刊发一篇文章，探讨战略传播概念在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本土化发展。文章写道，“首部以中文发行的策略沟通专著《战略传播纲要》是中共策略沟通研究的核心书籍，作者毕研韬和王金岭特别针对舆论作业进行了讨论，具体指出舆论作业所要遂行的三项策略沟通任务”。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林信焰对北约战略传播概念的梳理。 《传播与社会学刊》是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合办的中文学术期刊。该刊在总第62期（2022年）上的一篇文章梳理了战略传播在不同国家、文化的演化。在中国大陆部分，文章介绍了毕研韬创建的“国际战略传播学会”以及毕教授指出的中国大陆对战略传播的十个误解。 近年来，毕研韬教授的研究重点逐步拓展至国际传播与国际冲突的关系研究上，更多关注传播在减少国际误解、促进跨文化理解中的作用。为此，他在2023年为海南大学公共关系学专业开设了《国际冲突与和平》选修课。目前他围绕“认知脱嵌”开展的研究与实践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 唐玥宸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博士、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西藏国际传播：必须回应国际关切，这不是选择题
国际传播的起点，不是表达自己，而是理解受众；不是回避关切，而是真诚回应。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6日 近年来，中国持续增加对西藏国际传播的投入。从媒体报道、纪录片、国际论坛，到邀请外国媒体、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赴藏参访，再到刚刚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可以看出中国希望进一步提升西藏国际传播能力，增进国际社会对西藏的了解。 但要实现传播目标就必须深入思考：国际传播究竟应该传播什么？ 这是一个比传播渠道、传播技术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传播内容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关切长期错位，再丰富的信息供给，也未必能够有效促进国际理解。 国际传播当然需要主动讲好自己的故事，但对于西藏这样一个长期被国际舆论关注的议题而言，回应国际关切，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提升传播效能必须完成的一道必答题。 一、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已经成为制度性议题 有人认为，只要持之以恒地进行正面宣传，国际社会对西藏的疑问就会被逐渐化解。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近一个时期，美国国务院再次发布两份涉藏年度报告。一份依据美国有关涉藏法律，就所谓西藏Negotiations向国会提交年度评估；一份依据《对等进入西藏法》，评估美国人员进入西藏地区的情况。 无论中方是否认同这些报告的立场，它们都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西藏议题在美国已经不是偶发性的外交议题，而是制度化议题。 除上述两份年度报告外，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其它报告中，西藏也几乎都是固定章节。 这意味着，围绕西藏的信息生产、政策讨论、国会监督、媒体报道和社会组织传播，已经形成持续运行的制度机制。 因此，西藏国际传播面对的，并不是某一轮国际舆论，而是一套长期存在、不断更新的信息体系。 二、回应国际关切，不等于接受他人的叙事 在实践中，一个较为普遍的担忧是：如果持续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是否意味着进入了他人设置的话语框架？ 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传播学上需要作出区分。 回应国际关切，并不等于接受国际关切背后的价值判断，更不意味着认可他人的叙事。 国际社会提出的问题，有的建立在事实基础上，有的存在误解，有的受到不同政治立场影响，还有的可能包含错误信息。 回应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默认其前提，而是通过公开事实、充分证据和完整背景，帮助国际受众形成更全面、更准确的理解。 如果国际社会长期关注某些议题，而传播者始终选择回避，那么国际受众就只能从其他信息来源寻找答案。这种情况下，传播主动权反而更容易流失。 从传播规律来看，沉默并不会消除关切，回应才有可能减少误解。 三、回应国际关切与主动设置议程，并不矛盾...
西方为何总是误判中俄朝关系？
近期，随着俄朝关系持续升温，一些西方媒体和研究机构再次提出一个熟悉的判断：俄罗斯正在取代中国成为朝鲜最重要的伙伴，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中俄朝三边关系的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5日 类似观点并不新鲜。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特别是俄朝高层互动明显增加之后，“朝鲜正在转向俄罗斯”“中国被边缘化”“莫斯科正在取代北京”等叙事频繁出现在西方舆论场中。 然而，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把观察视野从短期事件扩展到长期结构，就会发现这类判断往往高估了俄朝关系变化的影响，同时低估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特殊地位。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误判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种长期存在的认知框架偏差。 一、西方为何认为中国正在失去对朝影响力？ 从表面上看，西方观察者得出这一结论并非毫无依据。 近年来，俄朝关系确实出现明显升温。 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关系显著加强；军事、安全和经济合作不断扩大；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涉朝问题上的立场也出现调整。 从这些现象出发，许多西方分析机构进一步推导出一个结论：朝鲜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俄罗斯则正在填补这一空缺。 问题在于，这种分析往往停留在现象层面。 它能够观察到俄朝关系的变化，却未必能够准确理解这种变化在整个东北亚战略结构中的真实含义。 事实上，俄朝关系升温与中国影响力下降，并不必然构成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一个国家外交空间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另一个国家影响力的消失。 朝鲜获得更多战略选择，不等于中国失去其战略地位；俄罗斯作用增强，也不意味着中国被俄罗斯取代。 二、西方分析框架的问题在哪里？ 西方对中俄朝关系的误判，根源在于其分析框架本身。 长期以来，许多西方研究机构习惯于用联盟政治逻辑观察东北亚政治。 在这种框架中，国家关系往往被理解为一种相对固定的阵营结构。 如果一个国家与某一伙伴关系加强，就意味着与另一伙伴关系减弱；如果一方获得影响力，另一方就必然失去影响力。 这种思维方式在北约体系内部或许具有一定解释力，但放在东北亚地区却容易失真。 中俄朝三国之间并不存在类似冷战时期军事同盟体系那样的严格等级结构。...
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究竟要影响谁？
举办国际传播大会并不意味着实现国际传播。面对复杂的国际认知环境，西藏国际传播究竟希望影响谁，又如何进入他们的理解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8日 6月16日，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拉萨召开。大会以“理解与支持·共情与共鸣——全面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为主题，围绕叙事创新、技术赋能、主体协同等议题展开讨论，吸引了来自媒体、高校、智库和相关机构的数百名代表参加。 然而截至北京时间6月18日15时，西方主流英文媒体几乎都没有报道。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目前能够检索到的报道主要来自中国官方媒体、港澳台媒体以及部分国际友中媒体。 那么，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到底要影响谁？ 一、选准目标受众，决定传播能否成功 国际传播首先要选择受众，而不是生产内容。如果目标受众不明确，再丰富的内容供给也可能无法产生预期效果。 从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公开议程看，其核心目标是“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和穿透力”。 问题在于，这些信息最终要传递给哪些人？西方主流社会？国际媒体？海外学界？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公众？海外华人群体？ 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侧重内部动员，还是对外传播？ 面向不同受众，所用的话语体系、媒介渠道、传播主体和传播策略不尽相同。 如果目标受众不清晰，传播活动就难以进入精准传播阶段。 二、目前报道大会的，主要是哪几类媒体？ 从公开情况看，目前关注大会的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中国官方媒体，包括新华网、CGTN、环球时报等。 这些媒体是中国官方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报道主要集中于大会召开、技术创新以及如何更好讲述西藏故事等内容。 第二类是部分港澳台媒体，例如《南华早报》、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台湾《风传媒》等。 第三类是国际友中小众媒体，散布于欧洲、亚洲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报道大多属于活动简讯，而未展开深入讨论。 换句话说，目前的传播基本仍停留在既有圈层内部，而国际主流公共舆论场尚未回应。 报道本次大会的媒体中，《南华早报》是最具国际传播价值的媒体之一，其报道有助于信息突破中文圈，触达更多全球读者。...
加拿大智库：中国改变涉台叙事策略
近年来，国际社会围绕台湾问题的叙事竞争持续升温。2026年6月，加拿大蒙特利尔全球安全研究所（Montreal Institute for Global Security，MIGS）发布报告《Guarding the G7: Countering Beijing’s Interference Operations》（《守护七国集团：应对北京的干预行动》），其中专门讨论了中国涉台传播策略的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6月15日 报告认为，不同于过去直接阐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传播中更加重视议题框架和认知环境的塑造。这一判断引发了国际战略传播研究领域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反映的是加拿大智库对中国传播活动的分析框架，其结论并不代表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但为观察当前国际叙事竞争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 一、从立场传播到框架塑造 根据MIGS报告的分析，中国涉台传播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变化。 报告认为，过去相关传播活动往往围绕历史、主权、统一等议题展开，立场表达较为明确；现在，传播内容越来越多地强调台海局势的复杂性、地区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冲突可能带来的风险。报告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中立化叙事”（neutralization narrative）。 按照报告的解释，这种传播方式并不一定试图说服外部社会接受某一特定政治立场，而是通过强调风险、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引导外部受众对台湾问题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实际上涉及一种常见的传播策略转变：从直接说服（persuasion）转向框架建构（framing）。传播的重点不再只是提供某种答案，而是影响人们理解问题的方式。本质上这正是西方战略传播理论的精髓。 二、国际传播进入“认知竞争”阶段 MIGS报告将这一变化放在更广泛的国际竞争背景下进行分析。...
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难以全面了解国际形势？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4日 国际形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中国社会。 中美关系、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台海局势、全球产业链重组、人工智能竞争……这些国际议题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 然而，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公众对国际形势的了解究竟有多全面？ 这里所说的国际形势，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环境、国家间关系以及重大国际事件的发展趋势。 本文并不讨论公众是否掌握国际法、外交学或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讨论普通人是否具备专业分析能力。 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公众能否获得足量、优质、多元的信息？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认知局限就不是个人能力问题，而是信息结构问题。 一、国际形势认知首先取决于信息来源 任何人对国际事务的理解，都建立在信息基础之上。 认知的高度不仅取决于思考能力，还取决于信息视野。当人们看到的只是现实的一部分时，对整体局势的理解自然会受到限制。 问题在于，国际政治本身距离普通公众非常遥远。 绝大多数人无法亲自接触外国政府，无法参与国际谈判，无法了解外交决策过程，更无法掌握各国真实战略意图。 因此，人们对于国际形势的认知，几乎完全依赖各种传播系统，而所有传播系统都是过滤系统。 二、大众传媒是第一层过滤系统 国际社会每天发生的大量事件，不可能全部进入新闻报道。 媒体必须进行筛选：哪些新闻值得报道？哪些新闻值得放在头版？哪些内容需要重点解读？哪些信息可以忽略？ 这些选择决定了公众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 公众面对的并不是完整的国际现实，而是媒体选择后的国际现实。 不同国家媒体的选择标准并不相同。 同一国际事件，美国媒体、中国媒体、英国媒体、俄罗斯媒体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叙事框架。 因此，人们看到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经过解释后的版本。...
为什么国际传播改革难以推进？中国的制度困境
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经历持续扩展与结构性调整，但在制度激励、宣传思维与组织惯性共同作用下，改革往往呈现出“可见推进与深层滞后并存”的复杂状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近年来，中国对国际传播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机构到高校智库，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组织，各类国际传播项目、平台和队伍快速发展。相关投入不可谓不大，参与人数不可谓不多，组织体系也日趋完善。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投入持续增加，改革呼声不断出现，但国际传播领域的许多深层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从业者其实已经意识到某些做法需要调整，也知道国际传播与国内宣传存在明显差异，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却往往难以推动。 这意味着，问题可能并不仅仅出在传播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际传播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或许更多来自制度与组织结构层面。 一、不是看不到问题，而是不愿承担风险 许多人习惯把改革困难归因于认知不足，但在国际传播领域，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随着全球传播环境变化，传统国际传播模式面临的局限越来越明显：海外受众结构在变化，媒体生态在变化，传播平台在变化，信息接收方式也在变化。 对于这些趋势，很多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并非没有认识。 问题在于，认识到问题与推动改革是两回事。 在现有组织运行逻辑下，改革意味着不确定性，而维持现状往往意味着安全。 如果主动推动创新，尝试新的传播机制、新的评价体系或新的工作模式，一旦效果不理想，责任往往会具体落到个人身上。 相反，如果沿用既有做法，即使效果有限，因是照章办事，大家都在这样做，责任风险会被组织体系分散和吸收，很难追究到具体个人。 于是，一种理性的组织选择便出现了： 不改革未必有功，但通常不会有过，而一旦改革不理想，有可能会被追责。 在这样的激励结构下，改革动力自然会受到影响。 二、宣传思维与国际传播逻辑之间的张力 中国国际传播改革面临的另一个深层挑战，是宣传思维与国际传播逻辑之间长期存在的张力。 这里所说的宣传思维，并非贬义概念，也不是针对机构、群体甚至国家的批评。...
文章推介
Why Do Research Outputs Surge After Becoming a Dean?
When academic output appears to rise in tandem with administrative rank, what...
理解世界的七把钥匙：现代人应具备的认知素养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7日 今天，人类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 打开手机，世界各地的新闻扑面而来；社交媒体上，各种观点此起彼伏；人工智能又进一步降低了信息获取的门槛。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人误以为，只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就能够理解世界。 事实上，问题恰恰相反：接触的信息越多，可能离事实与真相越远。 当信息越来越丰富时，真正稀缺的往往不是信息，而是理解信息的能力。 国际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球舆论空间不断重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公众需要的不仅是知识积累，更需要一套理解世界的认知框架。 如果要构建一个面向大众的“国际认知启蒙”体系，那么至少应包括以下七个维度。 一、区分事实、观点与解释 许多人接触国际新闻时，习惯把看到的内容直接当作事实。实际上，我们接触到的信息通常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层是事实；第二层是对事实的解释；第三层是基于解释形成的观点。 例如，同一个国际事件，不同媒体报道的事实可能大体一致，但解释方式却截然不同，最终形成完全不同的舆论效果。 因此，国际认知启蒙的第一步，就是培养事实识别能力。一个成熟的信息接受者，不仅要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要能够辨别哪些属于事实，哪些属于推测，哪些属于价值判断。这是独立思考的起点。...
美国禁止驻华政府人员与中国人恋爱或有性关系
文/陈语柔 美联社消息：美国政府已禁止在中国的政府人员及其家属，以及持有安全许可的承包商与中国公民谈恋爱或发生性关系。 四位匿名知情人告诉美联社，美国前驻华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今年1月离开中国前开始实施这项新规定。 尽管此前美国机构已经制定了相关禁令——这被称为”禁止亲密交往“政策，但“冷战”结束后并没有公开报道。美联社线人透露，去年有美国议员联系伯恩斯，表达对相关限制措施不够严格的担忧。 美国这一政策体现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个人层面的渗透，而笔者关心的是，这会在外交、社会等领域引发连锁反应吗？美中关系何时会触底？
日本重新定义“中国威胁”：双边关系将更难缓和
当中国被置于“系统性威胁”框架中时，中日关系将更容易被结构化和固化，短期摩擦更难缓和，关系整体趋向稳定但弹性下降。 文/毕研韬 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概念的变化往往先于政策的变化。当一个国家不再被单独分析，而是被置于一组关系网络之中，其“威胁”属性也随之发生转型。日本近年来对中国的安全认知，正体现出这样一种深层转变。 从一份报告看认知框架的变化 2026年，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日本防卫研究所以日文、中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发布《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6》（China Security Report 2026）。该报告主题是Imbalanced Partnerships: China, Russia, and...
如台海开战，两岸谁能打赢国际舆论战？美国AI的研判
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必然会出现一个隐形的战争——国际舆论战，届时，北京和台北谁能打赢国际舆论战。以下是ChatGPT的研判，本人基本认同。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2日 现代战争已经不只是武器装备的竞争，也是信息、叙事和认知的竞争。 俄乌冲突表明，国际社会如何理解冲突、如何判断责任、如何形成政策支持，都会影响战争的走向。 因此，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两岸谁可能赢得国际舆论竞争？ 一、战争初期，谁定义事件，谁就可能占据传播优势 战争发生后，国际社会首先面对的不是完整事实，而是各种解释框架。 人们会追问：冲突是谁造成的？冲突性质是什么？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谁？ 这些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叙事战。 现代传播理论认为，人们并不是简单接受信息，而是在已有认知框架中理解信息。 因此，战争初期最重要的竞争之一，就是争夺事件解释权。...
毕研韬民族宗教相关研究部分成果一览表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资料截至2026年5月20日 一、报刊论文 1.毕研韬.“西藏事件与国际舆论引导”[J].《青年记者》,2008(9):64-65.已被12篇期刊论文、1篇博士论文、6篇硕士论文、1篇会议论文引用。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引用。 2.毕研韬.“西藏危机与传播策略”[J].[香港]《传媒透视》，2008年5月号第5-7页 3.毕研韬.“就‘大西藏’专访桑东仁波切”[J].【美国】《北京之春》，2010年2月号 4.毕研韬.“西方人怎样解读西藏——专访旅居瑞典的作家茉莉”[J].【美国】《北京之春》，2010年10月号，第67-71页 5.杨洁、毕研韬.“黎族女装的表意原则”[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72-174 6.毕研韬.就“大西藏”专访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载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间道路”的本质、历程及其成果》，2012年3月26日 7.Bi Yantao. “Writt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