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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欧盟在华形象困境:政策信号分裂与公众认知模糊

在多重政策信号与分散叙事的交互影响下,欧盟在华形象正逐渐演变为一种“可见却难以识别”的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表 在当下国际传播结构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欧盟在中国的整体形象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状态:并非缺席,而是难以被清晰识别。围绕这一现象,已有的调查数据与研究虽不系统,但所指向的趋势具有一致性——欧盟在中国公众认知中的“模糊化”,正在从个体感受转变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传播结果。 一、民调与经验数据:认知存在,但难以稳定成型 从可获得数据看,中国公众对欧盟的认知呈现出一种“低清晰度”的稳定状态。 首先,在跨国舆论调查中,欧盟始终未能形成类似美国那样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国家形象。以Pew Research Center的相关研究为例,中国受访者通常对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持较为正面的评价,但当问题转向“欧盟整体”时,认知明显趋于模糊。这表明,在认知结构中,“欧盟作为整体”的形象并未完成有效整合。 其次,从欧盟自身的调查体系来看,其对外认知的持续跟踪明显不足。“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长期聚焦成员国内部认同,对外受众(包括中国公众)的系统性数据极为有限。这种“对内强、对外弱”的认知测量结构,使欧盟难以及时掌握其在中国的形象变化。 再次,一些面向企业与精英群体的调查提供了更具体的侧面证据。“中国欧盟商会”在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社会对欧盟的认知“存在但不具体”,政策信号“复杂且难以解读”。即便是在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群体中,欧盟也缺乏一个稳定、可识别的整体形象。 二、问题的性质:从“传播不足”到“结构性失焦” 深层的症结在于:欧盟对华传播缺乏一个能够整合信息的结构性框架。 在实际传播环境中,关于欧盟的信息并不稀缺。然而,这些信息往往呈现出高度离散的状态,难以在受众认知中形成稳定的意义结构。 从传播机制看,这种“失焦”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信息输入缺乏统一编码。不同来源的信息在价值取向、政策立场和表达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使受众难以将其归入同一解释框架。例如,一方面是合作与开放的叙事,另一方面则是风险与限制的表述,这些信号在没有解释机制的情况下被同时接收,容易导致认知冲突。 其二,叙事缺乏中心节点。在国家传播中,通常存在一个相对明确的“叙事中心”,负责整合对外信息并提供解释路径。而欧盟在中国的传播中,这一中心并不明显。来自不同机构、成员国以及媒体渠道的信息并行存在,但缺乏有效协调,导致整体叙事呈现碎片化特征。 其三,受众缺乏稳定参照系。对于中国公众而言,“欧盟”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也不同于一般国际组织,其制度复杂性本身就提高了认知门槛。在缺乏持续解释的情况下,受众更倾向于以已有认知(如具体国家形象)替代对欧盟整体的理解,从而进一步削弱其独立形象。 在这一意义上,欧盟在华形象困境,本质上是一种传播结构与认知结构之间的错位。 三、政策信号分裂:多重定位的传播效应 这一结构性问题,在欧盟对华政策的表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近年来,欧盟在官方文件中将中国同时界定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与体制性对手。这一多重定位在政策层面具有现实基础,但在传播层面却产生了明显的“信号分裂”。 具体来看,在气候变化、贸易与投资等议题上,欧盟持续释放合作信号;在技术、数据与产业安全等领域,则不断强化风险与防范的叙事。例如,一方面推进经贸对话机制,另一方面又加强对数字平台和关键技术领域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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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关于降低海南自贸港国际互联网接入成本的建议

建议人:毕研韬 摘要: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国际互联网接入成为国际舆论与市场观察的焦点之一。国际互联网接入的可及性、成本水平与制度稳定性,已被视为检验海南营商环境甚至制度开放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鉴于此,建议海南采纳“信息高速公路”理念,把国际互联网接入视为建设“海南信息高速公路”的关键举措、优化海南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为此,建议海南采取更加大胆的普惠性措施。 一、国际互联网接入是海南自贸港的“关键变量”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互联网接入已不再是单纯的通信技术问题,而是深度嵌入跨境贸易、数字服务、科技创新、人文交流与国际协作的基础性制度条件。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大力推动建设高速、广泛的数字网络,使信息可以像高速公路上的车辆一样快速流通,从而推动经济、教育、政府和社会服务的发展。 对于以“高水平开放”为目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信息跨境流动的效率与成本直接决定其在全球要素配置体系中的位置。封关运作后,国际社会与市场主体对海南自贸港的关注焦点,已从“是否封关”转向“是否真正便利”。在这一语境下,国际互联网接入的价格、可获得性与制度透明度(可信赖性),已成为外界衡量海南自贸港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制度探索已启动,但存在诸多问题 海南已通过海南国际数据综合服务中心(HIDCSC)等机构,为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提供有限度的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包括移动端Global Connect等方案。相关政策标志着重要的制度突破,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但从执行层面看,目前存在较多问题。 2025年12月18日《德国之声》就海南封关发表文章称,据包括台湾《风传媒》在内的媒体报道,“虽然海南已为岛内企业开放了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但部分初创企业反映,目前仍存在‘费用高昂、流程复杂、访问受限’等问题,实际体验尚待优化”。[1]2025年12月30日,印度ChiniMandi(一家面向全球甘蔗糖行业的新闻与信息平台)发表专门文章报道海南国际互联网举措。文章指,海南的“互联网审查依然存在”“尚未实现不受限制的互联网接入”。该文称,“分析人士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依然缺位”。[2]《亚洲技术快讯》同样认为,海南的互联网接入仍然高度受控,难以被视为中国互联网治理逻辑的根本性改变。[3] 具言之,海南的国际互联网接入存在如下问题: (一)接入对象具有明显选择性。目前政策主要面向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国际观察者称之为“白名单制”),而外国游客、到海南出差的国际公司员工、外国自由职业者、科研与内容创作者尚未被纳入。 (二)审批周期较长。据香港《南华早报》[4]报道,海南的这项业务审批可能长达5个月,这在跨境数字业务中意味着显著的不确定性成本。...

亚洲

2025年中国彩电销量降至近十年新低

奥维云网(AVC)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彩电零售量仅为2763万台,同比下滑10.4%,创下近十年来的最低纪录。洛图科技(RUNTO)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市场品牌整机出货量为3289.5万台,同比下滑8.5%,创下近16年来的市场新低。在多重因素叠加共振下,中国彩电行业已全面进入存量博弈阶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8日发布 一、根本原因:内容吸引力下降,电视价值空心化 如果说智能设备普及是“外患”,那么最致命的内因是电视内容吸引力下降,这让大量高价值用户主动远离电视机。一位专业人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家不喜欢看电视的主要原因不是硬件问题,而是“内容服务没有吸引力”。 如今,很多精英家庭的客厅已经不再以电视机为中心,电视墙正在从家庭标配变为可选配置。2025年,“去客厅化”成为热门装修趋势,书墙、长桌办公区、亲子活动区取代了传统的电视背景墙。这是因为人们对电视播出内容缺乏期待——与其被推送同质化的影视剧和说教式的新闻,不如自主选择海内外流媒体服务,掌握内容控制权。 二、直接诱因:用户体验崩塌,消费者用脚投票 在内容吸引力下降的同时,电视产品的使用体验更是雪上加霜。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报告显示,现在全国电视机平均开机率仅为30.2%,创下近十年新低。回想2016年,开机率尚有70%,十年间电视在家庭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具体看,消费痛点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开机先看广告”:智能电视开机广告已成行业标配,30秒算“良心”,1分钟才是常态,最长可达86秒。二是“套娃式收费”:想看热门剧集需充多个平台会员,年费合计超过2000元。三是“操作如走迷宫”:两套遥控器、复杂的层级菜单,老人小孩直呼不会用,年轻人也嫌麻烦。一位网友的吐槽精准概括了这种体验:“开机看电视堪比走迷宫,谁知道出口在哪?中间还有广告、会员,烦不胜烦”。艾媒调研数据显示,仅15.27%的用户每周开电视超过6次,25.57%的用户每周仅开1次甚至更少。 三、竞争替代:移动端全面挤压电视生存空间 洛图科技明确指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相关数字娱乐产品正逐步取代电视在家庭娱乐场景中的核心地位。人均每日手机使用时长已超过4小时,而电视观看时长跌破1.2小时。年轻人群体中,73.6%优先选择手机娱乐,仅5.3%通过电视看直播。有线电视的用户也在持续流失,德勤报告显示,Z世代有23%、千禧一代有18%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取消有线或卫星电视订阅——核心原因正是“别人播什么我们看什么”的模式已与用户的本能需求相悖。短视频、微短剧这种“短平快”的内容形态,更精准地捕捉了现代碎片化的时间,电视动辄五、六十集的传统剧集模式已被用户主动抛弃。 四、短期冲击:宏观环境叠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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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ssion of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Promoting Understanding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Advancing World Peace through Cognitive Mediation By...

亚洲

台海真正的危机,是人们越来越相信战争不可避免

人们讨论台海风险时,通常更关注军事力量、战略部署与外部变量。但是在更深层的结构中,战争是否发生,越来越取决于它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具体行为本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一、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起点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军事力量的对抗问题,更是认知结构与解释框架的竞争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保卫和平之屏障亦须于人之思想中建立。”这一判断意味着,冲突首先生成于观念与认知之中。 从这一视角看,台海问题的风险结构正在发生一种隐性转变:从对行为本身的关注,逐步转向对行为如何被解释与定义的关注。 传统分析多聚焦于军事力量对比、战略部署变化以及外部介入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冲突发生的物质与结构条件。 但在复杂互动环境中,同一行为在不同认知框架下可能被完全不同地定义,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本身,正在成为影响局势演化的关键变量。 二、从行为冲突到解释冲突 在冲突演化过程中,真正决定是否升级为战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具体行为的发生,而是该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 在不同解释结构下,同一军事或政治动作,可能被视为威慑、试探、误判或直接敌对信号。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影响各方对局势的判断,并进一步影响是否采取升级性行动。...

亚洲

毕研韬:佛教外交的幕后较量

2026年4月4日更新 在普通人眼里,佛教只是一种教人向善、求生极乐的宗教信仰,但在战略家看来,佛教却是一个公共外交平台,是一种珍贵的软实力资源。印度前外交秘书长斯里尼瓦桑曾说:“在亚洲,佛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是软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佛教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全球佛教徒最多的十个国家都在亚洲,这些国家的佛教徒已占全球佛教人口的95%。所以,通过举办佛教集会、投资寺庙建设、展示佛教圣物等方式,向亚洲国家展示对佛教的尊重,对提升国家吸引力和影响力颇有助益。 近年来,亚洲国家中实力上升较快的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纷纷借助佛教平台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而在那些更具战略价值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都投入了不少资源。国际观察者认为,中印两国在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外交竞争尤其激烈。甚至有西方媒体夸大其词,宣称中印之间展开了争夺佛陀的战争。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都想展示与佛教的历史渊源。 印度政府认为,中国试图把印度刻画成东南亚的“局外人”,于是印度决定启用古老的佛教资源进行反击。为强调其佛教起源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佛教的尊重,印度举办了世界佛教大会、组织全球佛教徒集会、强化佛教研究与交流。今年2月中旬,印度外交部发布了纪录片《藏传佛教的印度起源》,某视频网站介绍说,这是印度公共外交的新尝试。印度以此提示让东南亚国家:印度绝非本地区的不速之客,而是与亚洲国家共享数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能被拒于地区安排之外。 2011年10月,中国宣布投资30亿美元开发尼泊尔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印度认为,中国此举是想进一步影响尼泊尔。于是几个月之后,印度就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全球性佛教徒集会,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印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中主任米任拉分析说,“北京想成为选择达赖喇嘛继承人的唯一权威,印度此举就是要打乱中国的这一计划。” 在印度看来,合理调控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中国的佛教外交。美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客们会见达赖喇嘛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效果。对内可讨好部分势力,争取更多选票;对外既可彰显普世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同时又能适度敲打中国,收到制衡之效。日本的动机与美国大同小异。可见,虽然都在探索佛教外交,但各国动机不尽相同。有评者指出,倘若中印两国能在保护佛教方面联手,这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人类都是莫大的贡献。笔者祈望此愿成真。

亚洲

Who Decides Taiwan’s Future? — The Real Clash Between Two Logics

The debate over Taiwan’s future appears, on the surface, to concern “w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