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人:毕研韬 摘要: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国际互联网接入成为国际舆论与市场观察的焦点之一。国际互联网接入的可及性、成本水平与制度稳定性,已被视为检验海南营商环境甚至制度开放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鉴于此,建议海南采纳“信息高速公路”理念,把国际互联网接入视为建设“海南信息高速公路”的关键举措、优化海南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为此,建议海南采取更加大胆的普惠性措施。 一、国际互联网接入是海南自贸港的“关键变量”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互联网接入已不再是单纯的通信技术问题,而是深度嵌入跨境贸易、数字服务、科技创新、人文交流与国际协作的基础性制度条件。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大力推动建设高速、广泛的数字网络,使信息可以像高速公路上的车辆一样快速流通,从而推动经济、教育、政府和社会服务的发展。 对于以“高水平开放”为目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信息跨境流动的效率与成本直接决定其在全球要素配置体系中的位置。封关运作后,国际社会与市场主体对海南自贸港的关注焦点,已从“是否封关”转向“是否真正便利”。在这一语境下,国际互联网接入的价格、可获得性与制度透明度(可信赖性),已成为外界衡量海南自贸港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制度探索已启动,但存在诸多问题 海南已通过海南国际数据综合服务中心(HIDCSC)等机构,为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提供有限度的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包括移动端Global Connect等方案。相关政策标志着重要的制度突破,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但从执行层面看,目前存在较多问题。 2025年12月18日《德国之声》就海南封关发表文章称,据包括台湾《风传媒》在内的媒体报道,“虽然海南已为岛内企业开放了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但部分初创企业反映,目前仍存在‘费用高昂、流程复杂、访问受限’等问题,实际体验尚待优化”。[1]2025年12月30日,印度ChiniMandi(一家面向全球甘蔗糖行业的新闻与信息平台)发表专门文章报道海南国际互联网举措。文章指,海南的“互联网审查依然存在”“尚未实现不受限制的互联网接入”。该文称,“分析人士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依然缺位”。[2]《亚洲技术快讯》同样认为,海南的互联网接入仍然高度受控,难以被视为中国互联网治理逻辑的根本性改变。[3] 具言之,海南的国际互联网接入存在如下问题: (一)接入对象具有明显选择性。目前政策主要面向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国际观察者称之为“白名单制”),而外国游客、到海南出差的国际公司员工、外国自由职业者、科研与内容创作者尚未被纳入。 (二)审批周期较长。据香港《南华早报》[4]报道,海南的这项业务审批可能长达5个月,这在跨境数字业务中意味着显著的不确定性成本。 (三)基础接入价格偏高。当前公开的基础方案为5Mbps1500元/月,10Mbps 3000元/月。请注意:政策规定一条线路只能用于特定一个国家,而不是这条国际链接可同时用于多个国家。如要联系更多国家,就要同时申请多条线路,这样运营成本实在太高,所以有海外网友惊叹“比黄金还贵”。[5]还有评论称:海南把跨境数据服务变成了“奢侈品”,限制了中小企业的海外沟通与发展空间。[6] (四)访问权限开放仍有限制。据《南华早报》[7]报道,虽然Google、Wikipedia、YouTube、X(原Twitter)和TikTok等可以访问,但一些网站仍将被禁止访问;海南国际数据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没有说明哪些类型的内容仍将被屏蔽。 (五)互联网开放仍受质疑。就目前资料看,尖锐质疑海南国际互联网接入的两家境外媒体《大纪元时报》与《唐人报》都具有法轮功背景,问题是有些专业平台(如印度的ChiniMandi)因不知情而引用法轮功媒体的信息,从而扩大了其影响力。当然,社交媒体上的质疑带有碎片化和情绪性。 三、国际舆论与市场反馈:审慎乐观中的结构性疑问 (一)主流媒体态度:肯定探索,但强调“有限性” 国际主流媒体与专业媒体在报道海南自贸港国际互联网政策时,整体基调偏向事实性与审慎解读,强调其“有限适用”“高度选择性”“尚待观察”等特征。这种叙事方式并非直接否定,而是在向国际读者传递一个隐含判断:海南在制度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距离“可广泛使用、可稳定预期”的国际数字枢纽仍有距离,与“高水平开放”的公开宣传不符。 (二)社交平台与专业社区的关注焦点 在X、Quora、V2EX等社交媒体上,相关讨论集中于以下问题: 1.海南的国际互联网接入是否“真正稳定、长期可用”; 2.高费用是否会成为“隐性门槛”;...
2026-07-07当排名成为唯一刻度,大学就只剩下“纸老虎”的影子。 文/林叙衡 一、争议的起点:排名真的等于实力吗? 近期,一家美国主流媒体发表评论文章,提出一个颇具冲击力的判断:中国高校在全球排名中的快速上升,并不必然等于真实的学术实力提升。标题虽尖锐,但其核心问题其实并不新鲜——大学排名是否能够真实反映一所大学的综合能力? 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多所高校在国际榜单中名次显著提升。这一现象主要得益于科研论文数量、引用率、国际合作比例和科研投入规模的大幅增长。在高度量化的评价体系中,这些指标可以迅速推动排名上升。 但评论者认为,排名指标本身存在结构偏向。它们更容易衡量数量,而难以评估原创思想、学术传统、制度弹性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成熟度。由此形成一种可能的错位:数据上升,未必等于思想突破。 二、数量增长与原创能力的区分 当前国际排名体系普遍依赖可量化指标。例如论文产出、被引频次、国际合作网络和科研经费规模。这些指标的确反映科研活跃度,却无法直接衡量理论原创性和思想引领能力。 评论文章的核心担忧在于:如果高校围绕这些指标进行资源配置,可能形成“数量驱动型发展模式”。短期内排名上升,但长期创新生态是否同步成熟,则存在不确定性。 必须指出,中国高校在科研基础设施、人才引进和资金投入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不在于进步是否真实,而在于排名是否足以代表全部实力。排名提供的是一个维度,而非全景图。 三、排名机制的结构漏洞 进一步看,大学排名本身具有显著差异。不同榜单权重不同,有的强调论文引用,有的强调声誉调查,有的强调国际化比例。这意味着高校可以根据自身优势选择更有利的评价体系参与。...
2026-02-16文/毕研韬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数次就中国与台海局势发表强硬表态,引发中日外交摩擦与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要理解高市“强硬路线”的底层逻辑,必须将其放入日本的内政结构、地区安全格局、美日同盟机制以及高市个人政治路径的多重框架中进行系统分析。只有在这些脉络之中,才能避免情绪化判断,并实事求是地揭示此类言论背后的结构性动力。 一、地区安全结构的变化:从“外围冲突”到“直接威胁”的认知转变 日本防卫省自《防卫白皮书2021》起便持续强调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发展、台海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可能对日本周边安全造成直接影响。2022年版白皮书首次将“台湾稳定”列为“日本安全不可或缺”,并指出台海一旦发生武力冲突,“可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产生重大影响”。这些表述均为公开、可查证的内容。 高市的发言本质上是对白皮书既有判断的进一步政治化表达:即把可能的台海危机从“区域事件”提升为“日本自身的生存风险”。这种“安全化”话语符合哥本哈根学派所谓 securitization的分析框架——通过言语把某议题定义为生存威胁,使政府获得更多动员空间。 换言之,高市的强硬言论并非孤立的个人态度,而是对日本官方安全评估的一种更激进的政治呈现。 二、美日同盟机制的结构性压力:对美国的“可信承诺”展示 近年来,美日同盟在东亚的功能愈加突出。2023年、2024年的美日“2+2”会谈文件均明确提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共同立场,强调双方将“提升一体化威慑与应对能力”。这一合作框架要求日本在关键地缘议题上与美国保持高度协调。 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若强调“台海事态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其效果之一即是向美国展示“日本不会在关键时刻退缩”。这种表态不仅是地缘政治需要,更是同盟互动的信号机制:美国期望日本强化防卫能力,以分担地区压力,日本则通过高调表态争取更明确的美国安全承诺。 这种双向互动在同盟体系中是常见现象。高市的言论因此具有“向盟友展示责任”的功能,并非单纯情绪性表达。 三、国内政治逻辑:保守派路线的延续与首相权威建构...
2025-11-20“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2025-08-09By Lin Zhaoyuan In China, the academic reputation of universities no longer...
2025-07-30首届“边疆国际传播论坛暨学术论文工作坊”近日在云南大学举行。会议期间,“边疆国际传播研究联盟”发起成立,并发布《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倡议》。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9月21日 倡议由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与社会》编辑部发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等22所高校、研究机构共同发起。 《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倡议》提出,相关研究应立足中国边疆,面向周边国家,联通全球传播网络,推动研究从个案描述走向理论建构,从单向传播研究拓展至跨境关系、文化转译、平台传播和日常交往研究。倡议强调,应加强对周边国家政治社会环境、媒体生态、受众需求和舆论结构的研究,推动中国边疆经验进入国际学术对话。
2026-09-21文/唐摩崖 1月20日,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大模型赋能国际传播论坛”在该校赛罕校区顺利举行,论坛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芸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秀军、中国应急管理学会舆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学刚、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受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毕研韬的发言题目是“大变局时代国际传播学者的使命”。他指出,从学科本质看,传播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现实导向的应用学科,其问题意识源自战争、竞选政治与社会治理等具体实践场景。然而,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步演变为一个以理论自洽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减弱,学科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解释力和干预力也随之下降。 毕研韬提出,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国际传播亟需回归其应用理性。国际传播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单向的对外信息输出,也不应仅停留在概念化、规范化的理论探讨层面,而应成为连接现实约束、认知结构与政策判断的重要解释机制,发挥认知校准的功能。 他进一步指出,国际传播是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一体化运作。对内传播在帮助社会理解真实外部环境、修正想象性叙事、防止基于错误认知做出判断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忽视对内传播,容易导致国际传播陷入“沟通越多,隔阂越大”的结构性困境(学界称之为“不可沟通性”)。 在论述国际传播的核心责任时,毕研韬指出,在高度相互依赖却普遍缺乏互信的国际体系中,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并非分歧本身,而是由错误认知驱动的决策失误。国际传播在此意义上应被视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其首要目标并非争取认同,而是确保国家行为被理解为在现实条件下“本来是什么”,而非被情绪化、道德化的叙事所扭曲。 毕研韬同时强调,国际传播还肩负着维持跨文明跨制度可沟通性的责任。分歧可以存在,但沟通结构不能崩塌;争论可以持续,但解释机制必须加强。国际传播的底线是降低误判发生的概率,防止世界滑向彼此不可理解的状态。 毕教授认为,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生产与分发、信息严重超载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技术应用与专业规范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强化证据意识、专业克制与判断边界,为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公共认知提供稳定支撑。 内蒙古日报社副总编辑白春、实践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赵双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国际部主任宝力格、内蒙古日报社草原云全媒体传播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春等来自业界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各自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思考。 论坛从时代变革与学科责任的交汇点出发,为“真相崩塌”时代国际传播研究的方向调整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2026-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