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
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
导语：中国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并非没有精神世界。他们的信仰，是世俗伦理、家族责任与现实关怀的混合体。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全球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大国之一。与美国、中东、拉美等高度宗教化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中的正式宗教信仰人口比例明显偏低。虽然统计口径不同，不同机构的数据有所差异，但核心结论高度一致：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具有明确、稳定、制度化的宗教身份。 然而，“没有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精神世界”。事实上，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结构：它既不同于西方一神教社会，也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无信仰社会，而是一种以世俗伦理、家族文化与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文明体系。 一、数据共识：中国是全球“无宗教身份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中国官方、学界研究与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看，中国社会的“无正式宗教信仰”特征十分明显。 1.官方数据：约86%人口无正式宗教身份 2018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指出，中国信教公民约2亿人。当时中国总人口约13.9亿，这意味着具有正式宗教身份的人口约占14%，无宗教信仰人口约占86%。 官方统计主要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其中伊斯兰教信众约2000万人，基督教（新教）约3800万人，天主教约600万人。 这一统计口径相对严格，主要基于合法登记宗教场所与制度化宗教活动，并不包含大量民间信仰、文化性宗教参与者以及非正式宗教网络。因此，它属于“保守统计”。 2.中国学界调查：73.56%无宗教信仰 北京大学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则呈现出稍微不同的结果。CFPS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全国社会调查之一。 根据CFPS 2012年调查数据，89.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只有10%的人宣称有宗教信仰，其中佛教认同者约6.7%，基督教约1.9%，伊斯兰教约0.5%。2012年的调查采用“宗派本位”测量方式——直接询问受访者“属于什么宗教”，选项包含五大宗教，不包括民间信仰与祖先崇拜。然而，这种以宗派归属为基础的测量方式可能低估中国人的宗教实践。 2014年CFPS改用“神灵本位”测量方法，询问受访者“信什么”而非“属于什么宗教”，并纳入了祖先崇拜、偶尔拜佛、民间信仰等选项。即使以这一更宽泛的标准测量，仍有73.56%的人表示“不信任何神或祖先”。考虑到CFPS抽样范围不含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等穆斯林和藏传佛教徒集中区域，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比例可能在数据中有所低估。 总体而言，CFPS各轮次调查的结果虽在具体数字上略有差异，但其核心结论高度一致：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持有明确、制度化的宗教身份。 3.国际机构数据：Pew与Gallup的结论 国际研究机构的数据同样显示，中国是全球“无宗教身份人口”最集中的国家。 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3年有关中国宗教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约90%人口不具有明确宗教归属；佛教认同者约占5%；基督教约2%-3%；伊斯兰教约1.5%。 与此同时，Gallup...
为什么产生“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为什么要打击“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涉及社会稳定、国际关系与人权保障。 文 / 毕研韬 “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是一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非理性恐惧、偏见与敌意，往往伴随着歧视、污名化乃至暴力行为。 一、“伊斯兰恐惧”产生的原因 任何社会偏见都有其形成的历史土壤和现实诱因，“伊斯兰恐惧”也不例外。它既受历史叙事的塑造，也受现实事件与传播机制的推动。 历史与地缘政治的惯性从十字军东征到殖民扩张，再到冷战后的局部冲突，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文明冲突”的叙事框架。这种历史记忆在媒体与政治话语中不断被唤起，使部分人倾向于将当代冲突部分归因于宗教差异。 恐怖主义事件的冲击2001年的“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使“伊斯兰=恐怖”的刻板印象在部分社会根深蒂固。虽然恐怖主义只是极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却被泛化为整个伊斯兰教的标签。 媒体与政治的放大效应部分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以暴力冲突作为报道焦点，缺乏对伊斯兰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呈现。某些政治人物则利用“他者化”策略，将穆斯林群体塑造成安全威胁，以谋取选票或转移国内矛盾。 社会心理与经济压力在经济下行、就业紧张的时期，移民与少数族裔往往成为“替罪羊”。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则进一步放大了仇恨与恐惧的回音效应。 阶层与观念的固化偏见社会上有些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怀有偏见。这些偏见混合了文化隔阂、价值排斥与情绪化反应。一旦形成这种固化观念，就会在日常交流、舆论表达甚至政策倾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行为和判断。 二、为什么要打击“伊斯兰恐惧”？ 如果放任“伊斯兰恐惧”滋长，不仅会伤害个体，还会动摇社会与国际秩序的根基。 维护人权与法律尊严“伊斯兰恐惧”的本质是宗教歧视，直接侵犯信仰自由和平等权利，而对任何宗教群体的污名化都会动摇法治社会的基础。 保障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长期的敌意会导致社会撕裂，增加仇恨与犯罪的风险，甚至推动被边缘化群体的激进化。打击“伊斯兰恐惧”，有助于防止暴力循环，从根本上降低安全威胁。 促进国际关系与文化交流全球穆斯林人口超过二十亿，分布在世界各大洲。任何国家若被贴上系统性歧视穆斯林的标签，都会在外交、贸易、旅游及文化交流中付出代价。 推动正确认知与舆论环境去除“伊斯兰=威胁”的刻板印象，有助于公众以更全面的视角理解伊斯兰文明，促进媒体呈现更平衡的叙事。 三、怎样打击“伊斯兰恐惧”？ 打击伊斯兰恐惧不是一蹴而就的任务，而是一项需要法律、教育、传播与社会参与多方合力的长期工程。 健全法律与制度完善反歧视立法，将宗教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纳入法律惩处范围。鼓励政府、媒体与民间组织合作，建立舆情监测和快速反应机制。 加强教育与文化交流在教育体系和公共媒体中引入更多关于伊斯兰历史、文化和社会贡献的内容。鼓励跨宗教、跨文化的对话项目，减少陌生感与误解。 改进媒体与传播策略倡导平衡报道，避免用个别极端事件代表整个宗教群体；在国际传播中呈现穆斯林社会的多样性与建设性角色。...
文章推介
Remembrance: Professor Bi Yantao’s Meeting with the 17th Karmapa Ogyen Trinley Dorje
On October 20, 2015, Professor Bi Yantao met with the 17th Karmapa...
收复台湾之后，北京将面临新一轮“大考”
台湾问题如果以某种方式解决，将不仅改变两岸关系，也可能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要事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但需要认识到，统一不是历史进程的终点，而是新的战略阶段的开始。北京需要面对国际社会重新定位、两岸社会整合、国家形象重塑、地区安全结构调整以及国际秩序解释权竞争等一系列新问题。 一、国际社会震荡与战略重新定位 台湾问题长期处于亚太安全体系的中心位置。一旦台湾问题解决，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重新定义对华战略。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将台湾问题视为地区安全体系的重要变量，并围绕台海稳定构建军事部署、联盟合作和政策框架。 如果台湾问题结束，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印太战略重点；日本需要重新思考西南方向安全政策；美国盟友体系需要寻找新的战略支点。 但是，台湾问题解决并不意味着大国竞争结束。 竞争可能从地缘安全领域进一步转向科技竞争、产业链竞争、国际规则竞争、全球治理模式竞争。 因此，台湾问题结束可能改变竞争方式，而不会消除竞争本身。 二、国际社会将围绕台湾问题形成新的叙事竞争...
中国海南大学研究生招生发生罕见“失误”
文/顾明川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在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环节出现严重操作失误，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与考生强烈不满，事件已引起海南省教育厅介入调查。截至4月17日，事件核心处理进展已明确，但校方仍未发布正式官方通报。 事件核心时间线与细节 4月8日：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开放，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启动美术与书法（135600）专业调剂工作，该专业本轮计划调剂名额仅为6个。 4月9日中午：学院通过研招网系统，向12名考生发送调剂复试通知，要求 4 小时内确认，并明确4月11日资格审查、4月12日正式复试。 4月9日-10日：12名考生全部确认复试资格，多人已连夜预订机票、高铁及酒店，跨越千里抵达海口，部分考生已入住学校附近酒店并加入学院官方复试群，提交审查材料。多名考生证实，学院曾多次电话确认考生能否按时到场。 4月10日深夜（复试前夕）：学院在复试群内紧急通知，因工作失误，此前发送的12份复试通知全部作废，单方面取消所有考生复试资格。学院初步解释为未严格执行“政治+英语合计不低于137分”的内部分数线，但该标准事前未公示。 4月11日晚：受害考生在社交平台集体发声，曝光遭遇，事件迅速发酵。考生反映，多次与学院沟通均获模糊回应，无明确解决方案。此时全国考研调剂系统已近关闭，考生错失其他调剂机会，面临“无学可上”困境。 4月13日：海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公开回应，确认事件确系学校方面原因，已介入并与校方沟通，将结合考生诉求推进解决方案。同日，海南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对媒体表示，问题 “已经处理”，涉事...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如何影响国家形象认知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凭借其“内部来源”与高冲突表达特征，往往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超比例的认知塑形作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4日发布 一、问题的结构：从个体叙事到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整体事实的直接投影，而是一个被不断筛选、编码与放大的认知结构。对于中国而言，海外异议叙事只是这一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往往具有较高的可见性与传播密度，从而在特定语境下产生超比例影响。 所谓“海外中国异议叙事”，通常指在境外公共空间中，由具有中国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所生产的、对中国政治与社会持批评或否定立场的表达。这些叙事进入国际传播系统后，并不会以“来源权重平均分布”的方式被吸收，而是依据传播机制进行再加权。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异议叙事”，而在于其如何被结构性放大，并参与重塑外部认知。 二、传播机制：为何少数声音具有高可见性 在现代国际传播体系中，异议叙事往往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这种优势来自多个相互叠加的机制。 首先是“内部证词效应”。来自中国内部或具有中国身份背景的批评声音，在外部受众那里通常被赋予更高可信度。其逻辑类似于信息学中的“来源可信度加权”，即内部来源被视为更具真实性证据。 其次是媒体选择机制。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更倾向选择具有冲突性、人物化和情绪张力的素材。系统性的结构信息（例如宏观数据、日常社会运行状态）传播成本较高，而个体化冲突叙事更容易形成新闻价值。 再次是平台传播机制。在算法驱动的信息分发环境中，高情绪强度内容往往获得更高曝光率。这使得具有强烈立场表达的异议叙事在传播链条中获得额外放大。 这些机制叠加后，形成一种结构性结果：少数高表达强度的叙事，占据了远超其数量比例的可见空间。...
太平洋岛国：海底光缆引发国际博弈
在碧波浩渺的太平洋深处，一场没有硝烟的科技争夺战正在上演。2023年9月，马绍尔群岛政府宣布暂停由中国企业参与的海底光缆项目，转而接受美国资助的替代方案。这个仅有5.8万人口的岛国，意外成为中美数字基建博弈的前沿阵地。 光缆背后的战略价值 太平洋现存59余条海底光缆中，其中73%经过岛国专属经济区。这些外层保护结构直径通常为20厘米左右的海底光缆，承担着全球约97.4%的国际互联网带宽传输。2023年澳大利亚资助的东密克尼西亚光缆项目（设计容量为18Tbps）与华为海洋参与的所罗门-悉尼光缆形成直接竞争，折射出数字时代的地缘政治新态势。 岛国的现实困境 技术依赖：瑙鲁、基里巴斯等岛国仍在使用卫星通信，与海底光缆相比，带宽差距达千倍级。环境威胁：2022年帕劳海域出现珊瑚白化现象，虽归因于海水温度升高，但海底光缆建设对生态的影响仍存争议。但学界尚未确认其与海底光缆施工有直接因果关系。债务风险：密克罗尼西亚联邦2021年接受的光缆贷款，相当于其GDP的6.2%。 大国的博弈手段 美国通过”蓝色太平洋伙伴”计划，承诺未来5年向南太投入6.05亿美元数字基建资金。2019-2023年援建太平洋岛国数据中心9个、海底光缆3条（含巴新-所罗门、所罗门-悉尼等）。澳大利亚2023年11月启动”太平洋数字连接”计划，并计划使用地震带规避路由设计型海底光缆。 岛民的智慧突围 有专家概念性建议，汤加可开发基于传统树皮布图案的网络安全协议；萨摩亚有可能与IBM合作试验区块链土地登记系统。所罗门群岛在最新光缆协议中明确要求：外资企业必须转让15%股权给本土公司，并将年度维护费的5%投入海洋生态基金。 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显示，太平洋岛国数字主权意识显著增强，2023年相关立法提案较2020年增长271%。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警示：”数字殖民主义正在通过基础设施控制重现历史霸权模式，我们必须警惕这一趋势。”这场海底光缆之争，正在重塑21世纪的太平洋权力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