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
高关注地区国际传播如何破局？对西藏、新疆与海南的思考
当一个地区长期处于国际聚光灯下，国际传播如何跨越既有认知鸿沟，形成可持续的理解与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3日 国际传播并非简单的信息输出，也不只是地方形象塑造。对于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外部认知较为复杂的地区，传播效能不仅取决于内容生产与渠道建设，更取决于制度实践能否被外部受众理解、观察和验证。 毕研韬在《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制度传播”概念，强调以制度逻辑替代单纯的信息输出。毕研韬、唐玥宸在《以法治创新和制度传播助力国际传播——海南自贸港信任叙事的构建逻辑》中进一步提出“法治—信任—传播”分析框架，探讨法治创新如何通过制度传播转化为国际信任资源。这一思路不仅适用于海南，也为理解西藏、新疆等高关注地区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一、高关注不等于高认同 国际关注度与国际认同度并非同一概念。一个地区受到广泛关注，并不意味着外部受众能够准确理解其发展状况、制度运行和社会生活。信息数量增加，也不必然带来认知改善。 高关注地区的国际传播面临一个共同挑战：外部受众往往通过既有叙事框架理解新信息；当新信息与既有认知不一致时，单纯增加信息供给未必能够改变判断。因此，传播不能只关注“我们说了什么”，还应研究“对方如何理解”“哪些事实可以核验”以及“认知差异为何持续存在”。 西藏、新疆与海南的具体情境并不相同。西藏涉及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等议题；新疆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文化传统及相关国际争议；海南自贸港则面临国际市场主体对规则透明度、政策稳定性和营商环境的持续关注。将三地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不是认定它们面临相同问题，而是考察不同情境下，制度实践如何转化为可理解、可验证的传播资源。 二、从形象叙事转向制度传播 毕研韬、唐玥宸的研究指出，法治能够通过规则明确、程序透明和运行稳定，为外部主体理解制度提供基础；可验证性则是制度实践与信任形成之间的重要环节。这意味着，国际传播不应止于展示发展成果，还应呈现成果如何形成、相关规则如何运行、实际效果如何检验。 海南应围绕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行政程序和数据治理等议题，提高制度信息的透明度与国际可读性，让市场主体能够依据公开规则判断经营环境，而不只是接收政策推介。 对西藏、新疆而言，制度传播同样可以延伸至公共服务、生态治理、文化遗产保护、就业和社会发展等领域。传播不仅需要展示成果，也应提供具体案例、公开资料和多元观察视角，使外部受众能够在事实基础上形成判断。对于存在争议的议题，更应区分事实、解释与价值判断，避免以单一叙事代替复杂现实。 制度传播并不意味着用制度介绍取代新闻报道、人物故事或文化交流，而是为这些传播形式提供更坚实的事实基础。形象可以通过叙事呈现，制度可信度则需要实践持续支撑。 三、从传播触达到信任积累 高关注地区国际传播的另一项挑战，是如何超越短期曝光，建立持续的理解与互动。传播量、阅读量和海外平台覆盖率能够反映信息触达，却不能直接证明外部受众的认知发生了变化。 为此，需要建立更具实质性的评估机制：受众是否理解相关制度的运行逻辑？传播内容是否能够被独立核验？不同信息来源是否相互印证？国际受众提出的问题是否得到及时回应？这些指标比单纯追求传播规模更有助于识别传播的真实效果。 同时，应推动传播主体多元化，适当引入企业、学术机构、文化组织、当地居民和国际合作伙伴的观察与经验。多元主体并不天然保证可信度，但有助于增加信息来源，拓展对话渠道，并为不同受众提供相互参照的认知依据。 结语 海南自贸港的制度传播研究，为高关注地区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值得检验的理论命题：传播效能不仅取决于表达能力，也取决于制度实践的可理解性、可验证性及其与外部认知环境的适配程度。 西藏、新疆与海南的传播实践不能简单复制同一套方案，但可以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如何使外部受众从接收信息走向理解事实，从观察表述走向核验实践。真正具有持续性的国际传播，不仅要提高国际可见度，更要使世界能够依据充分的信息理解它、判断它，并在开放交流中修正既有认识。 毕研韬为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唐玥宸为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士。 致...
AI越透明，为什么有时越不被信任？
生成式AI带来了一个反常识的难题：当传播者主动告知受众“这段内容由AI生成”，有时反而会削弱受众对传播者的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25日 2025年，奥利弗•席尔克（Oliver Schilke）与马丁•赖曼（Martin Reimann）在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刊发的研究，依托13项实验、4093名受试者的数据发现：在各类任务与职业场景中，主动披露AI使用情况的主体，总体获得的信任评价低于未披露主体。研究者认为，其中一项核心机制，是受众会重新评判传播者的合法性。 由此引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倘若透明会增加信任成本，我们是否仍应当要求传播者保持透明？ 一、AI披露为何会改变信任判断？ AI披露所改变的，不只是受众对技术的认知，更是受众评判传播者的逻辑。 当人们知晓内容有AI参与生成，便可能产生追问：这项工作究竟是谁实际完成？人的参与占比有多少？传播者是否承担了足够责任？这份内容究竟代表谁的立场？ 受众的关注点，便有可能从“内容本身是否可信” 转向“传播者本身是否值得信任”。 席尔克与赖曼的研究表明，这类信任下降并非单纯的“算法厌恶”。即便调整披露形式，或将AI披露设置为自愿或强制模式，信任损耗依旧存在；倘若AI的使用并非传播者主动披露，而是由第三方揭发，信任受损的程度会更为严重。 这揭示出一处关键差异：主动披露AI使用，可能造成即时信任下滑，但刻意隐瞒AI使用，会带来更大的长期信任风险。这正是AI透明度议题最值得研讨的核心。 二、选择“不披露”，问题是否会更加严重？ 设想一种极端情形：由于披露AI会降低信任，越来越多机构、媒体、企业与个人选择不予披露。 短期来看，他们或许可以规避AI披露带来的信任损失，但从长期视角，会催生更为复杂的后果。 受众所见内容看似为人类创作，实则越来越多地经由机器参与生产；受众无法分辨哪些内容经过AI生成、改写或筛选。...
把国际传播等同于对外宣传，就会令人反感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到高校，从企业到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国际传播实践。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值得警惕的误区依然存在：把国际传播简单理解为对外宣传。 这种理解看似合理，实际上却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许多国际受众并不会因为信息传递得更多而增加认同，反而可能因为感受到强烈的宣传色彩而产生抵触情绪。这正是“说服知识理论”所揭示的现象。 一、国际传播不等于对外宣传 在中国语境中，“宣传”通常是一个中性词，指传播理念、政策和信息，但在国际语境中，情况并非如此。 在英语世界中，“宣传”对应的propaganda一词长期带有明显的负面含义。对许多人来说，它往往意味着单向灌输、选择性表达、情绪操控，甚至认知控制。因此，一旦国际受众认为某种传播活动属于“宣传”，他们首先产生的往往不是兴趣，而是警惕。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内容在国内反响良好，却难以获得国际受众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内容本身，而在于传播逻辑。 许多人思考国际传播时，习惯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我想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我要让别人知道什么？ 相反，国际传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对方关心什么？对方能够理解什么？对方愿意接受什么？ 如果传播活动始终围绕传播者展开，而忽视受众的认知习惯和文化背景，那么传播就很容易演变为单向输出，而这恰恰是现代受众最反感的传播方式之一。 二、国际传播的本质是沟通 长期以来，一些人习惯将国际传播理解为“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这个表述没有错，但并不完整。 国际传播不仅是讲述，更是交流；不仅是表达，更是倾听；不仅是输出，更是互动。 传播学研究早已证明，真正有效的传播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信息传递，而是双方共同参与的意义建构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喜欢只顾自己讲话而不倾听的人，国家之间同样如此。 如果一种传播活动总是在表达自己的立场，却很少回应外界的关切；总是在解释自己，却很少理解别人；总是在要求认同，却缺少平等对话，那么即使投入大量资源，也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国际传播不是向世界发表演讲，而是与世界展开对话。 三、国际传播首先是建立信任 很多人认为国际传播的目标是影响别人。实际上，在影响之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信任。 没有信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国际传播领域有一个基本规律：受众接受信息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 如果一个信息源长期保持开放、诚实和专业，即使观点存在分歧，受众也愿意继续倾听。反之，如果受众认为传播者只是在进行立场输出，那么无论内容多么精心设计，都可能遭到怀疑。...
就国际传播，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建议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 文/毕研韬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一切“繁荣指标”，在成熟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意义相当有限。在地缘博弈持续激烈的今天，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围绕这一目标，现提出如下30条建议，仅供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考。 一、认知与心态：校准出发点 1.先校准目标。国际传播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被理解、被信任”。曝光是表层变量，信任是结构变量。没有信任基础，声量越大，越可能被视为“噪音”乃至“渗透”。效果导向是国际传播的最高原则。 2.国际传播不是要“征服舆论”。对抗思维只会导致情绪化表达与零和叙事。真正有效的路径是解释、对话与议题嵌入——在既有国际话语结构中争取理解空间，而非试图通过压制，迫其改变立场。 3.国际传播是长期工程，而非阶段性任务。认知结构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是短期集中行动难以改变的。 4.重视国际社会的长期记忆。舆论具有累积性。一次处理失当，可能多年后仍被引用。他国往往通过选择性记忆强化自身叙事优势。 5.不要刻意迎合外部偏好。短期讨好可能换来暂时好感，但长期信任来自稳定原则与清晰立场。 二、内容与叙事：重构表达方式 6.不要把内宣材料直接翻译外发。对内表达强调动员与成绩，而对外表达需要逻辑、证据与问题回应。语言转换只是技术步骤，真正的国际传播是语境转换与意义对接——用对方理解的概念，解释我们的制度与政策。 7.重视“小切口叙事”。宏大的概念难以进入他者认知，而具体的人、物、细节，能够承载复杂的主题。与其讲述“辉煌成就”，不如呈现“一个家庭的变化”“一项技术的由来”“一座城市的日常”。细节是跨越文化壁垒的通行证。 8.不要只讲成就。国际社会更关注问题处理机制。是否公开面对争议、是否具备纠错能力，比成绩本身更具说服力。 9.不要回避敏感议题。回避行为会被自动解读为默认。理性回应有助于控制叙事空间。 10.不要面面俱到。与其泛泛而谈，不如选择可持续议题，形成稳定样本，协助外界持续观察与验证。 11.不要重形式而轻内容。视觉包装只能吸引注意和辅助理解，但不能替代事实与细节。内容是第一性的，传播是第二性的。 三、受众与触达：从自我表达转向有效抵达 12.不要自说自话。重大传播行动前，应进行受众调研。传播不是表达自我，而是进入对方的问题结构。 13.不要假设海外受众天然理解我国发展逻辑。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需要在对方熟悉的概念体系中解释，否则难以进入其认知坐标。 14.区分受众层级。精英（政策圈、商业界、学界）与公众关注点不同。分众分层传播，才能产生结构性影响。 15.不要让官方成为唯一信源。多元表达能够降低“工具化传播”的观感。第三方与民间视角往往更具公信力。 16.不要陷入唯流量思维。互动数据（粉丝数、转发量、点赞数、评论数等）会影响算法排序，但不等于态度改变和信任建立。态度形成依赖长期积累。 四、机制与执行：让专业的人用专业的方式做事...
文章推介
中国同意印度香客赴西藏朝圣
文/毕研韬 中国外交部4月28日宣布，中方已同意印度香客于今年夏季前往西藏朝圣，朝拜冈仁波齐山和玛旁雍措湖两大圣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神山圣湖朝圣，是中印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自2020年起，由于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局势，朝圣之旅已中断五年之久。疫情前，每年有约1.5万名印度香客前往西藏朝圣。每年6月至9月是传统朝圣季节。 冈仁波齐山（Mount Kailash）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海拔6600多米，被印度教徒奉为湿婆神的居所，也是佛教、耆那教和苯教徒心目中的圣山。其北侧的玛旁雍措湖（Lake Manasarovar）被尊为“圣湖”。 中印双方领导人于2024年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中印关系随之出现缓和迹象。2025年1月，中印副外长在北京举行会晤，就恢复直航、推进经贸合作以及加强人文交流达成共识。此次恢复朝圣安排被视为上述外交努力的成果。 尼泊尔旅游部门预测，2025年朝圣季将吸引2万多名印度香客，当地旅行社已开始筹备服务接待事宜。 中国佛教徒期待双向奔赴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拥有菩提伽耶、鹿野苑、拘尸那罗等佛教圣地。有专家呼吁，中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双边宗教交流，为中国佛教徒赴印度朝圣提供制度性便利，如简化签证流程、开通直航航线等。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日趋复杂，中印在边界问题上仍存分歧。然而，在宗教交流等人文对话领域寻求共识，可为构建更加稳健的双边关系提供新的可能。宗教朝圣作为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的文明对话形式，蕴含着可观的和平潜力。 中印两国共有近30亿人口，都是拥有悠久宗教传统和灿烂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若能以相互开放宗教圣地为契机，推动人文交流制度化、常态化，不仅有助于增进两国民间理解与互信，也将为全球宗教交流与文明互鉴注入积极力量。
ChatGPT 用户规模再创新高：每周活跃用户突破 8 亿
文/毕研韬 根据数据研究公司 Demandsage 于 2025 年 8 月 14 日发布的统计数据，ChatGPT 的用户规模持续增长，展现出显著的市场影响力。 截至...
传播劫持：一种“黑色战略传播”
当别人借你的话、用你的符号、使用你的传播资源来传播与你相反的意义，你的传播就可能已被“劫持”。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在传统传播环境中，一个组织使用什么渠道、发布什么信息、建构什么意象，通常由传播者控制。但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控制正在变得脆弱。一个精心设计的传播活动，可能被他人借用；一个已经形成影响力的话题标签，可能被转向；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或人物，也可能被冒用。 2026年，一项发表于《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的研究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传播劫持”（communication hijacking），并将其视为一种“黑色战略传播”（Dark Strategic Communication）现象。 一、什么是“传播劫持”？...
中国的圣诞节氛围：各地差异为何这么大？
文/毕研韬 年末时分，中国各地的圣诞节氛围呈现出鲜明差异。有些城市，圣诞树耸立，彩灯闪烁，商场橱窗布置华丽，人们手捧热饮、拍照留念，空气中弥漫着节日的温馨与热闹。另一些城市则平静如常，咖啡店和商场几乎没有特别布置，甚至看不到节日的踪迹。有人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城市“开放度”与“现代化”，但这种看法过于片面，也容易引发误解。 一、圣诞节的世俗转身：从宗教符号到生活情趣 对部分中国人而言，圣诞节早已脱离宗教范畴，成为一个世俗化节日。大多数人参与节日活动，并非出于信仰，而是为了享受温馨、浪漫与社交氛围。街头的彩灯、商场的圣诞橱窗、可人的咖啡香和热巧克力的甜味，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节日的热度反映的是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习惯，而非价值判断。因此，将节日氛围差异直接等同于开放或保守，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化。 二、商业推动：节日氛围背后的经济逻辑 节日氛围的浓淡，与城市商业生态紧密相关。在经济发达、商业活力旺盛的城市，商家会精心营造节日消费场景：橱窗装饰闪烁、节日商品丰富、主题餐饮和文化活动吸引年轻人驻足拍照、尽情享受。相反，在商业生态相对简单的城市，类似的节日推广有限，圣诞节氛围自然显得淡薄。这种差异反映的是经济和市场规律，而非城市文化态度。 三、治理考量：秩序维护与文化包容的平衡 城市治理方式也直接影响节日呈现。治理经验丰富、社会结构多元的城市，通常能在保障公共秩序与安全的前提下，包容更浓郁的节日气氛，甚至借此促进商业文化交流。治理压力较大或处于探索阶段的城市，则可能采取更审慎的策略以维持城市的安宁。这种差异体现的是管理逻辑和经验积累，而非保守或封闭的价值取向。 四、公众构成：社会心态影响节日感知 公众的国际视野、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节日氛围。年轻人居多、中产阶层规模较大的城市，民众更乐于参与外来节庆活动：在街头广场拍照打卡、与朋友共享节日美食，甚至自发组织小型聚会。在社会结构相对单一、国际接触有限的地区，节日活动难以形成广泛共鸣。公众结构的差异，正是节日氛围差异的一个重要源头。 结论：差异是一面镜子，映照城市多元生态 圣诞节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城市在商业活力、治理能力、社会结构及公众心理上的多元生态。理解这种差异，应避免简单贴上“开放/保守”的标签，而是关注背后的经济、社会与管理逻辑。随着城市发展、治理经验积累与文化互鉴深化，各地对类似节庆的处理或将更趋理性与成熟。
美国已在数周内吊销千余留学签证
文 / 陈语柔 美联社2025年4月18日报道，美国政府自3月底起，已在几周内吊销千余名留学生的签证或合法身份，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和印度。 腾讯网2024年4月17日的报道指，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已骤降至约700人，而十年前这一数字约为2.5万人，跌幅超过97%。 留学“国家安全化”：你不被欢迎了 美联社的报道引发了广泛关注。这种“批量式”吊销签证的做法，既缺乏透明性，也模糊了正常学术活动与安全风险之间的界限。它所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尖锐：你不再受美国欢迎了。 当国家安全逻辑渗透进高等教育，原本作为软实力象征的留学项目，被重新定义为潜在的战略风险。这是一种结构性转变，说明教育交流正在被纳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博弈框架中。 美国学生不来了，理解在退潮 反观中国，在华学习的美国学生持续减少。签证程序繁琐、安全感下降、中美关系紧张——这些都是表层原因，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更深层的“心理脱钩”正在发生：美国年轻人正在失去对中国的兴趣。他们不再学中文、不再申请来华留学项目，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越来越依赖“二手信息”——媒体报道、社交平台、政治演讲等。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刻板印象、偏见与误解更加容易传播与强化。 教育成了“高风险区”？长期代价不容忽视 过去几十年，教育被广泛视为中美关系中最具韧性的合作领域之一，是连接两国民间情感、培养未来理解者的重要机制。但如今，教育正被视作“政治敏感区域”：美国限制中国学生学习敏感科技专业，中国对涉外合作和课程内容加强审查，多项中美联合研究项目、学术交流平台被迫中止。...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