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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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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当算法与制度共同塑造信息可供性

我们长期生活在被筛选的信息环境中,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没有看到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6日 我们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获得信息。新闻、国际事件、公共人物的言论,甚至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都不是通过系统阅读报纸、观看电视或阅读研究报告获得,而是在刷视频、看热搜、读公众号和朋友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印象。 这似乎意味着,我们比过去获得了更多信息。 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就一定越接近事实吗?未必。 真正值得警惕的,也许不是我们看到了多少错误信息,而是我们可能长期不知道自己没有看到什么。 一、最严重的信息问题,不一定是假消息 讨论社交媒体的信息风险,人们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假新闻、谣言、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还有一种风险更加隐蔽:信息本身可能是真的,但我们看到的信息并不完整。 设想一个社会中存在关于某个议题的十种主要观点,而一个用户长期只能接触其中三四种。这个用户看到的每一条信息都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都有来源、有证据,甚至没有任何一条是所谓的“假新闻”。 问题仍然存在。 因为由部分真实信息构成的整体图景,可能与真实社会的完整结构存在巨大差异。这可以称为信息分布失真。 例如,当我们观察台湾、美国、日本或其他社会时,真正重要的并不仅仅是“某个人说了什么”,还包括:这个人的观点在当地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赞成和反对的声音各有多大?不同年龄、阶层、地区和政治群体如何看待同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长期接触到的只是某一类型的声音,他看到的可能不是真实的台湾、美国、日本,因为那只是真实的一部分。 问题由此发生变化:我们面对的未必是假世界,而可能是一个经过筛选的真实世界。 二、信息并不会自动抵达我们 传统媒体时代,人们讨论新闻选择。记者、编辑和媒体机构决定什么进入报纸、电视和广播。 社交媒体改变了这种传播结构。 今天的信息传播大致经过这样一条链条: 现实世界→信息生产→制度性筛选→平台处理→算法排序→用户接触 →认知形成。 因此,“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和“一个用户看到了什么”,已经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看见”并不是简单的主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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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台湾探索战争传播新模式:究竟要测试什么

2026年汉光演习更像一次社会信息系统压力测试。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1日 2026年“汉光42号”演习正在台湾展开。与以往主要关注部队机动、防御部署和联合作战能力不同,今年演习呈现出一个更加明显的趋势:战争不再被理解为单纯的军事对抗,而被放置在一个由军事、信息、通信、社会心理和公共治理共同构成的复杂环境中。 其中,首次纳入战时通信中断情境、模拟移动网络受影响,以及强化信息、情报和社会韧性测试,使这场演习具有了一层新的含义:台湾正在探索一种类似俄乌战争之后形成的“战争传播模式”,即通过传播体系、信息网络和社会动员能力影响战争进程。 那么,汉光演习究竟想测试什么?表面上看,是测试军队如何应对冲突;更深层看,则是在测试一个社会如何在高度不确定的信息环境中维持认知稳定。 一、从“军事演习”到“传播演习” 传统军事演习关注的是指挥体系、兵力部署和战术行动。但近年来,战争形态发生明显变化。海湾战争展示了实时媒体与精确打击结合的新模式,科索沃战争强化了国际舆论和政治传播的重要性,而俄乌战争则进一步证明,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战场控制,也取决于谁能够更有效地解释战争、组织支持和塑造国际认知。 俄乌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战争传播成为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克兰通过总统视频讲话、社交媒体传播、国际媒体互动以及民间数字网络,持续向国内外受众传递“抵抗”“正当性”和“国际支持”等叙事。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通过自身媒体体系和信息渠道展开竞争。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近年来不断强调“全社会防卫韧性”,其内涵已经超越军事领域,涉及政府、媒体、民众、企业和基础设施的整体应变能力。2026年汉光42号演习的设计,也体现出这种变化。此次演习不仅进行军事科目训练,还将灰色地带压力、多领域威胁和社会系统应对纳入考虑。 换言之,台湾测试的不只是“能不能打”,还包括“在冲突环境中能不能保持信息流动、社会秩序和国际支持”。 测试一:通信中断后的信息韧性...

亚洲北美

万斯副总统称中国人为“乡巴佬”?

4月3日,美国副总统万斯(J. D. Vance)在接受FOX采访时说, “We borrow money from Chinese peasants to buy the...

亚洲北美

美国要求举报与中国科研合作,这意味着什么?

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美国国会围绕对华科技竞争释放出一项新的政策信号: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向高校施压,要求进一步强化对涉华科研合作的内部审查机制,其中包括完善内部报告与监督渠道。这一动向迅速引起学术界关注。它表明,中美科技竞争正在进入一个更为细致、也更具制度约束力的阶段——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从政策限制到内部合规 回顾过去数年,美国对中美科研合作的政策重点,主要体现在“政策限制”。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以及签证审查等手段,对特定机构与人员设定合作边界,其核心目标在于防止关键技术外流。 此次变化的关键在于,监管方式开始发生转向:不再仅依赖政府层面的限制措施,而是逐步延伸至高校和科研机构内部。在新的政策压力下,大学需要建立更为系统的合规框架,对科研合作进行持续性审查,并对潜在风险进行内部识别和报告。 这种转变意味着,科研活动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调整。合作关系不再只依据学术价值来判断,同时也需要接受安全视角的审视。 内部监督机制的引入及其影响 在企业和金融领域,内部报告机制早已是常见的治理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弥补外部监管的信息不足。如今,这类机制被引入科研治理体系,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外溢性。 首先,它改变了科研合作的基本环境。学术共同体长期依赖开放交流与相互信任,而内部监督机制的强化,使合作关系中增加了合规与风险评估的维度。这种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机构、跨国合作的稳定性。 其次,“风险”的界定趋于扩大。在国家安全框架下,风险不仅限于明确违规行为,还可能涉及技术扩散、合作背景以及资金来源等因素。这种不确定性,使科研人员在实际决策中更加谨慎,部分敏感领域的合作可能因此减少。 再次,个体在科研治理中的责任有所上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研究人员既是科研活动的参与者,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合规义务。这一变化,会对科研行为产生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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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觉醒,是逆天改命的首要前提

越是听话守规矩的人,往往越难实现命运的跃迁。 毕研韬|传播学者 每提到“逆天改命”,不少人首先想到换个环境:跳槽到新公司、搬家到新城市、转行到新领域,甚至期盼能赶上某个风口一飞冲天。然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即便环境变了,很多人的境遇依旧如故,牛马换了地方还是当牛马。 问题的症结,其实并不在于工作是否努力,也不完全在于是否有机遇降临,而在于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即认知。 认知觉醒,并非一朝一夕的“顿悟”,也不是情绪上的豁然开朗,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变化:你开始察觉到,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观念,或许并非事实本身,而只是外界植入你脑中的说辞。 认知觉醒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观念的更新。你开始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努力就会有回报吗?听话守规矩,就能过上好日子吗?别人成功的路径,我真的能复制吗? 很多人之所以越活越累,并非不够拼搏,而是一直在用过时的观念,去应对日新月异的现实。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观念并非完全出自我们自己的思考,而是在成长过程中被外界不断强化的结果。它们可能来自学校教育、榜样宣传、主流叙事,或者是职场规则。它们告诉你:只要乖乖接受安排,人生就不会太差。 这些话在某些阶段或许确实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它们很少告诉你规则的边界在哪里,更不会提醒你:规则本身是不断变化的。于是一个现象出现了:越是听话守规矩的人,往往越难实现命运的跃迁。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问题并不在于“听话”本身,而在于只会听话,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 循规蹈矩的最大好处是“保底”,而非“突破”。它能让你避免犯大错,却很难带你走向更高的位置。因为真正的命运转变,往往发生在规则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的地方。 长期“乖乖听话”的人,往往对“没有标准答案”的场景感到不安。他们更习惯于被告知“该怎么做”,而非自己判断“值不值得做”。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隐形的限制:不敢偏离主流路径,不敢质疑既定安排,不敢承担认知升级带来的不确定性。...

亚洲

海南取代香港?一个并不存在的政策命题

文/毕研韬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持续推进,一种看似直观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中反复出现——北京试图以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这一判断表面上逻辑顺畅,实则经不起制度、政策与结构层面的检验。它是一种被不断复制的认知产物,而非一个真实存在的政策命题。 一、“取代论”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一)国内语境:时间并置引发的因果错置 在中国,“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的判断,更多源于一种直觉化的时间逻辑。一方面,香港在近年经历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家级开放战略被高规格、系统性推进。两者在时间上的高度并行,极易诱发一种朴素推断:当一个既有开放节点面临不确定性时,国家是否会另起一个新节点以“接替”其功能? 这种推断并不依赖意识形态,也并非刻意对抗,而是一种典型的“并行即因果”误判。在此基础上,部分情绪化、象征性的表达随之出现,“取代”逐渐成为一种简化表述,用以指代国家“未雨绸缪”“降低风险”的想象性安排。 传播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放大作用。相比“多节点开放”“功能分工”“制度差异”等专业表述,“取代论”具备更强的冲突性与可讨论性,更容易在舆论场中循环出现,最终固化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常识。 (二)国际语境:战略预设与叙事投射 在国际舆论中,“取代论”的生成逻辑明显不同,其核心并非时间直觉,而是解释范式。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部分国际观察者习惯于将中国的重大制度创新置于一种“战略替代”框架中加以理解:旧有接口是否变得不稳定?国家是否在为最坏情形准备备选方案? 在这一预设下,香港被视为一个高度国际化但政治与制度环境“复杂化”的节点,而海南则被投射为一个由中央主导、可控性更强的新平台。由此,“取代”并非来自政策文本,而是成为一种“合乎叙事逻辑”的推演结果。 更进一步,一些国际话语还将“取代论”用作分化北京与香港关系的楔子叙事:通过反复暗示“地位转移”“战略冷落”,将国家整体布局重构为中心-地方的零和博弈。这种说法并不关心制度细节,其目的在于制造心理距离与信任裂痕。 二、为何“取代”并不存在于真实政策之中...

亚洲

社会韧性:台湾的安全护盾?

文/晁可然(亚太问题专家) 在当今全球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社会韧性”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关注的一个焦点。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体,台湾的安全环境面临多元挑战,社会韧性能否成为其重要的“安全护盾”,值得深入探讨。 一、什么是社会韧性? 社会韧性指一个社会在遭受外部冲击或内部危机时,能够有效抵御、适应并迅速恢复正常状态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包括基础设施的稳定,更涵盖社会成员的心理承受力、信息识别力、社会凝聚力和制度的灵活应对机制。简言之,社会韧性体现了一个社会面对风险时的整体抗压和自我修复能力。 二、台湾提升社会韧性的努力 随着混合威胁(Hybrid Threats)形态日益多元,台湾正逐步将“社会韧性”视为整体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柱。社会韧性不仅关乎应急响应能力,更涉及民众认知、社会心理与制度弹性等深层因素。 1.加强网络安全与信息防护 在面对虚假信息、认知操控和网络攻击等灰色地带手段时,台湾强化了网络空间的多元防线: 2.推进全民国防与公民教育 台湾将国防概念拓展至社会层面,强调全民意识的形成与民众素养的提升: 3.强化基层社区的应急与恢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