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爱华
敦煌外籍主播事件：对各省国际传播中心的警示
近日，敦煌市融媒体中心拟聘用美籍主播古爱华（Edward Kuperman）事件引发舆论热议。表面上这是地方媒体的人员聘用争议，但随着境外媒体报道和国内舆论讨论深入，其影响已超越地方层面，成为观察地方国际传播建设和开放治理能力的案例。 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25日报道称，古爱华“遭中国网民网暴”，并提及部分网民提出“反华”“间谍”质疑；台湾“中央社”7月28日报道称，部分网民质疑古爱华背景，并批评官方传播阵地“竟用公款资助具反华背景的人士”；香港英文媒体《The Standard》报道称，一些网民指控古爱华为外国间谍；香港《明报》文章说，“部分网民质疑他‘反华’，是美国向中国渗透的‘间谍’”。 据报道，古爱华已经放弃聘任资格。目前，敦煌市委宣传部已成立调查组。 从事件影响看，此事已经不宜仅作为地方招聘事件处理。由于涉及地方国际传播实践、公共资源使用、国际舆论环境、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对外开放形象，建议从更高层级开展调查评估，总结经验教训。 一、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进入快速发展期 近年来，各地纷纷建设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探索通过城市形象传播、文化交流、旅游传播和融媒体平台向国际社会讲述地方故事。这一趋势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大规模建设，也带来了新的治理挑战。 一些地方在快速推进过程中，存在建设速度快于制度建设、传播需求快于专业能力提升的问题。 如果缺乏系统设计，就容易出现“重形式、轻机制”“重传播、轻治理”的问题。 二、敦煌事件提醒：国际传播建设需要制度先行 此次事件的重要启示，是地方国际传播项目是否具备成熟的制度保障。 在开放环境下，国际化人才参与文化传播、城市传播是正常现象，但越是涉及国际传播，越需要规范化管理。 相关机构应建立： 1.规范的决策和招聘机制，确保程序公开透明； 2.完善的人员审核机制，既保障开放交流，也防范潜在风险； 3.明确的岗位职责和内容管理机制，避免因个人因素影响机构形象； 4.现代化的危机预案，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开放需要制度支撑。没有制度保障的开放，容易产生社会疑虑；缺乏开放意识的安全管理，也可能削弱国际交流能力。 三、地方国际传播能力，本质上是开放治理能力 敦煌具有特殊文化意义，是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因此，这一事件受到关注具有一定必然性。 但是眼下，更值得思考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文章推介
打造穆斯林友好旅游生态，深度赋能海南自贸港建设
凭借其庞大规模与强劲消费力，穆斯林旅游市场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旅游细分市场。众多国家和地区（含港澳台）已竞相构建穆斯林友好旅游体系，而海南的专项政策仍待出台。发展穆斯林旅游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促进人文交流与软实力提升，在地缘博弈加剧的当下，对增进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间的交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多项国际研究表明，发展穆斯林高端旅游不会对目的地安全构成威胁。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一、海南打造穆斯林友好旅游生态的重大意义 海南发展穆斯林友好旅游，有助于优化旅游市场结构，还会对政治、文化及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新动能。 （一）经济层面 据 Mastercard与全球穆斯林旅游研究机构CrescentRating（新月评等）联合发布的《2025年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显示，2024年国际穆斯林游客已达1.76亿人，较 2023 年增长约 25%，预计2030 年将增至2.45亿人，穆斯林游客年度旅游支出有望攀升至...
为什么要打击“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涉及社会稳定、国际关系与人权保障。 文 / 毕研韬 “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是一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非理性恐惧、偏见与敌意，往往伴随着歧视、污名化乃至暴力行为。 一、“伊斯兰恐惧”产生的原因 任何社会偏见都有其形成的历史土壤和现实诱因，“伊斯兰恐惧”也不例外。它既受历史叙事的塑造，也受现实事件与传播机制的推动。 历史与地缘政治的惯性从十字军东征到殖民扩张，再到冷战后的局部冲突，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文明冲突”的叙事框架。这种历史记忆在媒体与政治话语中不断被唤起，使部分人倾向于将当代冲突部分归因于宗教差异。 恐怖主义事件的冲击2001年的“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使“伊斯兰=恐怖”的刻板印象在部分社会根深蒂固。虽然恐怖主义只是极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却被泛化为整个伊斯兰教的标签。 媒体与政治的放大效应部分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以暴力冲突作为报道焦点，缺乏对伊斯兰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呈现。某些政治人物则利用“他者化”策略，将穆斯林群体塑造成安全威胁，以谋取选票或转移国内矛盾。 社会心理与经济压力在经济下行、就业紧张的时期，移民与少数族裔往往成为“替罪羊”。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则进一步放大了仇恨与恐惧的回音效应。 阶层与观念的固化偏见社会上有些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怀有偏见。这些偏见混合了文化隔阂、价值排斥与情绪化反应。一旦形成这种固化观念，就会在日常交流、舆论表达甚至政策倾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行为和判断。...
把jury译为“陪审团”，会导致三重误解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在中国，提起“陪审团”（jury），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一群公民坐在法庭里，静静地听法官审案，像“陪衬”一样“参与”审判。事实上，把Jury译为“陪审团”，隐藏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误解：在英美法庭上，jury 并不是陪伴法官的角色，而是独立判断事实的核心力量。 一、陪审团不是陪衬，而是“审”的主体 中文“陪审团”里的“陪”，让人自然而然地以为它只是“陪同法官审理”。实际上，在美国和英国的刑事司法中，陪审团拥有独立权力： 换句话说，陪审团的角色不是“陪”，而是直接参与裁决的“审”。 二、陪审团体现公民权力与制衡意义 英美法庭的陪审团制度不仅是法律程序，更是一种公民权力的体现： 中文译为“陪审团”弱化了这种制度功能，让人觉得公民只是“参与”而非“主导”，从而低估陪审团对司法独立的保护作用。 三、裁决权边界被模糊 在英美法中，法官决定法律问题，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而中文的“陪审团”容易让人误解：裁决是法官和陪审团协作的结果，或陪审团只是辅助工具。实际上，陪审团的裁决权属于独立公民，不受法官否决。这是刑事审判中最核心的权力边界，也是制度设计防止滥权的关键。 四、陪审团承载的制度哲学...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