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实力
“认知福祉”：一个中国学者陌生的重要概念
近年来，Epistemic Welfare（认知福祉）概念进入西方学术讨论，用于讨论政府与社会是否有责任为人们建构可靠认知而创造必要条件？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6日 一、从“信息获得”到“认知福祉” “认知福祉”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幸福，也不是简单地让人获得更多信息。 2023年，法律学者Klaudia Majcher从权利角度提出epistemic welfare。此后，Aaron Hyzen、Van den Bulck、Manuel Puppis等学者将这一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更加系统的理论框架。 Hyzen等将“认知福祉”界定为：为个体在公共领域行使认知能动性创造并维持必要的条件与能力。 一个人拥有认知能动性（epistemic agency），意味着他不仅能够接受信息，而且能够主动寻找信息、比较信息、判断信息、形成信念，并在新的证据出现时修正原来的判断。 它与“信息素养”之间具有重要区别。 信息素养主要关注个人有没有能力识别虚假信息、判断信息来源、进行事实核查。认知福祉则进一步追问：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否支持他完成这些认知活动？ 如果一个人每天面对大量信息却无法判断来源是否可靠；如果算法不断按照过去的行为把相似信息推送给他，使他几乎看不到不同观点；如果公共机构提供的信息不足以解释复杂问题，那么问题就已经超出了个人的信息辨别能力。 二、数字社会的“认知危机” 数字平台出现以后，信息越来越受到数据化、算法化和平台化机制的影响。 一个人看到什么，不再完全由自己选择，也不完全由编辑选择，而越来越由推荐系统根据用户过去的行为、兴趣和数据画像进行预测。 过去的信息问题主要是“信息不够”；今天的问题是“信息太多，却未必能够形成可靠认知”。...
文章推介
谁在定义“中国威胁”？澳大利亚情报机构的关键角色
在澳大利亚，“中国威胁”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常见的政治和安全概念。间谍活动、外国干预、网络攻击、技术泄密、政治影响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等不同问题，经常被放在中澳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讨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3日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长期负责调查间谍和外国干预活动，并公开提醒政府、企业和高校防范外国情报机构获取敏感信息。ASIO目前甚至将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列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 问题是：这些具体的安全风险，是如何逐渐演变成“中国威胁”这一整体性认知的？在这个过程中，情报机构发挥了什么作用？ 一、情报机构看到的中国，与其他人看到的中国不同 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是贸易伙伴、投资来源、竞争对手和安全风险来源。外交官可能首先看到中澳关系中的合作空间，经济学家看到贸易和投资，大学看到科研交流，企业看到市场机会，而情报人员首先关注的则是间谍、外国干预、技术窃取和国家安全风险。 这并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职业分工造成的观察差异。 情报机构的职责决定了它必须寻找别人没有发现的风险。ASIO公开资料也明确强调，其使命是保护澳大利亚免受安全威胁，并持续开展反间谍和反外国干预工作。 因此，当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象之一以后，中国自然会成为情报机构高度关注的对象。 但这里需要保持一个重要区分：发现“中国存在某些安全行为”，与判断“中国构成整体性安全威胁”，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前者是具体情报问题，后者已经进入国家战略判断。 二、从“中国风险”到“中国威胁”，中间发生了什么？...
无界传播：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阶级意识束缚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自2025年2月14日发布第一篇文章以来，《无界传播》一直专注认知素养的提升，而弥合官民之间的认知鸿沟则是核心目标之一。我们深刻认识到，阶级思维在社会治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实中，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类到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中，并基于这一认知框架思考与行动，而这种思维固化已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大隐患。 阶级思维的固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认知误区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误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认知素养的力量 《无界传播》致力于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尤其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认知误区。我们认为，认知素养是帮助个体和群体突破固有阶层认知、跨越阶级壁垒的关键。通过提升批判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大众与精英都能更好地理解他人视角，消解误解和偏见。 《无界传播》的工作方向包括： 结语：认知觉醒，突破阶级界限 《无界传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通过推动认知素养的提升，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社会中的阶级思维束缚。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教育和倡导，帮助个体和群体跨越固有的认知框架，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角色，消除阶层之间的误解与对立，最终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平的社会。 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能够超越固有的阶级思维，跨越阶层与文化的界限，共同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社会就能朝着更加包容、理解和协作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认知觉醒不仅事关个体素养的提升，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
海南自贸港，如何打消外界的“制度疑虑”？
文/毕研韬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临近，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其制度创新力度。除了讨论免税政策、营商环境、数据治理、资金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具体措施，部分观察者开始提出更深层的疑虑：海南自贸港是中国治理体系中的一个“例外”吗？其政策导向和制度路径具备足够的稳定性、连贯性与可预期性吗？ 这些疑问并非完全出于偏见，而是源自一个现实冲突：“中国例外论”与“全球普适性”之间的碰撞。前者强调中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后者则期望制度创新回应“普世规则”以求兼容。海南自贸港恰好处于两者的交汇点上。如何阐述二者之间的兼容性，是海南自贸港对外传播的一项根本性工作。 国际社会对海南的“制度疑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策能否高效落地；二是政策能否长期稳定；三是地方探索与中央统筹如何协调？概言之，这涉及外部观察者能否理解和信任这种“地方先行、中央兜底”的治理逻辑。某些国际舆论甚至将“自由港”的定位与中国中央统一领导之间设定为一种对立关系，暗示海南的高度自主权可能带来某种“治理模糊地带”。这种误读如不被及时澄清，将严重损害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信誉和发展空间。 当前，海南的国际传播多聚焦于政策宣讲，强调制度创新与营商利好，而对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政策演化路径、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边界等方面，解释尚不够充分。这种“重政策利好、轻制度逻辑”的传播范式，容易让国际受众产生结构性误解。 要打消外界的制度疑虑，首先应主动回应国际关切，明确海南自贸港是在中央统一战略框架下的制度试验，而非游离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的“法外之地”。其次，要讲清制度逻辑，重点阐述制度设计的系统性、方案实施的渐进性以及权责边界的明确性，让国际社会相信海南的制度创新是有方向、有控制、可容错的系统工程。此外，引入更多“第三方声音”，包括国际智库、跨国法律与政策咨询机构等，为制度建设提供独立视角与背书。这不仅有助于提升透明度，也能在国际语境中增强政策的可信度与可解释性。 制度创新是海南自贸港的核心竞争力，而制度信任是其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讲好海南故事，不只是讲好一座热带岛屿的现代化建设，更是讲清一个制度试验场的治理逻辑与全球意义。唯有如此，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才能实现从“政策外宣”到“认知重构”的跃迁，才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可靠的认知保障。 后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现在没摧，说明未秀。当海南自贸港真正发展起来，可能会遭遇一些国际舆论风波，不过都很正常。
“去中国化”：一场影响全球的新型战争
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在低信任环境中，国际传播的三条突围路径
国际传播正在进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低信任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7日 公众不一定相信政府；A政府不一定相信B政府；不同国家的媒体不一定相信彼此；不同社会群体甚至对事实本身的认定都可能存在分歧。在这样的环境中，传统国际传播所依赖的一个基本逻辑——“先建立信任，再实现传播效果”——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2026年5月，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助理教授Aviv Barnoy在《Communication Theory》发表论文Trustles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
北京何时收复台湾时机最佳？美国AI的评估
北京何时收复台湾最好？越早解决越有利吗？还是保持战略耐心，等待更有利条件出现？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从战略决策角度看，时间本身不是目标，关键在于如何选择能够最大化战略收益、最小化战略成本的时机。 北京何时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国际环境、两岸关系和全球战略竞争等多重因素。 一、解决台湾问题不是单纯的时间选择，而是战略条件选择 国际政治中的重大决策，很少取决于“早”或者“晚”，而取决于是否具备足够有利的战略条件。 历史上，许多重大行动的成败，并不只是由目标决定，而是取决于自身实力是否达到相应水平；外部环境是否有利；风险成本是否可控；后续治理能力是否准备充分。 台湾问题同样如此。如果过早解决，可能面临较大的国际压力和经济风险；如果无限期等待，也可能增加外部变量和社会认知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时候最快解决？”，而是“什么时候综合成本最低、战略收益最大？” 二、保持战略耐心：当前阶段的潜在优势 从战略角度看，继续提升综合实力，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更有利条件，具有明显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