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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爱孩子,就支持他/她学英语

文/毕研韬 近年,中国一些高校陆续调整专业结构,部分院校缩减甚至撤销英语等外语类专业。这一变化与两个背景密切相关:一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一些传统文科专业招生规模收缩;二是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机器翻译能力明显提升,使部分人开始质疑外语学习的必要性。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AI时代还要不要学英语”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议题。 然而,如果因此得出“英语已不再重要”的结论,显然过于简单。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也是知识体系、文化结构与认知方式的一部分。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语言能力仍然是一种基础性能力。 AI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价值 近年来,以 Google Translate、DeepL、iFLYTEK(科大讯飞)等系统为代表的神经网络翻译工具,在准确度和实时性方面都有明显进步。随着大模型的发展,机器翻译已经能够在许多日常场景中完成较为可靠的语义转换。 但机器翻译解决的主要是文本转换问题,而语言的价值远不止于此。语言中包含大量语境信息、文化隐喻和话语逻辑。机器可以翻译句子,却难以理解语境背后的文化结构。很多跨文化误解并不是词汇问题,而是认知背景不同造成的。 因此,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意义,而只是改变了语言使用的方式。未来,人们可能不再需要逐字翻译,但仍然需要理解不同文化的表达方式与思维结构。 英语仍然是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入口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英语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学术语言之一。大量国际期刊、数据库与学术会议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例如,Elsevier、Springer Nature 等大型学术出版机构出版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以英语发表。 对于希望从事科学研究、国际合作或跨国技术工作的年轻人而言,英语仍然是进入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入口。即使借助翻译软件,缺乏语言能力也很难真正参与学术讨论。学术交流不仅依赖文本理解,还包括讨论、提问、写作和表达。 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金融和跨国商业网络中,大量核心资料与技术文档同样首先以英语发布。能够直接阅读这些材料,往往意味着更早接触到新的知识与技术趋势。 语言学习本身也是认知训练 语言学习不仅是技能训练,也是认知训练。学习一门外语,需要处理词汇、语法、语境和逻辑结构,同时还需要理解不同文化中的表达方式。这种过程会训练人的记忆能力、逻辑能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 许多认知研究表明,双语或多语能力往往有助于提升认知灵活性。能够在不同语言体系之间切换的人,更容易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方式。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优势越来越体现在复杂理解、创造性表达和跨文化沟通等领域。恰恰在这些领域,语言能力依然具有基础性价值。 专业调整不等于能力失效 当前一些高校缩减英语专业,更多是教育结构调整的结果,而不是语言能力失去价值的信号。高校专业设置需要考虑就业结构、学科资源和人才需求变化,因此出现周期性调整是正常现象。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高校并没有削弱外语教育,而是将语言学习与区域研究、国际事务、商业管理等方向结合,形成跨学科培养模式。语言能力不再被视为单一专业技能,而是一种通用能力。 从社会需求看,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协作能力和多语能力,在全球化环境中仍然具有明显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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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无界传播》会持续跟踪西藏议题

文/毕研韬 2025年8月23日更新 我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始于2002年秋。那时我刚抵达英国考文垂大学求学,意外收到一封电邮,分析胡锦涛执政后北京对藏政策走向。弹指间已经23年。 截至2025年8月23日,《无界传播》已发表涉藏短文9篇,未来仍将以传播学的视角观察、记录和解析相关议题。 诚挚欢迎各界朋友参与讨论与交流。Email: bytaishanATsina.com 以下是《无界传播》已发布的涉藏文章。 1.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法王)  2025-02-16 毕研韬教授第一次拜会第十七世噶玛巴。 2.祝藏族朋友新年快乐! Happy...

亚洲北美

兰德公司《稳定美中竞争关系》概要(中文版)

【编者按】兰德公司10月14日发表了题为《稳定中美竞争关系》(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报告,以下是该报告关键内容的中文译文。 美中地缘政治竞争蕴含直接军事冲突、经济战和政治颠覆的风险,同时也可能破坏全球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议题上达成共识的潜力。因此,缓和这一竞争关系成为美国、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关键目标。 本报告作者提出,即便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也可能在若干特定议题领域找到有限的稳定机制。他们为总体稳定竞争关系以及三个具体议题——台湾、南海、科技竞争——提出了具体建议。 主要发现 若干广泛原则可指导稳定激烈竞争的努力: 建议 六项总体性举措可帮助缓和美中竞争的紧张程度: 针对台湾、南海及科技竞争的具体策略

欧洲

德国史上首次折戟安理会,输在哪?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4日发布 当地时间2025年6月3日,联合国大会举行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改选投票。德国在最后一轮仅获104票,未达到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8票)。这是德国自1952年以来首次落选,六连胜纪录就此终结。 这次失利,暴露了德国外交政策在当下国际格局中面临的深刻挑战。其原因既有长期战略层面的错配,也有近期外交立场的副作用。 以下是DeepSeek总结的中国舆论场上的分析,大致反映了中国民间的看法,本文编辑只字未改,仅供德国及国际观察者参考。 一、长期战略上的“失分项” 1.价值观外交与现实需求脱节:德国近年推行的“价值观外交”缺乏普适性。尤其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的“特殊责任”立场,与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关注的发展、债务及人道主义危机产生严重冲突,被视为“双重标准”而广受抵制。 2.“偏科”的全球角色: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军援立场,违背了部分希望和平斡旋国家的期待。同时,大幅削减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却持续高调援乌,导致了其国际号召力减弱。 二、竞选策略上的“失误” 3.加入竞选“起跑线”过晚:德国直到2020年才宣布参选,而竞争对手奥地利和葡萄牙早在2011年和2013年就已开始准备。这不仅违背了外交游说常理,也让德国在外交票仓的布局上远落后于对手。 4.高层外交投入不足:游说过程中,德国总理默茨因国内事务未能亲赴纽约,而对手则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督战。这种关键时期的外交缺位,可能被视为对联合国外交工作的不重视。 5.错误的政治信号与低估对手:竞选前夕,德外长曾称对手为“较小的国家”,这种姿态被部分观察者认为轻慢了全球南方国家。此外,德国自称是“准常任理事国”,这样的强硬姿态在争取全球南方国家支持时,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而两国最终凭借明确优势胜出。...

亚洲

从密集访华看西方国家的战略对冲与现实选择

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 毕研韬|国际传播专家 2025年年底,爱尔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元首率先访华,进入2026年后,加拿大、芬兰等国领导人接续访华,英国首相亦在时隔8年后重返北京,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高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安排也相继浮出水面。这种在短时间内多国同步推进对华高层接触的现象,并非偶然的双边互动,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方向性的外交动向,值得放在更宏观的国际格局中加以审视。 首先,这一轮密集访华,直接源于国际体系不稳定性加剧。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多重张力叠加的阶段:大国竞争长期化、地区冲突外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供应链与能源体系反复承压。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由单一盟友体系提供“确定性”的安全与经济安排,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中等甚至主要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对不少国家而言,继续维持对美同盟是既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减少对单一战略支点的依赖,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访华正是这一“风险分散”逻辑的外在表现。 其次,中国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意识形态分歧如何,中国在全球经济、产业链、气候治理与地区稳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成为客观事实。对于高度依赖外贸、能源转型或技术合作的西方国家而言,完全以政治立场替代经济理性,成本日益高昂。密集访华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华立场发生根本转向,而是承认一个现实:中国是必须被纳入决策框架的关键变量,而非可以长期回避的对象。 第三,国内政治与外交绩效的压力,同样推动了这一趋势。许多西方国家正面临通胀、增长乏力、产业转型阵痛以及选举周期的叠加约束。在此情形下,高层外交访问被赋予了明显的“务实目标导向”——争取市场准入、稳定出口预期、吸引投资、修复沟通渠道。这类访问往往不以宏大叙事为核心,而更强调具体议题、可交付成果与风险管控。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少访问在措辞上趋于克制,强调“对话”“沟通”“分歧管控”,而非价值对抗。 第四,从外交策略层面看,这种集中访问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战略对冲”(hedging)行为。所谓对冲,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同时维持多重关系选项,以避免被单一结构性风险所绑定。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安全上继续依赖既有联盟体系,在经济与全球治理层面则保持与中国的制度性接触与合作空间。访华的密集出现,正是这种对冲策略进入“显性化阶段”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冲并不等同于关系改善的线性进展。它更像是一种“低信任状态下的高接触频率”:双方承认分歧长期存在,但同时认为失去沟通的风险更高。因此,访问本身并不意味着共识的扩大,而是底线意识的强化——即避免误判、避免脱钩失控、避免冲突外溢。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国家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组合策略,将逐渐成为常态。密集访华并非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向点”,而更可能是其外交行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情绪化”的阶段性体现。 总体而言,这一轮西方领导人密集访华,不是情绪驱动的外交热潮,而是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它揭示的并非谁在“靠近谁”,而是谁在试图降低不确定性、扩大可操作空间。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正是国际政治回归现实主义的一种注脚。

亚洲北美

爱泼斯坦档案多次提及达赖喇嘛

爱泼斯坦档案提到达赖喇嘛至少150次,但舆论解读较为理性。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2月4日更新 近日,美国司法部陆续解封的“爱泼斯坦档案”(Jeffrey Epstein Files)显示,“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名字在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多家国际媒体援引对公开档案的关键词检索结果报道,该名字在电子邮件和通信记录中至少出现150次(有报道指168次)。 目前可核验的公开材料显示,这些提及主要出现在爱泼斯坦及其关联人员的内部邮件中,内容多涉及对达赖喇嘛可能出席公共活动、会面或晚宴安排的讨论。例如,部分邮件出现“正在尝试安排与达赖喇嘛共进晚餐”等表述。现有档案中尚未显示达赖喇嘛本人实际参与相关私人活动,也不存在任何司法文件指控其与爱泼斯坦的犯罪行为存在关联。 尽管如此,该信息仍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分析认为,关注焦点并不在于已确认的事实本身,而在于其象征层面的冲击效应。在全球舆论中,爱泼斯坦已成为“权力、金钱与犯罪网络”的负面象征,而达赖喇嘛则长期被视为宗教与道德权威的代表人物。二者在同一司法档案中被并置,即便仅限于“被提及”,也容易引发公众的认知反差与情绪反应。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讨论中,不少网民将“名字出现”解读为“潜在关联”,并由此产生猜测、质疑甚至阴谋论式的延伸解读。也有观点指出,这类反应反映的是公众对全球精英网络透明度的普遍不信任,而非针对具体事实的判断。部分评论同时提醒,应严格区分司法文件中的文本提及,与经证据支持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 截至目前,达赖喇嘛办公室尚未就相关档案内容作出公开回应。随着更多档案逐步解封,相关信息的法律意义与舆论解读仍有待进一步澄清。

亚洲北美

路透社:2025年中美战略对峙深化

中美战略对峙深化正对地区稳定与全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文/毕研韬 纵观2025年,中美两国在战略、经济、安全以及地区影响力等核心议题上的对峙态势不断加剧。尽管双方在个别议题上仍保持着接触与有限合作,但冲突性政策频繁出台,彼此信任程度未见明显改善。这一态势正对地区稳定与全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一、台湾问题成为最新摩擦焦点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了一项约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这是迄今为止对台湾规模最大的一笔武器销售。此次军售涵盖高机动火箭系统(HIMARS)、榴弹炮、无人机等装备,旨在提升台湾所谓的“防御能力”。台湾方面表示,这将增强其军力,并计划增加约4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以配合这一举措。 这一军售行为再次激怒了中国政府。北京将台湾视为核心利益问题,认为美国此举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将加强军事训练,并“采取果断措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北京方面认为,美国的军售行动不仅违反“一中原则”,还可能加剧台海两岸潜在冲突风险,进一步拉高中美军事对峙的紧张程度。 二、国防授权法案引发中方强烈反对 中国对美国最新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NDAA)中针对中国的多个条款表示强烈不满。中方认为这些条款夸大所谓“中国威胁”,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并已多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要求美国不要实施相关内容,否则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捍卫自身利益。这一立场表明,除具体的军事销售事件外,美国在国防立法中纳入有关中国的内容,也被视为战略对抗的一部分,使两国在安全政策层面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三、经济与技术领域摩擦持续升级 除安全与军事议题外,中美在贸易与科技领域的摩擦也持续不断。美国政府已对涉及高端技术的芯片销售启动审查,这项审查可能使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向中国出口先进AI芯片的许可获批与否面临关键抉择。此举表面上看似有利于缓解技术封锁,但也引发美国内部担忧,担心技术流向中国可能强化其军事与AI能力。 与此同时,在全球供应链与地缘经济领域,中国企业正寻求将部分业务转移至第三国,如新加坡,以规避中美紧张关系带来的商业风险。这一趋势反映出跨国经营者在战略竞争环境下的调整与重塑。 四、中美在地区冲突调解中保持“竞争兼合作”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