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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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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全球最神秘电台:俄罗斯“末日电台”到底在播什么?

一个持续半个世纪的神秘电波,究竟是个什么存在? 文/毕研韬 在全球短波无线电爱好者的长期监听记录中,一个代号为UVB-76的信号源始终占据特殊位置。它几乎全天候在约4625 kHz频率上发出单调、重复的蜂鸣声,偶尔插入俄语语音、字母拼读或数字组合。由于其持续时间长、内容难以解码,以及与冷战军事体系的潜在关联,这一电台被外界赋予了“末日电台”的称号。 然而,从目前公开资料来看,这一称谓更多属于传播建构,而非经过验证的技术事实。要理解这一电台,需要将其放回通信工程与国际政治的双重语境中进行分析。 一个被监听的冷战遗产 关于UVB-76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6年前后,西方短波监听者已经能够稳定接收到该信号。这表明,该电台在被外界“发现”时,已经处于成熟运行状态,其实际建立时间很可能更早。 随后的数十年中,该电台表现出极强的连续性。一是信号长期稳定,极少中断;二是播出模式高度一致,以蜂鸣声为主,仅在特定时刻插入语音信息;三是频率基本固定。这种“低变化、高持续”的特征,在民用广播体系中较为罕见,却与军事通信中的“占频信号”或“待机链路”高度一致。 “末日机制”的说法从何而来 “末日电台”这一名称,主要源于外界将其与苏联时期的核反击系统——Perimeter(亦被称为“死亡之手”)相联系。 一种流行说法认为,该电台持续发出蜂鸣声,意味着系统处于正常状态;一旦信号中断,可能触发自动化核反击程序。 这一解释在逻辑上具有一定吸引力,因为它将“持续信号”与“系统状态监测”联系起来。但必须指出: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公开、可验证的证据证明UVB-76与核反击系统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从工程角度看,真正的核指挥与控制系统通常采用多重加密链路与冗余机制,不太可能依赖单一、公开可监听的短波信号作为关键触发条件。因此,将UVB-76直接等同于“核末日开关”,在技术上并不严谨。 更具解释力的三种技术路径 在排除未经证实的极端假设后,目前较为稳健的解释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军事通信信标或占频系统。持续的蜂鸣声可以用于标识某一频段已被占用,从而防止其他通信系统干扰。这在短波通信中是一种常见做法。 第二,编码信息广播节点。该电台偶尔插入的语音内容,通常为无明显语义的字母与数字组合,类似冷战时期广泛存在的“数字电台”。这类系统被认为用于向特定接收者传递加密指令。 第三,备用或冗余通信链路。在高风险环境中,军方通常会保留多种通信路径,以防主链路受损。短波通信具有覆盖范围广、抗毁性较强的特点,因此可能被用作备份系统的一部分。 上述三种解释虽然无法完全揭示其具体用途,但在技术与制度层面具有更高的一致性。 2025年的“异常”与再度关注 2025年,这一电台再次引发外界关注。监听记录显示,其语音插入频率明显上升,部分时段出现多条编码信息连续播出,甚至出现短暂中断和非标准音频。 这些变化在时间上与若干国际事件存在邻近性,例如地缘冲突升级或大国外交互动。但需要强调,这种“时间重合”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更合理的解释是,在紧张时期,军事通信系统整体活跃度提升,从而反映在该电台的信号变化上。 同时,短波频段本身容易受到干扰,一些异常声音也可能来自外部信号入侵或技术性噪声,而非电台自身功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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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海南自贸港,如何打消外界的“制度疑虑”?

文/毕研韬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临近,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其制度创新力度。除了讨论免税政策、营商环境、数据治理、资金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具体措施,部分观察者开始提出更深层的疑虑:海南自贸港是中国治理体系中的一个“例外”吗?其政策导向和制度路径具备足够的稳定性、连贯性与可预期性吗? 这些疑问并非完全出于偏见,而是源自一个现实冲突:“中国例外论”与“全球普适性”之间的碰撞。前者强调中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后者则期望制度创新回应“普世规则”以求兼容。海南自贸港恰好处于两者的交汇点上。如何阐述二者之间的兼容性,是海南自贸港对外传播的一项根本性工作。 国际社会对海南的“制度疑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策能否高效落地;二是政策能否长期稳定;三是地方探索与中央统筹如何协调?概言之,这涉及外部观察者能否理解和信任这种“地方先行、中央兜底”的治理逻辑。某些国际舆论甚至将“自由港”的定位与中国中央统一领导之间设定为一种对立关系,暗示海南的高度自主权可能带来某种“治理模糊地带”。这种误读如不被及时澄清,将严重损害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信誉和发展空间。 当前,海南的国际传播多聚焦于政策宣讲,强调制度创新与营商利好,而对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政策演化路径、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边界等方面,解释尚不够充分。这种“重政策利好、轻制度逻辑”的传播范式,容易让国际受众产生结构性误解。 要打消外界的制度疑虑,首先应主动回应国际关切,明确海南自贸港是在中央统一战略框架下的制度试验,而非游离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的“法外之地”。其次,要讲清制度逻辑,重点阐述制度设计的系统性、方案实施的渐进性以及权责边界的明确性,让国际社会相信海南的制度创新是有方向、有控制、可容错的系统工程。此外,引入更多“第三方声音”,包括国际智库、跨国法律与政策咨询机构等,为制度建设提供独立视角与背书。这不仅有助于提升透明度,也能在国际语境中增强政策的可信度与可解释性。 制度创新是海南自贸港的核心竞争力,而制度信任是其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讲好海南故事,不只是讲好一座热带岛屿的现代化建设,更是讲清一个制度试验场的治理逻辑与全球意义。唯有如此,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才能实现从“政策外宣”到“认知重构”的跃迁,才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可靠的认知保障。 后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现在没摧,说明未秀。当海南自贸港真正发展起来,可能会遭遇一些国际舆论风波,不过都很正常。

亚洲

丑闻!清华和浙大给复旦的贺信完全雷同

文/石敢当 5月27日9时,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同时发布致复旦大学的校庆贺信,贺信正文百分之百雷同,引起吃瓜群众围观。 6月6日9:30,本人亲自浏览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发现两份贺信都还赫然在列。贺信正文209字,除了“清华”和“浙江”校名不同,其余207字完全雷同。两校的贺信全文如下: 缘何如此?“文心一言”(一款语言大模型)认为,是复旦大学提供了贺信模板,而清华和浙大未作个性化加工,使用自动化发布程序,在统一时间(妙级同步)发布到各自微博上。 AI介绍说,高校使用贺信通稿是行业惯例,譬如东南大学120周年校庆时,清华、北大、浙大也曾发布内容雷同的贺信。 分析认为,高校互动的形式化倾向说明,高校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模板化语言以降低风险。 贺信雷同事件本质上是丑闻,损害相关高校的形象。有趣的是,已经证实完全雷同的贺信,清华和浙大的官方微博至今还保留着。难道它们认为这无可厚非、无关紧要?是非观何存?荣辱观何在? 这种高度仪式化的贺信的查重率竟然是100%,学校的这种操作给师生们树立了什么榜样? 中国高校病了,真得病了,还病得不轻。

传播学

“生活空间”理论: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毕研韬、胡琨将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的“生活空间”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突破传统“信息逻辑”,从受众认知生成机制切入,为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与分析框架。 作者:唐摩崖 发表时间:2026年7月9日 2026年5月,贾文山教授主编的《新时代的黄河文明与国际传播》正式面世。该书围绕黄河文明传承创新、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建构以及地方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议题展开讨论,汇集了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其中,毕研韬、胡琨撰写的《“生活空间”理论对我国战略传播的启示》一文,把心理学领域的“生活空间”(Life Space)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尝试为战略传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近年来,随着国际竞争加速向认知、价值和意义层面延伸,战略传播逐渐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2021年,中国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标志着战略传播进入加速建设的重要阶段。然而,如何理解战略传播的运行机制,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问题。 传统传播研究往往强调传播主体的信息生产能力、媒介传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关注“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以及“如何扩大影响”。这一研究路径对理解传播过程具有重要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它容易将传播效果理解为信息传播能力的函数,而不能详尽阐释受众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经验和认知结构对传播效果的深度影响。 事实上,国际传播中的许多认知分歧,并非简单源于传播主体或信息质量,而是源于不同社会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意义体系。同一信息进入不同社会环境后,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这意味着,战略传播不仅是信息流动过程,更是不同“生活空间”之间的互动过程。 一、“生活空间”理论提供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生活空间”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卢因认为,人的行为并非简单由外部刺激决定,而是个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用公式表述即B=f(P,E)=f(LSp),其中B指行为,P指个人,E指环境。这里“生活空间”指某一时刻影响个人行为的全部心理事实和环境因素,包括个体能够意识到的因素,和那些虽然未被明确感知但实际影响其判断和行动的因素。 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行为研究中的机械刺激-反应模式,强调人的行为嵌入具体环境之中。...

传播学

全球最新民调出炉:这些数据,中国国际传播界必须正视

今天,国家形象越来越取决于“你让人感觉是否安全、是否可预期、是否愿意真正合作”,而非仅仅取决于你物理上多强大。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8日 近日,洛克菲勒基金会委托Focaldata开展的34国全球民调结果发布。这份覆盖3.5万余人的调查,给当前国际舆论场投下了一枚不小的石子:在“谁适合领导国际事务”问题上,加拿大以60%的舒适度位居第一,日本58%、澳大利亚55%,而美国和中国仅为39%、37%。更引人注目的是,61%的受访者相信:各国在没有美国或中国参与的情况下也能合作应对全球问题。 对中国国际传播者来说,这些数据不应被简单归为“又一份民调”,而需要严肃对待。 一、最刺眼的数字:领导力信任的落差 调查中,人们对“哪个国家发挥领导作用更让人安心”这个问题,清晰地排出了一个顺序: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欧盟、英国、联合国,然后才是美国和中国,俄罗斯垫底。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存在明显分裂——发展中国家受访者中53%对中国发挥领导作用感到安心,而在富裕国家,这一比例仅为23%。 对中国国际传播而言,这是一个提醒:硬实力和经济体量的增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让人安心”的领导力形象。在相当一部分国际公众眼中,可信度、可预测性和低冲突感,正在成为比“强大”更被看重的品质。 二、61%的“去超级大国”倾向 另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数据是:61%的受访者支持“没有美中参与的国际合作”。这并非简单的反美或反中情绪,而是对当前超级大国主导模式信任度下降的反映。 过去多年,国际传播常围绕“中美博弈”“两极格局”展开叙事。这份调查显示,全球公众中已有相当比例的人,开始设想甚至期待一种“中等强国协调”的合作方式。加拿大总理卡尼所倡导的“中等强国”路线,在调查中获得基金会方面的公开肯定,这并非偶然。...

亚洲

达赖喇嘛深度卷入爱泼斯坦权色网了吗

当“爆料”跨越语言与媒体层级迅速扩散时,真正需要追问的,不是结论有多惊人,而是它建立在怎样的证据链之上。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时间:2026年4月9日 围绕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案件的档案解封,国际舆论持续发酵。一些带有强烈指控意味的说法开始在不同语言空间中流动。其中,一则近日被某中文媒体放大的叙事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深度卷入权色网络”,并援引所谓“印度媒体披露新证据”。在情绪与判断之间,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基本问题:这些信息是否建立在可靠的媒体与证据结构之上。 一、源头媒体是谁 在多篇中文传播文本中,被反复引用的源头主要指向The Hans India,于是这家媒体的公信力,或者说“这家媒体在印度新闻体系中的位置”,就成了关键。 从公开资料看,The Hans India创办于2011年,总部位于印度南部海得拉巴,是一家以英语出版的区域性媒体。其报道面向地方读者,国际传播能力有限,在全球媒体引用体系中存在感较低。...

传播学

An International Originality Assessment of Professor Bi Yantao’s Concept of 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

A new concept becomes an original theory not merely through the 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