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安全怀疑越过证据边界、将族裔背景等同于政治忠诚时,受损的不只是海外华人的尊严,还有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原则。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1日 2026年11月13日,法国公共广播机构Franceinfo电视节目《Les Informés》(知情者)围绕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事件展开讨论。节目接近尾声时,主持人问:“我们知道法国有多少中国间谍吗?”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IRIS)研究主任Marie-Cécile Naves回答:“整个海外华人群体,都有可能。” 前情报人员、作家Vincent Crouzet接着说:“有这种可能。每一个中国公民或者来自中国的人,都仍然与党保持联系,并定期向党汇报情况。” 这些言论究竟反映了什么? 一、从安全怀疑到群体怀疑 反间谍和国家安全问题当然值得认真对待,但间谍身份必须依据具体行为和证据认定,不能从国籍、出生地或族群背景推断。 两位嘉宾不仅混淆了国家、政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把具体的情报风险泛化为群体属性。 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具有中国背景就被视为潜在间谍,那么安全判断便不再取决于个人行为,而取决于身份。这种推论既缺乏证据基础,也违背个体责任原则。 二、为什么专业人士会如此草率? 两位嘉宾都具有一定专业背景,理应清楚情报判断的证据要求和表达边界。他们却作出如此草率的判断,背后可能存在更深层的社会和话语环境。 首先,对华安全叙事可能已经形成较强的解释惯性。当中国不断被置于战略竞争、技术安全和情报威胁等议题中,涉华问题便容易被优先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原本需要分别考察的国家行为、组织活动和个人行为,可能被放进同一种安全逻辑中解释。 其次,对华怀疑可能具有较低的表达成本。在某些公共讨论场景中,强烈质疑中国容易被理解为警惕风险、维护国家安全;而对这种质疑提出反问,则可能需要解释自己的立场。当怀疑一方不必充分证明自己的判断,而质疑一方却需要不断自证时,公共讨论的证据标准就可能出现不平衡。 再次,媒体竞争可能放大这种倾向。复杂的情报问题需要谨慎区分事实、推断和风险概率,而极端、概括性的判断更容易制造话题、吸引注意力。专业人士一旦进入这种表达环境,也可能放松必要的限定。 更深层的问题是,政治叙事可能挤压专业判断。当怀疑中国成为一种容易获得认同的表达方式,专业人士是否还会严格审查自己的证据和推论?是否还会认真考虑言论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 三、信息瀑布与认知惯性 这起事件还可以从“信息瀑布”(Information...
2026-11-21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跨国背景意味着更高的社会责任与政治风险。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6日 王爱琳(Eileen Wang)是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华裔政治人物,曾担任该市市议员和市长,并参与华人社区活动以及华文媒体运营。 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门指控她涉嫌未依法披露与外国政府有关的活动,并涉及外国代理问题。王爱琳已同意认罪协议,如罪名成立,最高面临十年监禁。 目前案件仍处于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院裁定。 无论案件最终如何了结,它已经引发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外华人参与政治事务、社区活动和媒体传播,正在面临怎样的新风险? 一、海外华人参与政治面临新风险 从历史看,海外华人的发展过程是不断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 过去,许多华人主要关注经济发展、教育提升和社区建设。随着社会地位提高,越来越多华人开始参与地方政治,进入公共事务领域。 这种参与本身,是民主社会多元化的重要体现。任何社会群体都有权通过合法方式表达诉求,参与公共治理。 对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华人群体而言,一个新的现实正在出现:过去被视为普通社会联系的一些活动,如社区组织、文化交流、媒体运营和公共事务参与,现在可能被放置在更加复杂微妙的社会环境中观察。 因此,海外华人面临一个重要课题:如何在保持文化联系和社会网络的同时,增强自身参与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二、最大挑战:身份、政治与跨国联系的复杂交织 海外华人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往往具有多重社会连接。他们可能熟悉不同文化,拥有跨国职业经历,参与多个社会网络,关注不同国家的发展。 这种跨文化优势,在全球化时代具有积极价值,但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多重联系也可能带来新的解释空间。 当个人身份、族群背景和国际议题发生关联时,个体行为有时可能被赋予超出自身意图的政治含义。 因此,海外华人参与公共事务,需要更加重视角色定位。 参与政治没有问题,维护文化联系也没有问题,关键在于相关关系是否清晰;行为边界是否明确;公众是否能够准确理解其立场和利益关系。 透明,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础。 三、华文媒体需要重视新闻与传播边界 王爱琳案件涉及华文媒体运营,引发了对海外华文媒体发展的思考。...
2026-08-06过去几年,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越来越多具有华人背景的侨领、社区人士、议员助理、商人、地方政客甚至学者,被卷入“国家安全”相关案件。 徐北辰 供稿 2026年5月14日更新 这些案件涉及间谍活动、外国代理人、政治影响力、跨境监控、技术情报、海外警务站、选举干预、军事情报以及华人社团网络等多个领域。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案件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也并不意味着所有涉案人员都有罪。很多案件仍存在司法争议,有些人否认指控,有些案件尚未最终裁决。 无论案件本身如何,一个更深层变化已经越来越清晰:海外华人网络,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各国国家安全视野。 这些案件涉及的只是极少数个案,并不代表海外华人整体,但其影响却波及海外华人群体。 美国:从“侨社”到“外国影响力” 美国是近年来这一趋势最明显的国家之一。 过去几年,美国连续出现多起涉及华人社区、中国背景网络以及“外国影响力”活动的案件。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纽约“海外警务站”案件。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相关华人社团人士协助中国相关部门,在美国从事“未注册外国代理”活动,并涉嫌参与针对海外异议人士的信息收集与联络工作。 与此同时,美国还调查了多个涉及福建同乡会、华人社区组织、中文媒体平台以及地方政治人物的案件。一些案件并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间谍活动,而更多与政治影响力、信息传播、社区动员以及外国代理人身份申报有关。 2026年5月,美国加州亚凯迪亚市(Arcadia)华裔市长王爱琳(Eileen Wang)承认“在美国境内非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罪名,并宣布辞职。美国司法部指控她与同伙运营面向美国华人社群的中文新闻平台,在未依法申报的情况下,根据中国官员要求发布亲中内容,包括涉新疆议题文章。其同伙孙耀宁此前已认罪并被判刑。该案在美国引发广泛关注,因为它涉及华裔地方民选官员、中文媒体平台以及外国影响力问题。 当地时间 2026年5月13日,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陪审团裁定华裔美国公民卢建旺有罪,认定其在纽约曼哈顿唐人街协助运营所谓“中国海外警务站”,并充当未注册的中国政府代理人。 更早之前,特朗普政府曾启动“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大量华裔学者与科研人员遭调查。虽然该计划后来终止,但它深刻改变了美国安全机构对华人科研网络与中美学术交流的认知。 今天,美国安全系统越来越强调,“中国影响力”不仅可能存在于传统情报领域,也可能通过社区网络、文化组织、华人媒体、学术合作以及地方政治等渠道发挥作用。 英国:议会与香港议题高度敏感 英国近年来对中国问题也明显转向强硬。 2023年,英国警方逮捕议会研究员Chris Cash,起初指控其涉嫌为中国从事情报活动,但后来检方撤诉。该案在英国引发深层讨论。...
2026-05-12归还中国文物既关乎历史正义,也受制于联合国公约等国际规则框架,其关键不在情绪表达,而在于如何将正当诉求转化为具有国际说服力的规则语言。 文/唐摩崖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问题的提出:从情绪争议到规则分析 近年来,西方归还中国文物议题在公共舆论中持续升温。一方面,个别西方国家与博物馆开始释放出开放的返还信号;另一方面,中国舆论中出现了明显的情绪化表达,将复杂问题简化为“正义与不正义”的直接对立。 这种表达并非毫无根据,但如果停留在道义愤怒层面,容易遮蔽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文物归还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究竟是如何被界定、约束与推进的?换言之,归还中国文物,首先是一个“规则问题”,其次才是“情绪问题”。在这一点上,1970年UNESCO公约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2026-05-02在全球宗教与文化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逐步走入更广泛视野,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的重要宗教人物之一。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31日更新 在全球宗教版图中,藏传佛教具有独特位置。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加深,一些宗教人物逐渐超越传统教派边界,进入更广阔的全球公共视野。其中,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Ogyen Trinley Dorje)正成为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重要宗教人物。无论在中国语境,还是在国际社会,他的地位与影响力都呈现出上升趋势。 一、他是谁:历史传承与当代身份的结合 “大宝法王”(噶玛巴)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重要传承体系,其历史可追溯至12世纪。噶玛巴转世系统被普遍认为是藏传佛教中最早形成制度化转世认定的体系之一,具有重要的宗教与历史意义。 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出生于20世纪末,现常驻欧洲,大约7岁时被认定为继承者。他在不同文化环境中长大,使其在传统宗教训练之外,也具备较强的现代知识背景与跨文化理解能力。 在当代语境中,他既是宗教传承的代表人物,也是藏传佛教中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桥梁。这种“双重身份”,使其区别于仅局限于宗教内部的传统上师,而更接近一种具有公共表达能力的宗教人物。 二、为何应重视:宗教影响力的多维展开 1.传承体系的象征意义:在藏传佛教内部,不同教派各具特色,但噶玛巴体系长期以来在宗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作为该体系的代表人物,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在信众中具有稳定的影响基础。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宗教仪轨与修行指导层面,也体现在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之中。...
2026-03-31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2025-08-03在法国传播学界,一个与“国际传播”看似相近、实际上具有不同理论旨趣的概念长期存在,并在近年来得到重新阐释,这就是“世界传播”(communication-monde)。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3日 “世界传播”并不是“国际传播”的法语变体。它所试图改变的,是观察传播的基本方式:不再把国家及其边界作为传播研究的天然起点,而是考察传播网络、技术、资本、文化、知识与权力如何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 这一理论传统在中国传播学界的讨论并不充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提及“世界传播”,也容易将其理解为“全球传播”或“国际传播”的另一种说法,从而忽略其背后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转向。 一、世界传播:一个并非简单替代的概念转向 “世界传播”与法国传播学家Armand Mattelart密切相关。1992年,Mattelart出版《世界传播:思想与战略史》(La Communication-monde : histoire des...
2026-09-04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
2025-07-13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2025-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