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
台湾“三生农业”：一种农业文明观的底层逻辑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8日 农业究竟是什么？对于许多人来说，农业就是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 但在20世纪后期，台湾农业转型过程中，人们开始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如果农业只是生产粮食，那么当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低时，它是否会逐渐失去存在价值？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背景下，“三生农业”理念逐渐形成。 所谓“三生”，即生产、生活、生态。 表面上看，这只是农业功能的重新分类，而实际上，它改变的是人们理解农业的方式。 在“三生农业”的视野中，农业不仅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生态系统。 因此，“三生农业”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农业文明观。 一、从“农业是产业”到“农业是系统” 长期以来，人类对农业的理解主要建立在生产逻辑之上。 农业的任务是生产粮食。 农民的职责是提高产量。 土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产出。 这种思维方式在工业化时代得到进一步强化。 衡量农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往往是粮食产量、单位面积产出、农业增加值、出口规模。 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人们逐渐发现，仅用生产逻辑已经无法解释农业在现代社会中的全部价值。 农田不仅生产粮食，也影响生态环境； 乡村不仅承担生产功能，也承载文化传统； 农村社区不仅创造经济价值，也维系社会关系。 农业实际上是一个同时连接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复杂系统。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农业政策逐步强化生产、生活、生态并重的发展理念，正是这种认知转变的体现。 二、生产：农业不能失去创造财富的能力...
文章推介
把jury译为“陪审团”，会导致三重误解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在中国，提起“陪审团”（jury），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一群公民坐在法庭里，静静地听法官审案，像“陪衬”一样“参与”审判。事实上，把Jury译为“陪审团”，隐藏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误解：在英美法庭上，jury 并不是陪伴法官的角色，而是独立判断事实的核心力量。 一、陪审团不是陪衬，而是“审”的主体 中文“陪审团”里的“陪”，让人自然而然地以为它只是“陪同法官审理”。实际上，在美国和英国的刑事司法中，陪审团拥有独立权力： 换句话说，陪审团的角色不是“陪”，而是直接参与裁决的“审”。 二、陪审团体现公民权力与制衡意义 英美法庭的陪审团制度不仅是法律程序，更是一种公民权力的体现： 中文译为“陪审团”弱化了这种制度功能，让人觉得公民只是“参与”而非“主导”，从而低估陪审团对司法独立的保护作用。 三、裁决权边界被模糊 在英美法中，法官决定法律问题，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而中文的“陪审团”容易让人误解：裁决是法官和陪审团协作的结果，或陪审团只是辅助工具。实际上，陪审团的裁决权属于独立公民，不受法官否决。这是刑事审判中最核心的权力边界，也是制度设计防止滥权的关键。 四、陪审团承载的制度哲学...
美国权威专家警告：特朗普应遏制台湾
文 / 毕研韬 2025年5月1日，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刊出一篇引发广泛关注的评论文章，题为《特朗普应遏制台湾》（Trump Should Rein In Taiwan），文章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位资深研究员克里斯多福·奇维斯和史蒂芬·沃特海姆共同撰写。 一、为避免误判，美国必须展现“克制” 文章的主要观点是： 这篇文章主张美国保持克制，避免过度刺激中国，同时也提出美国应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觉醒者修行指南：避开启蒙雷区
文/毕研韬 一、当善意变成业力炸弹：社会启蒙的因果陷阱 2023年，某科普博主因强行向粉丝灌输量子力学理论，遭反噬性网暴；某心理学者在直播间公开诊断观众人格障碍，引发伦理争议……这些“翻车”案例背后，折射出一个古老智慧早已警示的真相：高位能量者的觉醒传播，本质是一场精密的风险博弈。 佛陀在《华手经》中严正声明：向无信者强行传法，若致其谤法，传法者需承担共业。这恰如现代自媒体场域——当启蒙者忽视受众根器，盲目输出价值观时，轻则流量扑街，重则引发舆论反噬。 二、佛陀的“四不传”原则：KOL防雷核心心法 将佛教“传法四不传”准则映射到现代传播，可提炼出社会启蒙的四大禁忌： 1. 无信者不传：拒绝“普度杠精” 2. 无愿者不传：警惕“爹味输出” 3. 无智者不传：降维打击不如精准投喂...
“爱泼斯坦档案”为什么让世人吃惊？
爱泼斯坦档案让公众首次系统性地看见：在权力、资本与声望高度交织的精英网络中，严重犯罪如何得以长期隐匿并被制度迟滞地发现。 文/艾伦•怀特（Alan White） “爱泼斯坦档案”是指围绕美国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性侵与性剥削未成年人案件，在多年刑事调查与民事诉讼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依法公开的一组司法材料的统称。它主要包括警方与检方调查记录、受害者证词、证据与附件清单、航班与行程记录，以及与其长期合作者吉丝兰·麦克斯韦（Ghislaine Maxwell）相关的审理文件。近年引发全球高度关注的关键节点，是美国法院对部分民事案件材料的解封，使这些原本只存在于司法体系内部的文件，首次以较为集中、可查阅的形式进入公共空间。 “爱泼斯坦档案”的主要内容（类型） 从内容结构看，爱泼斯坦档案大致涵盖四个层面。第一，是对核心犯罪事实的记录，即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诱骗与组织行为，以及多名受害者在不同时间点提供的证词。第二，是围绕这些犯罪活动形成的协助与运作网络，包括人员往来、行程安排、通讯与部分资金线索。第三，是司法程序本身的材料，如证据提交、证人名单、封存与解封的法律依据。第四，也是最容易被舆论放大的部分，是档案中出现的、与爱泼斯坦存在不同程度交集的社会名人姓名。需要明确的是：名字出现在档案中，并不自动构成违法指控，更不等同于司法定罪，不同人物在档案中的法律地位、证据强度和情境差异极大。 “爱泼斯坦档案”涉及的名人 在已被司法确认的核心人物中，爱泼斯坦本人是案件的中心。其犯罪事实已在多项调查与证据中得到确认，但因其在2019年羁押期间死亡，案件未能进入实体审判阶段。吉丝兰·麦克斯韦（Ghislaine Maxwell）则是目前档案中司法结论最为明确的人物之一，她因协助诱骗、招募未成年人而被美国法院判定多项罪名成立，其审理材料构成理解整个案件的重要支点。 在此基础上，档案中还涉及一批因社会身份而受到高度关注的政治人物。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梁启超：论报馆对国家有益
【编者按】1896年8月9日，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强调报馆的重要性和作用。他通过对比古今中外的报刊发展，指出报馆在传递信息、监督政府、推动教育、促进交流等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对报刊发展的期望和建议。原文是文言文（附后），编辑用文心大模型译成白话文如下。 梁启超：论报馆对国家有益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可以从它的信息是否通畅来判断。血脉如果不通畅，人就会生病；学术如果不流通，就会显得浅陋；道路如果不通顺，就会像秦国和越国那样，虽然相邻却对彼此的肥瘦毫不关心，如同陌路；语言如果不相通，就会像福建、广东与中原地区那样，虽然同在一国却像身处不同的世界。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上下之间信息不通，就无法有效地传递恩德和民情，而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吏就会趁机作奸犯科；如果内外之间信息闭塞，就无法了解对方的情况，那些守旧的儒生就会空谈误国。中国数十年来遭受欺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要去除闭塞，寻求通达，方法不止一种，而报馆就是其中的先导。没有耳目，没有喉舌，这就叫做残废。如今世界各国并立，就像邻居一样，整个天下，就像一个大家庭。邻居家的事情，我们却不知道，甚至同一个家庭里的事情，也互不相闻不问，这就是有耳目却如同没有耳目；上面有所决策，不能告知百姓，下面有苦难，不能上报给君王，这就是有喉舌却如同没有喉舌。能够帮助我们开通耳目、喉舌，治愈天下这种“残废”之症的，就是报馆。 报馆在古代有例证吗？古代太师通过采集民歌来观察民风，饥饿的人唱出他们的食物，劳苦的人唱出他们的劳作，朝廷派使者去各地采集这些民歌，从乡里传到县里，从县里传到国家，再从国家传到天子那里，这就像民间的报纸。公卿大夫们赞扬君主的德行，讨论国家政治，朝廷派遣使臣，记载功勋，建造宫室，饲养马匹，君主用这些来告知臣子，上级用这些来告知下级，这就像官方的报纸。又像诵训官负责掌握各地的方志，以便观察事情；掌握各地的邪恶之事，以便告诫人们避免；从而了解各地的风俗；外史官负责记录四方的情况，把书名通报给四方；撢人官负责诵读天子的诏令，传达国家的政事，到各地去宣讲。所有这些用来宣扬君主的德行、沟通上下情意的做法，不仅仅是记录叙述，还兼有职责掌管，所以君主可以坐在一间屋子里就能了解四海之内的情况，士人可以通过诵读《诗经》等三百篇来了解国家的政事。三代之所以强盛，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 西方人的大报纸，议院的言论都记录在上面，国家的财政收支也记录在上面，人口生死也记录在上面，地理的险要也记录在上面，百姓产业的盈亏也记录在上面，学会的课程也记录在上面，物产的种类也记录在上面，邻国的举动也记录在上面，兵力的增减也记录在上面，法律的改变也记录在上面，科学的新理论也记录在上面，技艺的新发明也记录在上面。那些分类的报纸，谈论政务的可以看官报，谈论地理的可以看地学报，谈论军事的可以看水陆军报，谈论农业的可以看农学报，谈论商业的可以看商会报，谈论医学的可以看医报，谈论工业的可以看工程报，谈论科学的可以看各种天文、数学、声学、光学、化学、电学等专门学科的报纸。有一门学问就有一份相应的报纸，这门学问每得到一个新的见解，这份报纸就会多一条新闻，内容繁复的就用图表来辅助说明，事情复杂的就列成表格，早晨刚写成文章，晚上就传播到了万里之外。所以负责事务的人没有隔阂蒙昧的担忧，研究学问的人能够得到观摩学习的益处。还担心文字太深奥，不能让所有人都理解，所以有妇女报，有儿童报。这些报纸的出版时间，有的是季报，有的是月报，有的是半月报，有的是旬报，有的是七日报，有的是五日报，有的是三日报，有的是两日报，有的是日报，还有的是半日报。国家保护报馆就像鸟贩子保护小鸟一样；士民喜爱阅读报纸就像蚂蚁附着在膻味上一样。就像俄国和土耳其的战争，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结盟，全世界的人都仰头踮脚地等待《泰晤士报》的评论，文章刚写完，电报就已经飞快地传送出去了，报纸的重要性又像这样。 然而英国、德国、日本，有的对报馆有诽谤的法律，有惩罚的条例，这又是为什么呢？记载琐碎的事情，采访奇异的传闻，不是荒诞不经的谣言，就是隐秘的杂事，关起门来编造，随口乱说，对解决当前的困难没有帮助，反而败坏社会风气，这是第一个弊端；军事敌情记载得不准确，仅仅凭借市井之人的传言，没有惩罚造谣者的嫌疑，甚至揣摩大众的情绪，编造出荒谬的说法，海外已经化成灰烬，纸上却还在刊登捷报，迷惑听闻，贻误大局，这是第二个弊端；评判人物的好坏，评论最近发生的事情，毁誉完全凭借个人的恩怨，笔舌比刀枪还要锋利，有的歌颂权贵，作为自己升官的阶梯，有的指责富豪，作为自己收受贿赂的手段，行为如同无赖，道义上违背了吉祥的言论，这是第三个弊端；拿起笔来发表议论，却没有根据，抄袭陈旧的言论，拼凑抄袭别人的说法，或者因为才思枯竭而担忧，敷衍了事，讨论逸闻趣事，记述游览经历，没有意义可取，文章也没有文采，这是第四个弊端；有的翻译的内容比较广泛，言论也值得一看，删除糟粕，颇能抓住要点，但是借题发挥，宣扬宗教，虽然有断章取义的好处，却免不了诗歌分类不当的遗憾，这是第五个弊端。有这些弊端存在，报纸的意义就被束缚住了，于是使得国内少数有志之士反而把报馆看作是害虫，把报纸看作是妖言惑众，古代的优良传统不能实行，好的方法反而带来了弊端。唉，这不是很让人痛心吗！ 现在在中国设立报馆，想要达到西方人报纸那样的规模，从形势上看是不可能的。西方的议院议定一件事情，就公布给大众，让报馆的人进入议院记录；中国则对这些事情讳莫如深，中枢机构的举动，真相无人知晓，更不用说外国人了。西方的人口、物产、百姓产业、商业情况，每天都有记录，翻开书卷就一目了然，抄录副本印在报纸上，让大家都知道；中国则连家庭中的牲畜都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州县官员虽然亲民，但是对于自己所管辖的百姓和物产，却无从全面了解，更不用说朝廷了。西方人对于科学、制造等专门学科，官方设立学校，士人设立学会，讲求观摩学习，新的方法层出不穷，所以急于刊登在报纸上，让大家先睹为快；中国则稍微懂得这些学问的人已经像凤毛麟角一样稀少，哪里有精通这些学问、深明其法而创造出新成果的人呢？由于这些原因，西方报纸的长处，都不是我们所能具备的。 那么报纸的体例应该怎么样呢？我说：广泛翻译世界各地的新闻，让读者了解全局大势以及各国强盛衰亡的原因，从而不会夜郎自大，坐在井里议论天地之大；详细记录各省的新政策，让读者知道新政策确实有利可图以及负责此事的人的艰难筹划和他们的宗旨所在，从而阻挠新政策的人就会减少了；广泛搜集交涉的重要案件，让读者知道国家体制不确立就会受人侮辱欺凌、法律不讲就会被人愚弄欺骗，从而可以奋发学习新学问来洗刷过去的耻辱；另外还要刊载政治、学术方面的重要书籍的内容摘要，让读者了解一切实用学问的源流门径以及它们日新月异的变化情况，从而不会抱着八股文、八韵诗、考据学、词章学等陈旧学问而自以为是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办报纸，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风气就会逐渐开放，各种事业就会逐渐兴起，国家体制就会逐渐确立起来，人才也会逐渐涌现出来。十年以后报纸的规模也就可以逐渐完备了。唉！中国的邸报兴起于西方报纸之前，但是历经数百年却没有得到推广。如果有人不理解报纸的重要性而将其视为诽谤之言并加以摧残的话，那么报纸这颗幼苗又怎么能成长起来呢？或者也有人能够与我们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并理解我们的孤独与愤慨而提倡保护报纸以成就我们的区区之心的话，那么这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吧！ 以下为原文（文言文）。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报馆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輶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駉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又如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外史掌四方之志，达书名于四方；撢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国而语之。凡所以宣上德、通下情者，非徒纪述，兼有职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诵三百而知国政。三代盛强，罔不由此。...
西方智库看到的，并非完整的中国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6月5日 摘要：本文探讨西方智库与政策研究机构在分析中国时，因高度依赖公开文献而面临的方法论局限。在中国语境下，公开信息存在明显的筛选机制，导致研究者往往只能接触到“公开表达的中国”，而难以触及“实际存在的中国”。这种结构性的可见性差异可能引发样本代表性偏差，进而影响对中国社会复杂性及政策逻辑的整体判断。文章强调，理解中国必须同时把握公开文本与其生成环境之间的关系，避免将可见信息等同于全部现实。 关键词：中国研究；智库分析；样本偏差；公开文献；认知结构 近些年，围绕中国的国际研究显著增多。西方智库、大学、政策研究机构持续投入资源，试图通过公开信息理解中国的政治逻辑、社会结构与政策走向。相关研究大量依赖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政策文件与媒体报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中国的判断框架。 这类研究具有其合理性，也构成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然而，从方法论角度看，一个基础问题值得持续关注：仅依赖公开材料，是否足以呈现一个完整的中国？ 一、公开信息的可获得性与其边界 在国际比较研究中，公开文献通常被视为最可靠的证据来源。它具备可验证、可引用、可追溯的特点，因此成为智库分析的核心材料之一。 但在任何社会中，公开表达本身都存在边界。能够进入公开出版体系的内容，往往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性筛选与规范性约束。这意味着，公开文献首先反映的是“可发表内容”，而不必然等同于“全部存在的认知”。 这一点在中国语境下尤为明显。公开发表的学术与政策讨论，通常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特征。这种一致性并不必然意味着观点单一或者统一，而可能反映的是表达空间经过过滤后的结果。 因此，研究者需要区分两个层次：一是“公开表达的中国”，二是“实际存在的中国”。 两者存在关联，但并不完全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