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洲在慕尼黑讨论自身安全未来时,中国已成为七成核心议题背后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于2026年2月13日至15日在德国慕尼黑召开,来自120多个国家的政要、专家与安全界人士参会。会议在全球战略持续震荡、跨大西洋联盟面临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展开,被认为是检视当前国际安全格局走向的年度关键论坛。 一、“破坏性政治”与全球秩序的诊断 慕安会主办方在会前发布的《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以“破坏性政治”为分析框架,认为世界主要安全与治理机制正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冲击,传统规则基础受到侵蚀。报告特别指出,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正在上升,各方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张力加剧。 二、对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新校准 跨大西洋合作是本届会议反复被提及的主题。大会开幕时,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辛格指出当前美欧关系处于十字路口,传统的合作模式正在被重新审视。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呼吁美国回归理性联盟政策,同时强调欧洲应在北约内部增强话语权和责任分担。 三、对欧洲防务自主性的探索 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议期间就加强欧洲防务自主性进行了实质磋商,包括对欧洲核威慑机制的可能性展开对话。这一系列讨论反映出在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印太的背景下,欧洲在安全保障上寻求更大独立性。 四、北约角色与联盟机制的未来 北约在会议中依然是核心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欧洲在未来安全架构中需要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强调增强联盟内部协调的必要性。与会各方就如何调整北约以应对新的地缘战略挑战进行了广泛对话。 五、俄乌战争的战略走向 俄乌冲突仍是本届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德国总理默茨在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可能要等其经济或军事能力“枯竭”后才能结束战争,这反映出欧洲对持续冲突的现实评估。同时,乌克兰外交部长和中国外交部长在会议期间就扩大和平对话进行了讨论。 六、多边治理与国际合作机制的压力测试 与会者普遍认为,当前多边机制在应对冲突、危机和全球性风险时显示出疲态。围绕国际法、公平代表制机制的有效性,以及如何推进联合国等机构改革等问题,成为会议中的重要议题。 七、技术与网络安全议题的上升 不同于传统只聚焦军事安全的讨论,本届会议更显著地将技术安全与网络空间的稳定性纳入主舞台。随着全球战略竞争向数字和技术层面扩展,技术安全被视为未来全球安全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八、中国立场与和平倡议的表达 在会议的“中国专场”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强调通过对话与政治解决一切地区热点,包括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的重要性。这一立场阐述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价值主张与解决国际纷争的策略思路。 九、民意与战略信任呈现危机 《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同时指出,不仅是国家间的战略矛盾,近年来西方内部对政治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信任不断下降,这加剧了政策一致性的困难。报告揭示了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等因素对国际合作的间接影响。 十、会议影响对未来一年安全议程的指向 尽管会议本身不会发布正式的公报,但广泛的交流和公开论述本身就对2026年全球安全议程具有重要指向作用。特别是在大国关系、跨大西洋合作机制调整、欧洲安全自主性构建等领域,与会者的讨论很可能在未来一年内转化为政策走向。...
2026-02-14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在中国,提起“陪审团”(jury),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一群公民坐在法庭里,静静地听法官审案,像“陪衬”一样“参与”审判。事实上,把Jury译为“陪审团”,隐藏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误解:在英美法庭上,jury 并不是陪伴法官的角色,而是独立判断事实的核心力量。 一、陪审团不是陪衬,而是“审”的主体 中文“陪审团”里的“陪”,让人自然而然地以为它只是“陪同法官审理”。实际上,在美国和英国的刑事司法中,陪审团拥有独立权力: 换句话说,陪审团的角色不是“陪”,而是直接参与裁决的“审”。 二、陪审团体现公民权力与制衡意义 英美法庭的陪审团制度不仅是法律程序,更是一种公民权力的体现: 中文译为“陪审团”弱化了这种制度功能,让人觉得公民只是“参与”而非“主导”,从而低估陪审团对司法独立的保护作用。 三、裁决权边界被模糊 在英美法中,法官决定法律问题,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而中文的“陪审团”容易让人误解:裁决是法官和陪审团协作的结果,或陪审团只是辅助工具。实际上,陪审团的裁决权属于独立公民,不受法官否决。这是刑事审判中最核心的权力边界,也是制度设计防止滥权的关键。 四、陪审团承载的制度哲学...
2025-12-12它们不是情报组织,而是隶属于各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广播电视行业监管机构。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2 10:35更新 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设有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其名称不尽相同,例如“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北京视听节目监测中心”“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监测中心”等。这类机构在公众视野中曝光度较低,所以难免引发误解。 实际上,它们的“身份”在各省不尽相同。在个别省份,这类机构已注册为公司。 在大多数省份,这类监测中心隶属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和旅游厅,属于正处级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能包括广播电视及互联网视听节目的技术质量监测与内容合规监管。在少数省份,技术监测和内容监测由两个独立的处级单位分别承担。 在技术层面,负责保障安全播出;在内容层面,对广播、电视及网络视听节目进行监测,确保其导向正确、合法合规。常用监测方式包括实时监测与回溯监测,而在多数地区,以事后抽检为主。 关于该类机构隶属关系问题,即为何归口文化旅游厅,而非宣传部,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权威解释。 可以明确的是,这类地方建立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并不承担监听境外通讯、搜集国际情报的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监测中心在管理体制上具有一定特殊性:财政通常独立,而人事管理则隶属于文化和旅游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地区的文旅厅官方网站并未将其列为内设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其组织形象的不透明性。...
2025-09-01文/林知远 7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在一篇报道中声称,“中印之间另一个紧张的根源是达赖喇嘛”。这一表述在部分舆论场引发共鸣,但也引来质疑:达赖喇嘛在当代中印关系中是否仍具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 历史背景中的“触发器”,但非结构性根源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确实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彼时,中方将印方给予庇护视为干涉内政,这在情绪上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中印外交摩擦的一个“显性导火索”。然而,真正造成战略紧张的,并非个人流亡事件,而是更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与战略互疑。 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主要源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争议、边界控制权的分歧,以及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高度警惕。达赖喇嘛的流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表层因素,而非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将中印矛盾的根源归因于达赖喇嘛,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结构。 现实博弈中的“边缘变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紧张主要集中于边界对峙与地缘竞争。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到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竞赛,再到印度强化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当前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早已不再围绕“西藏”或“达赖喇嘛”展开。 一方面,达赖喇嘛早在2011年即宣布退出政治事务,强调其仅为宗教人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藏人议题”的公开支持也趋于低调,尤其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往往避免高调渲染,以免影响战略稳定。这表明,在两国现实政治博弈中,达赖喇嘛的角色已从现实变量退化为象征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撬动力极为有限。 国际叙事中的意义放大:西方媒体的再符号化策略 法广等媒体将达赖喇嘛定位为中印紧张的“根源”,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的夸大,也反映出一种符号化传播的策略选择。在西方舆论场中,达赖喇嘛长期被塑造为“道义象征”,其存在被赋予某种“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喻功能。这种传播结构更适用于构建“价值对立”叙事,而非解释现实外交互动的因果机制。 在此逻辑下,达赖喇嘛被抽象为一种意义资源,用以渲染中国的“内政敏感区”与印度的“民主庇护所”之间的对照。但这类叙事往往遮蔽了国家利益、战略布局与安全困境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因素,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中印关系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结语:应将焦点转向结构性问题,而非符号性干扰...
2025-07-15当国家媒体采用社交媒体传播策略时,如何平衡流量与信誉?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美联社2026年4月10日刊发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国家媒体正在利用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和娱乐化内容传播中国的政治叙事,并以美国及其总统为讽刺对象。报道列举了新华社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近期发布的多个视频案例。 这些内容与传统的官方新闻报道和时政评论有所不同。它们不再主要依赖文字论述,而是借助动画、音乐、拟人化角色和故事情节传达政治立场。 一、官方媒体开始尝试新的表达方式 美联社列举了三个案例。 2026年2月,新华社发布了一段AI音乐视频,将美国描绘成一只身穿军装的白头鹰,以此讽刺美国试图控制格陵兰岛的意图。 3月,在特朗普召开“美洲之盾”峰会后,新华社又发布了一段短视频,将美国描绘成一只把其他小鸟关进笼子的白头鹰,并借其台词讽刺美国以安全为名扩大控制。 4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布了一部约五分钟的AI武侠风格动画,以白头鹰象征美国,以波斯猫象征伊朗,通过戏剧化情节呈现伊朗战争。视频后来被X平台用户添加英文字幕并转发,美联社称其获得了超过100万次浏览。 这些案例表明,AI已经不只是新闻生产的技术工具,也开始被用于政治议题的视觉化表达和叙事创新。...
2026-10-24匈牙利新一届政府宣布将大规模改革现有媒体体系,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公共服务广播机构。 文/林澈言 匈牙利新当选总理彼得·马扎尔(Péter Magyar)及其领导的“蒂萨党”(Tisza Party)宣布,将对国家媒体体系实施大规模改革。该党在2026年4月12日议会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胜出、斩获三分之二绝对多数席位。马扎尔预计5月中旬前完成内阁组建工作,并已将重组国家控制的广播体系列为组阁前的优先事项。 此次改革计划的核心内容包括:暂时中止匈牙利公共媒体机构的新闻播出,同时通过新立法恢复媒体真正的独立性。马扎尔本周在国家广播与电视节目中明确表示,现行媒体体系无异于一座“谎言工厂”和“宣传机器”,其服务对象是前政府,而非广大公众的利益。 改革动机:重塑信任,对接民主标准 此次媒体改革的主要动因,是拆解这套长期以来备受国内外批评、被认为是欧盟内部“媒体被俘获”最严重的体系之一。在欧尔班政府执政期间,由匈牙利公共媒体服务与支持基金(MTVA)运营的多家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国家通讯社MTI,实际上已成为亲执政党青民盟(Fidesz)的传播喉舌。 批评人士指出,该体系长期以来对反对派声音的曝光度极为有限,持续传播政府主导的叙事,还被指存在明显偏见、散布阴谋论,并对欧盟及独立新闻机构持敌对态度。 马扎尔政府认为,这种状况不仅削弱了公众对媒体的信任,损害了新闻自由,更阻碍了匈牙利与欧洲民主价值体系的对接。因此,媒体改革被纳入更广泛的政治议程,与反腐行动、强化司法独立、解锁被冻结的欧盟资金等举措同步推进。 新政府希望通过优先保障媒体自由,重建多元表达机制,确保新闻报道的中立性,最终建立一个能够“向全体匈牙利人传递真实信息”的媒体体系。 国际新闻自由组织对此次改革表示欢迎,同时也呼吁,改革必须在透明、法治的框架内推进,并与媒体各方利益相关者进行充分协商。...
2026-04-17当“认知战”被写入情报法,改变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可能是整个社会看待信息传播的认知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最近,台湾执政党推动修订《国家情报工作法》,拟将“认知作战”正式纳入情报工作范畴,并赋予情报机关相应的应对权限。 许多人将此视为台湾强化安全体系的又一步。然而,从传播学和制度建设的角度看,这次修法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而是一个更深层的变化: 台湾正在将“认知战”从传播议题转变为情报议题。 这意味着,“认知战”不再只是舆论场中的一个概念,而正在被纳入情报战框架之中。 一、从传播问题到情报问题 过去几年,“认知战”已经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 从选举争议到两岸关系,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到网络谣言,各种现象都可能被纳入“认知战”的讨论范围。 然而,无论如何定义,“认知战”本质上首先是一种传播现象。它涉及信息传播、舆论形成、认知影响、社会心理以及媒介生态等问题。 因此,过去台湾关于认知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体、教育和网络治理等领域。...
2026-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