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新前兆? 文/毕研韬 北京时间2026年3月21日,美国经济学家Jeffrey Sachs在公开场合表示,可以考虑在中国设立一个重要的联合国机构,重点围绕可持续发展议题,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经验交流与政策协调。这一表态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学界与舆论广泛关注。 提出者背景:学术与政策之间的跨界人物 萨克斯是国际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长期关注减贫、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他曾参与多个国家的发展政策咨询,并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顾问角色。 他曾长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参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关议程。因此,其观点往往处于学术研究与政策倡议的交汇点,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不直接代表官方立场。 从过往发言看,萨克斯长期主张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更加平衡,其此次建议延续了这一思路。 建议内容:建设功能性国际平台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萨克斯的设想主要集中在“功能性机构”而非象征性安排,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在议题选择上,该机构将聚焦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这些领域既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方向。 其次,在空间布局上,他提出可以将该机构设在中国,可能是北京等具备国际交流条件的城市。这一设想并不涉及联合国总部迁移,而是类似于在不同国家设立专业机构或区域中心的做法。 再次,在功能定位上,该机构更接近一个全球公共品平台,其核心作用包括经验分享、政策协调以及能力建设。换言之,其重点在于将发展经验转化为可传播、可借鉴的知识资源,并通过联合国框架向更多国家扩散。 从这一角度看,该建议体现出一种判断,即中国在部分发展领域已具备向外输出经验的能力。 语义边界:避免被误读为重大制度变动 随着信息传播,这一建议在部分舆论中被放大,有必要对其进行语义澄清。 首先,这不意味着联合国总部将从美国迁出。联合国体系本身具有多中心结构,除纽约总部外,在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等地均设有重要机构,因此在不同国家设立功能性机构属于常见安排。 其次,该建议尚未形成任何国家层面的提案,也未进入联合国正式议程,所以不能理解为 “即将实施的国际项目”。 可行性分析:制度与政治双重约束 从现实角度看,在中国设立新的大型联合国机构,面临多方面约束。 一是制度层面。联合国机构的设立通常需要成员国广泛协商,并通过正式程序批准,同时涉及经费来源、人员配置及治理结构等具体问题。这一过程复杂且周期较长。 二是政治层面。联合国体系深受大国关系影响,美国作为主要出资国(尽管长期拖欠联合国经费)及总部所在地,在相关议题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在当前国际格局下,涉及机构布局调整的问题,往往具有较强政治敏感性。...
2026-03-22文/唐摩崖 图/毕研韬 2025年9月6日,“2025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在中国昆明举办。联合国主管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在开幕式视频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虚假信息泛滥和有害内容传播等挑战。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防止虚假信息牟利,避免有害内容被过度放大,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跨文化交流。 弗莱明强调,信息传播的健康与平衡事关人类共同的未来。她表示,应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保持对虚假新闻的警惕,努力重塑全球信息生态的平衡,把诚信与责任融入网络公共领域,从而为建设开放、健康、可持续的传播环境提供保障。 《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教授出席了论坛开幕式,现场聆听了11位贵宾的精彩致辞。
2025-09-07当国际社会关注的已不再只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国规则”时,中国的国际身份就从“经济大国”转向“制度性力量”。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0日发布 China is the only competitor with both the intent...
2026-05-21When observers are absent from China’s lived reality, more information may lead...
2026-05-04让真实的声音自由流淌,让合理的诉求充分生长,这是人类共同的向往。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31日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只看经济、科技、军事、教育,还看它能否及时发现问题、看见真相、回应期待。舆论监督的价值,正在于为国家治理安装一双敏锐的眼睛、一对倾听的耳朵。支持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就是在维护国家的自我纠错能力,就是在守护国家长远发展的根基。 一、舆论监督,是国家治理的信息反馈系统 现代社会庞大而复杂,任何治理都不可能完美无暇。关键不在于出不出问题,而在于出问题之后,能不能迅速发现、及时回应。 如果真实的声音传不上去,基层的痛点进不了决策,社会风险就会像暗流一样悄然涌动。舆论监督,正是通过公开表达、公共讨论和社会观察,让隐藏的难题浮出水面,让治理体系得以及时调整。 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从来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无处可说、无人可诉;不是矛盾存在,而是矛盾没有出口。 所以,舆论监督不是在削弱治理,而是在为治理装上“预警雷达”。 二、舆论监督,是群众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守护者 社会治理的初心,始终是人民的福祉。现实中,许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往往只有进入公共视野,才能获得应有的重视。 舆论监督,能让个体的困境被看见,让草民的声音被听见;也能盯住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这些关乎千家万户的大事,提前发出警示。...
2026-07-31文 / 陈语柔 美联社2025年4月18日报道,美国政府自3月底起,已在几周内吊销千余名留学生的签证或合法身份,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和印度。 腾讯网2024年4月17日的报道指,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已骤降至约700人,而十年前这一数字约为2.5万人,跌幅超过97%。 留学“国家安全化”:你不被欢迎了 美联社的报道引发了广泛关注。这种“批量式”吊销签证的做法,既缺乏透明性,也模糊了正常学术活动与安全风险之间的界限。它所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尖锐:你不再受美国欢迎了。 当国家安全逻辑渗透进高等教育,原本作为软实力象征的留学项目,被重新定义为潜在的战略风险。这是一种结构性转变,说明教育交流正在被纳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博弈框架中。 美国学生不来了,理解在退潮 反观中国,在华学习的美国学生持续减少。签证程序繁琐、安全感下降、中美关系紧张——这些都是表层原因,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更深层的“心理脱钩”正在发生:美国年轻人正在失去对中国的兴趣。他们不再学中文、不再申请来华留学项目,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越来越依赖“二手信息”——媒体报道、社交平台、政治演讲等。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刻板印象、偏见与误解更加容易传播与强化。 教育成了“高风险区”?长期代价不容忽视 过去几十年,教育被广泛视为中美关系中最具韧性的合作领域之一,是连接两国民间情感、培养未来理解者的重要机制。但如今,教育正被视作“政治敏感区域”:美国限制中国学生学习敏感科技专业,中国对涉外合作和课程内容加强审查,多项中美联合研究项目、学术交流平台被迫中止。...
2025-04-20文/杨慧澜 2025 年 6 月 2 日,美国数字媒体《Axios》援引权威数据机构 Morning Consult 的全球民调显示:截至2025年5月底,美国在41个国家中的净好感度首次跌破负值(-1.5),而中国则逆势上扬至+8.8。 民调指出,美国声望滑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近年单边主义政策、贸易壁垒与外交不确定性,导致多个国家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信任感显著下降。在对华关税有所缓和后,美方好感度略有回升,但不足以扭转整体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自2020年以来持续处于国际舆论低位,但近年来通过稳健外交、对南方国家的务实接触以及全球传播策略调整,逐步重塑其国际形象。净好感度回升至+8.8,标志着“叙事反转”正在发生。...
2025-06-03文/毕研韬 随着全球秩序加速重构,地缘冲突持续外溢,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火再燃,从中美竞争到全球南方群体性觉醒,世界进入了多极竞争与价值漂移的交汇点。面对持续激化的地缘竞争态势,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不应再囿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框架,而应当在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定位自己: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阐释者者和传递者,还应是世界认知秩序的观察者、解构者和重构者。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国际传播学者肩负三重历史使命:阐释、预测与干预。 一、阐释:穿透表象,为时代建立解释框架 在这个信息爆炸、叙事混乱的时代,地缘冲突常被掩盖在情绪化叙事、意识形态投射与舆论操控之下,真正的逻辑与动因被系统性遮蔽。国际传播学者应跳出传播技术主义与国家立场叙事的双重局限,重拾学术的第一使命——解释世界。 解释不是对国家言辞的重复,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适配,而是基于历史结构、传播逻辑与认知演化规律,建构自己的阐释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厘清:全球舆论场如何被塑造?认知边界如何被操控?国家叙事如何嵌入战略博弈?认知操弄如何影响战略选择?当地缘博弈表象层层堆叠时,我们须具备“拨云见日”的能量,为公众与决策者重构一个反映现实复杂性与系统性逻辑的世界图景。 二、预测:基于传播认知系统,对未来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预测不是政策分析家的专利。国际传播学者以“认知流动”为研究对象,处于文化、心理、媒介与政治交叉的前沿,在理解全球认知系统如何构建共识与对抗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2013年6月29日,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就指出,优秀的传播学者天然具有觉察时局变化的高敏感性。 在认知域日益成为战略竞争主战场的今天,传播逻辑往往先于军事部署和经济调整而启动,因此,我们可以率先感知某种战略态势的转变——例如某一叙事模式的突然转向,某一国家的战略语汇重构,或某一公众议题在全球语境中的异动。这些早期信号如果能被系统识别并加以推演,国际传播学者完全能够做出有关国际关系演化的前瞻性判断,进而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形成互补。 三、干预:以认知塑造为杠杆,参与全球秩序的定义与建构 在“认知即权力”的时代,国际传播学者不应止步于阐释与预测,而应以更主动态度参与全球认知秩序的重塑。这种“干预”并非狭义的舆论重塑或媒体操作,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观念塑形,通过影响公共认知、政策判断与文化语境,从源头介入战略博弈逻辑。传播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为“知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信息调度者,而是主动嵌入语境重组、叙事体系设计与共识机制塑造的关键力量。 传播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国家间影响力竞争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变量。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熔铸“常识”、重排议题优先级、挑战价值合法性、重新定义关键概念,为中国塑造制度性影响力提供深层认知支持。这一过程中所需的,不是表层话语操作,而是一种跨越传播、战略、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系统性认知介入力,其目标是以认知重构引导秩序演化,推动观念层面的“结构权力”再分配。 四、小结...
2025-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