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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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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为什么有些国家担心中国影响力增长?

中国影响力增长为何引发部分国家担忧?答案既不完全在别人,也不完全在自己,而是在国际体系、传播认知与中国自身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复杂互动之中。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6月10日 近年来,中国影响力持续增长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从经济规模到科技创新,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国际事务参与,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也日益明显:部分国家对中国影响力增长表现出担忧甚至警惕。 这种担忧从何而来?对此,人们往往容易陷入两种简单化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这完全是某些国家出于竞争需要而刻意抹黑中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际社会的担忧完全源于中国自身的问题。 事实上,这两种解释都过于简单。 国际认知从来不是单向形成的结果,而是国际体系、传播环境和国家自身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国际体系因素:大国崛起天然会引发关注 从国际关系史来看,任何一个重要国家的崛起,都会引发国际体系的调整。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时,原有权力格局必然受到影响。对于既有优势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未来利益分配和国际规则制定权可能发生变化。 因此,部分国家对中国影响力增长的担忧,首先来源于国际体系内部的权力转移。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 19世纪德国工业化崛起曾引发英国警惕;20世纪日本经济崛起曾引发美国焦虑;冷战结束后美国影响力扩张也曾引发其他国家担忧。 从这个角度看,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关注甚至警惕,本身就是国际政治中的常见现象。 与此同时,中国影响力增长还意味着全球产业链、技术体系、金融体系和国际规则的调整。 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国家和企业可能面临现实利益损失。 因此,很多担忧实际上源于利益竞争,而非意识形态冲突。 此外,由于中国与部分国家在制度、文化和战略传统方面存在差异,一些国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缺乏足够了解。这种不确定性又进一步加剧了安全焦虑。 国际关系研究长期发现,国家往往并非最害怕确定的威胁,而是最害怕无法准确判断的未来。 因此,权力转移、利益竞争和安全焦虑,共同构成了部分国家担心中国影响力增长的国际体系基础。 二、传播与认知因素:人们面对的未必是真实中国...

文章推介

北美

美国新战略震怒欧洲、惊动亚洲:全球反应为何如此强烈?

全球被迫适应美国战略新调整。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NSS),提出美国外交、安全与价值观新框架。文件一经公开,立即在全球主要大国及地区引起强烈反响。 一、NSS的关键转向:为何引发震动 新版NSS明确放弃冷战后那种“全球主导、价值输出、多边主义和广泛介入”的传统路线。文件强调将战略资源集中于“核心利益”,推行“以实力为本、优先保障主权、有限区域投入以及有条件合作”的策略。  在“欧洲”章节,NSS使用了极为尖锐的表述,称欧洲面临“文明消解”的风险,并批评其移民政策、监管体系、出生率和社会信心下降。  对“印太地区及中国”的定位也发生调整:虽然仍将中国列为主要竞争者,但不再强调以往那种“拉入国际秩序”的接触主义,而是重点关注经济竞争、供应链安全以及印太地区的军事平衡,同时要求地区盟友提升防务能力。 美国从“全球主义与价值联盟”,转向“现实主义与核心利益优先”,自然引发国际社会震荡。 二、欧洲:公开反击与安全自主信号 1.强烈批评与价值观拒绝:欧洲理事会主席António Costa表示,美国“无权干涉欧洲内部政治方向”,强调“只有欧洲公民自己决定谁来治理国家”。多国政府与媒体对NSS中暗示支持民族主义的表述表示担忧,认为这是对欧盟民主制度与多元价值的挑衅。 2.对北约与安全架构的冲击:NSS呼吁北约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减少美国常规介入,这对长期依赖美军保障的欧洲国家构成潜在挑战。尤其在俄乌战争尚未结束、东欧安全形势未明的情况下,欧洲多个国家对未来安全保障的可靠性表达忧虑。...

亚洲欧洲

The EU’s Image Dilemma in China: Fragmented Policy Signals and Blurred Public Perception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policy signals and dispersed narratives, the European...

亚洲

2025年美国涉藏重要政策文件:法案、报告与听证会

近年来,美国围绕西藏议题逐步形成由法律、年度报告、政策声明和国会监督共同构成的政策体系。与2024年《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生效后的立法高潮相比,2025年并未出台新的重大涉藏法律,但美国政府和国会继续通过年度报告、政策建议和监督机制推动相关政策落实,体现出涉藏政策的连续性和制度化特点。本文依据公开资料,对2025年的重要涉藏政策文件进行简要梳理。 一、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2025年度报告》 2025年12月,CECC发布《2025年度报告》,继续设立西藏专章,对过去一年西藏相关情况进行梳理,并向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提出政策建议。报告围绕宗教活动、文化保护、语言教育、生态环境以及相关法律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总结,同时建议美国政府继续落实《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和《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等既有法律。 与往年相比,2025年度报告延续了近年来的基本框架,没有出现重大调整,但继续将西藏作为CECC年度报告的独立章节,反映美国国会对华政策持续关注西藏议题。 二、美国国务院持续落实既有涉藏法律...

传播学

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中,《大公报》是一个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报业样本。尤其是1949年前后在香港重组的“新记《大公报》”,在新闻伦理与媒体独立性方面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职业规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概括为“四不”的办报方针。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3日 一、历史背景:从政论报纸到职业媒体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早期以政论色彩浓厚著称。抗战与战后时期,该报在中国舆论场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1949年前后,部分原有团队成员在香港继续办报,形成“新记《大公报》”的延续体系。在新的政治与商业环境下,如何重建媒体公信力与独立性,成为其核心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四不”方针被提出并逐步制度化,用以约束报纸的立场表达与经营行为。 二、“四不”方针的基本内容 “四不”通常被概括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从。 不党:不依附任何政党或政治集团,强调媒体在政治立场上的相对独立性,避免成为特定政治力量的宣传工具。 不私:不服务于私人利益,要求编辑立场不受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左右,以公共性作为基本原则。 不卖:不以新闻立场换取商业或政治利益,强调新闻不被“出卖”,即不以金钱、广告或政治交换影响报道判断。 不盲:不随波逐流,要求在舆论压力或主流意见面前保持判断能力,而非简单追随权威或情绪化共识。...

亚洲

后达赖喇嘛时代:西藏问题何去何从?

文/唐摩崖 随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年届九十,“后达赖时代”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随之而来:一旦这位象征性人物谢幕,西藏问题会随之缓和,还是转入新的复杂阶段? 一、权威转换下的宗教不确定性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转世活佛,兼具宗教权威与政治象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关于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势必成为宗教合法性与政治主导权之争的焦点。 中国政府将依照金瓶掣签制度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选出一位“转世灵童”。 流亡藏人社群则可能依据达赖喇嘛生前“遗训”(设定的标准),自行寻找“转世灵童”。 这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两个彼此否认的“达赖”体系,在政治与传播上形成分裂认同的现实僵局。 二、认同结构未变,问题不会自然消解 有些人寄望达赖喇嘛圆寂将淡化西藏问题的“人物因素”,进而实现西藏问题“软着陆”,但这种判断忽略了两个深层结构性现实: 一是达赖体系所承载的认同纽带仍牢固存在,尤其在海外藏人社群与部分西藏民众中,宗教信仰与政治情感深度交织。 二是西藏问题早已从“个人议题”转化为“结构性矛盾”,涵盖语言、教育、生态、宗教与文化自治等维度。 因此,即便宗教领袖更替,认同张力不会自动削弱。反而在权威真空与象征更替之际,可能激发新的代际情绪波动。...

传播学

传播劫持:一种“黑色战略传播”

当别人借你的话、用你的符号、使用你的传播资源来传播与你相反的意义,你的传播就可能已被“劫持”。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在传统传播环境中,一个组织使用什么渠道、发布什么信息、建构什么意象,通常由传播者控制。但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控制正在变得脆弱。一个精心设计的传播活动,可能被他人借用;一个已经形成影响力的话题标签,可能被转向;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或人物,也可能被冒用。 2026年,一项发表于《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的研究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传播劫持”(communication hijacking),并将其视为一种“黑色战略传播”(Dark Strategic Communication)现象。 一、什么是“传播劫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