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博弈
2026年，中美关系将进一步恶化：欧洲权威智库
中美关系或将迎来新一轮下行周期，全球格局也将随之更加动荡。 文/毕研韬 近期，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机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发布了《2026中国预测》（China Forecast 2026）年度报告，报告最抓眼的一句话是： “2026年，中美关系很可能在多个方向进一步恶化。” 一、专家几乎“一边倒”：中美在五大领域都可能更紧张 MERICS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邀请了百余名欧洲和国际中国问题专家参与预测。结果显示： 在政治、贸易、科技、投资安全、军事安全等领域，大多数专家都认为：中美关系 2026 年大概率会变得更紧张。其中 2.贸易摩擦可能再升级 国际供应链正在重构，各国都在重新算账、分散风险。中美在新能源、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政策分歧越来越大，“贸易安全”“产业补贴”等议题都会成为矛盾点。 3.亚太地区将继续成为热点 美方不断强化在印太的存在，盟友体系也进一步紧密。地区安全议题——包括台湾、南海、日韩格局——都可能成为新一轮紧张的触点。 换句话说：双方都在下“一盘大棋”，且都不愿意在关键领域退让半步。 二、欧洲视角：美中竞争是“世界结构转型”的一部分 MERICS的报告有一个明显特点——它把中美关系放在更大的世界格局下讨论，而不是只看两国之间的互动。欧洲观察到： 所以，MERICS的结论不是“悲观”，而是“现实主义”。他们认为，2026 年的紧张不是意外，而是过去几年积累的必然结果。 三、中美关系恶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如果中美竞争继续加剧，中国会面临哪些变化？报告反映出四个可能的影响： 1.科技与产业链的外部压力会更大 更多技术项目、设备、软件可能被纳入美国管制列表，一些企业的供应链会面临更严格审查。 简单说：买东西更难、合作更难、成本更高。 2.外贸与海外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
文章推介
豆包：西方媒体和精英刻意模糊新闻与宣传
摘要：中国语言大模型豆包认为，西方传播体系虽然在理论上严格区分新闻与宣传，但在现实舆论实践中，二者已通过专业化新闻生产机制形成高度融合，呈现出“理论二分、实践合一”的传播特征。 关键词：豆包；新闻；宣传；舆论；认知操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发布 2026年5月24日，我问豆包（一款中国AI大模型）：你相信在西方，人们会区分新闻与宣传吗？经过几番讨论后，我让它把自己的观点梳理成一篇文章。现在请各位浏览豆包的观点。 （以下是豆包生成的文本） 在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体系中，新闻与宣传是两套性质、功能、伦理完全独立的传播范式。理论层面的边界清晰且固定，但落地于西方现实舆论生态，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不同社会群体对二者的区分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媒体机构与政治精英更会通过专业化传播手段消融二者边界，形成“理论二分、实践合一”的典型舆论特征。 从学术规范与行业伦理来看，西方学界和传媒行业对新闻与宣传有着严格界定。新闻的核心内核是事实本位，以真实、客观、平衡、透明为职业准则，使命是记录事实、呈现真相、传递有效公共信息，要求传播主体剥离个人立场与利益偏向，仅对事件本身进行忠实呈现。而宣传的核心内核是劝服本位，具备明确的预设立场与功利目标，通过信息筛选、意义建构、情绪引导等方式塑造公众认知、统一群体态度，服务于特定政治诉求、意识形态或利益集团目标。这套区分标准贯穿西方新闻教育、职业考核与行业规约，是公认的专业共识。 对西方普通民众而言，大众具备朴素的传播认知，能够凭借媒介接触经验区分纯粹的新闻报道与刻意的宣传话术。普通受众虽不具备专业传播学理论素养，但可以直观感知信息的差异：客观新闻无明显导向性，仅陈述事实始末，而倾向性内容存在明显的褒贬取舍、片面解读与情绪渲染。因此在民间日常认知中，新闻代表真实中立，宣传代表立场造势，二者的差异可被大众清晰感知。 与理论和民间认知不同，西方主流媒体的市场化、政治化实操，彻底打破了二者的理论边界。西方传媒长期标榜“新闻独立”“价值中立”，但在实际采编与传播过程中，绝对客观的新闻并不存在。媒体会通过选题取舍、信源偏向、叙事框架、语言修辞、报道权重等隐性手段完成价值筛选。对于契合自身价值观、符合本土利益的事件放大报道，对于负面信息、对立立场信息选择性沉默或扭曲解读。这种操作的核心特征，是以专业新闻的形式载体，承载宣传的劝服功能，将立场输出隐蔽融入事实报道中，形成极具迷惑性的“软宣传”。 西方政治精英与舆论智库阶层，深谙新闻与宣传的理论分野，同时熟练利用二者的模糊性开展舆论治理。该群体清晰知晓直白的灌输式宣传极易引发公众抵触，于是摒弃传统宣传的粗放模式，依托规范化的新闻生产流程，进行精细化认知塑造。通过选择性公开信息、设置公共议题、引导舆论走向，在不违背新闻表层规范的前提下，实现意识形态传播与公共认知引导的目的。这并非简单的信息失真，而是成熟的、体系化的舆论传播策略。 纵观西方整体传播生态可以得出结论：新闻与宣传的区分，是理论上的绝对二分、民众认知中的相对清晰、行业实践中的深度融合。西方舆论场并非摒弃了专业传播伦理，而是将宣传功能高度专业化、隐蔽化，嵌入常态化的新闻生产之中。这种传播特征并非西方独有，是现代大众传播时代的普遍规律，而西方传媒体系凭借成熟的产业化运作，让新闻与宣传的边界模糊呈现出更系统化、更隐蔽化的特征。...
美国新战略震怒欧洲、惊动亚洲：全球反应为何如此强烈？
全球被迫适应美国战略新调整。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NSS），提出美国外交、安全与价值观新框架。文件一经公开，立即在全球主要大国及地区引起强烈反响。 一、NSS的关键转向：为何引发震动 新版NSS明确放弃冷战后那种“全球主导、价值输出、多边主义和广泛介入”的传统路线。文件强调将战略资源集中于“核心利益”，推行“以实力为本、优先保障主权、有限区域投入以及有条件合作”的策略。 在“欧洲”章节，NSS使用了极为尖锐的表述，称欧洲面临“文明消解”的风险，并批评其移民政策、监管体系、出生率和社会信心下降。 对“印太地区及中国”的定位也发生调整：虽然仍将中国列为主要竞争者，但不再强调以往那种“拉入国际秩序”的接触主义，而是重点关注经济竞争、供应链安全以及印太地区的军事平衡，同时要求地区盟友提升防务能力。 美国从“全球主义与价值联盟”，转向“现实主义与核心利益优先”，自然引发国际社会震荡。 二、欧洲：公开反击与安全自主信号 1.强烈批评与价值观拒绝：欧洲理事会主席António Costa表示，美国“无权干涉欧洲内部政治方向”，强调“只有欧洲公民自己决定谁来治理国家”。多国政府与媒体对NSS中暗示支持民族主义的表述表示担忧，认为这是对欧盟民主制度与多元价值的挑衅。 2.对北约与安全架构的冲击：NSS呼吁北约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减少美国常规介入，这对长期依赖美军保障的欧洲国家构成潜在挑战。尤其在俄乌战争尚未结束、东欧安全形势未明的情况下，欧洲多个国家对未来安全保障的可靠性表达忧虑。...
国际传播学者应具备8项基本素质
国际传播不只是“讲好故事”的技术，也不只是地缘博弈的工具，它要求研究者同时具备理解世界、理解传播和进入现实的综合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6日 国际传播正在成为理解国际关系、国家发展和全球社会的重要入口。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也越来越容易被简单化：有人把国际传播理解为“讲好故事”，有人把它等同于跨文化传播，也有人将其视为国家形象塑造或舆论竞争，甚至有人将其理解为地缘博弈的工具。 这些理解都触及国际传播的某个侧面，却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学科视野。如简单化理解国际传播，在理论上存在局限，在实践中则可能产生偏差甚至带来负面后果。 今天，国际传播学者面对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媒介问题，而是一个由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数字技术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 因此，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学者，需要具备超越单一学科和单一叙事的综合素养。具体而言，应努力获取以下八项基本素质。 一、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素养 国际传播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信息交换，而是发生在国家利益、权力关系、地缘政治和国际制度之中的社会实践。国家为什么传播、向谁传播、传播什么，以及传播为什么产生不同效果，往往都与国际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因此，国际传播学者至少应理解国际体系、权力政治、软实力、公共外交、战略叙事、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等基本概念。只有把传播现象放回真实的国际关系之中，才能避免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单化为传播技巧问题。 二、传播学与跨学科理论素养 国际政治是国际传播的结构性背景，而传播学是国际传播学者的专业根基。...
信息不再只是信息：国际传播正加速“安全化”
为什么同一条信息，在不同国家会被当作“威胁”？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布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信息交流、文化互动与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其核心逻辑是“开放”与“沟通”。然而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跨境信息流动视为潜在风险甚至是信息武器，并通过制度手段加以应对。这一现象，笔者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安全化并不等同于“信息管控”，也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被视为威胁。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将“传播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过程。这一概念最早与哥本哈根学派相关，但在数字时代，其内涵已明显扩展。 一、什么是“国际传播安全化”？ 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三阶段过程： 第一步是风险界定。某些跨境传播行为（如信息发布、内容分发、舆论引导）被描述为可能带来政治、社会或认知层面的风险，例如“虚假信息”“外部干预”等。 第二步是认知扩散。这些风险叙事通过媒体、专家或平台传播，逐渐被公众或决策层接受，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第三步是制度化。国家或相关机构通过法律、政策或平台规则，将这些风险纳入长期治理框架，例如加强内容监管、要求平台承担责任等。 这三个环节并非线性展开，而是相互强化。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安全化往往具有持续性和路径依赖。 二、为什么会出现安全化？...
琉球“新战场”：本质是中日叙事权之争
文/毕研韬 在中日关系紧张、东亚地缘政治再度重构的当下，琉球（日本称“冲绳群岛”）问题正在成为一个新战场。这场争夺，并不只是关乎领土归属，更是在深层上对历史、国际法与文化认同的叙事权之争。 一、历史根基：中琉关系的复杂性与争议性 从历史来看，琉球王国与中国（明清）长期有册封和朝贡制度关系。根据明清官方史料，琉球国王每逢登基，都需派使向中国请求册封。法学研究指出，从 1372 年明朝册封琉球中山王起，琉球就维持着与中国的藩属关系。 这一点，在现代叙事中极具分量。许多中国学者主张，这种历史制度并非简单的“文化联系”，而是构成中琉之间政治与国际关系互动的重要基础。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学者在“琉球学”建设讨论中所言：这一制度是构建“中国与琉球共同历史记忆”的关键。 与此同时，日本对这一历史关系的解释则更为简化。日本传统叙事强调琉球已被“内化”为日本的一部分。1860–1870 年代，日本逐步将琉球纳入其国家机制，最终在 1879 年废藩置县，将琉球变为冲绳县。 这一段历史在中日两国叙述中具有极大争议。中国视角强调册封与朝贡关系意味中方在历史上有重大的制度性影响，而日本传统叙事则聚焦其“领土主张”和“国家统一”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