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度
AI越透明，为什么有时越不被信任？
生成式AI带来了一个反常识的难题：当传播者主动告知受众“这段内容由AI生成”，有时反而会削弱受众对传播者的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25日 2025年，奥利弗•席尔克（Oliver Schilke）与马丁•赖曼（Martin Reimann）在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刊发的研究，依托13项实验、4093名受试者的数据发现：在各类任务与职业场景中，主动披露AI使用情况的主体，总体获得的信任评价低于未披露主体。研究者认为，其中一项核心机制，是受众会重新评判传播者的合法性。 由此引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倘若透明会增加信任成本，我们是否仍应当要求传播者保持透明？ 一、AI披露为何会改变信任判断？ AI披露所改变的，不只是受众对技术的认知，更是受众评判传播者的逻辑。 当人们知晓内容有AI参与生成，便可能产生追问：这项工作究竟是谁实际完成？人的参与占比有多少？传播者是否承担了足够责任？这份内容究竟代表谁的立场？ 受众的关注点，便有可能从“内容本身是否可信” 转向“传播者本身是否值得信任”。 席尔克与赖曼的研究表明，这类信任下降并非单纯的“算法厌恶”。即便调整披露形式，或将AI披露设置为自愿或强制模式，信任损耗依旧存在；倘若AI的使用并非传播者主动披露，而是由第三方揭发，信任受损的程度会更为严重。 这揭示出一处关键差异：主动披露AI使用，可能造成即时信任下滑，但刻意隐瞒AI使用，会带来更大的长期信任风险。这正是AI透明度议题最值得研讨的核心。 二、选择“不披露”，问题是否会更加严重？ 设想一种极端情形：由于披露AI会降低信任，越来越多机构、媒体、企业与个人选择不予披露。 短期来看，他们或许可以规避AI披露带来的信任损失，但从长期视角，会催生更为复杂的后果。 受众所见内容看似为人类创作，实则越来越多地经由机器参与生产；受众无法分辨哪些内容经过AI生成、改写或筛选。...
文章推介
毕研韬团队战略传播作品目录
（以发表时间为序；2026年5月9日更新） 一、专著及图书章节 1.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纲要.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9月。 2.毕研韬.战略传播.载毕研韬主编《品牌之道》.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336-343页。 二、期刊论文 1.毕研韬.战略传播中媒体的尴尬角色.《青年记者》，2010（11）:69. 2.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初探.《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60-162. 3.毕研韬.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塑造：战略传播视角.《科技智囊》，2011(10)32-38. 4.毕研韬.战略传播中的媒体运用.《新闻战线》，2013(10):77-79. 5.毕研韬、殷娟娟.新媒体、战略传播与边疆治理.《宜春学院学报》，2014(5):64-67. 6.毕研韬.以战略传播统摄我国反恐大业.China Media...
警惕！社媒言论会让你失去美国留学签证
文/梅念安 2025年3月，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启动了名为“捕获与撤销”（Catch and Revoke）的计划，利用AI技术审查持有学生签证者的社交媒体账户，特别关注被视为支持哈马斯或其他被指定为恐怖组织的内容。 美国联邦官员已开始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撤销一些国际学生的合法居留权，绕过通常与学校协调的程序。 然而，这种做法引发了对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担忧。批评者认为，使用AI监控社交媒体可能导致误判和侵犯隐私，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 因此，国际学生和签证申请者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应谨慎，避免发表可能被视为支持恐怖组织或其他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言论，以防止签证被撤销或申请被拒绝。 笔者更担心的是，美国审查留学生社交媒体账户的做法，为其它国家采取类似做法提供了榜样与合法性基础，同时会刺激更多国家效仿。 在美留学期间被监控的经历，很可能会给外国学生留下心理阴影。 如何平衡安全与自由、安全与开放、安全与发展，现在是若干国家面对的选择。
中美关税大战：BBC不懂中国
文/毕研韬 美国东部时间4月2日下午4时（北京时间4月3日凌晨4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执行全面新对等关税政策。 北京时间4月3日下午6时（美国东部时间4月3日凌晨6时），中国宣布采取反制措施。中国反应之快，让外界吃惊。 BBC（中文）解读说，中国选择这个时间宣布，“某种程度上想在国内掩盖这一新闻，不要过于惊吓到民众”。 这个臆测毫无依据。这么重大的事件，在什么节点发布有啥区别？何况，在自媒体时代，周五下午六时，不正在黄金时段吗？ BBC中文还关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个时候在做什么”。BBC杜撰到： “习和其他六位政治局常委在外出植树，强调应对砍伐森林的必要性。这展示了面对特朗普时的镇定，显示了一种气氛：华盛顿你尽力去做吧，这里是中国，我们对你的胡言乱语不感兴趣。” 如果BBC稍微做点功课就知道，一年前（2024年）的4月3日上午，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也在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4月3日或4日参加植树活动，是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的惯例时间。 BBC（中文）这次的误读，说明了什么？是不懂中国，还是其它原因？BBC的这种低级错误，该怎样避免？
中国党政机关应审慎与高校共建专业机构
政校共建机构，初衷是借助高校专业力量提升治理能力，但现实中，机构的行政负责人未必就是最适合的专业领军人才，机构建起来了，真正优秀的专业人才却可能被排除在外。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0日 首先声明，本文主要讨论党政机关与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等机构的问题。至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笔者并不熟悉，因此不敢妄加评论。 近年来，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已蔚然成风。合作初衷值得肯定：党政机关希望依托高校专业资源提升治理实力，高校期待借助党政扶持转化科研成果，进而推动学科发展。 但有三个问题值得反思：党政机关了解今日之高校吗？政校共建是党政机关对接高校资源的最优方式吗？共建机构真能帮助提升职能部门的专业素养与治理效能吗？对此不能想当然地给出肯定答案。 一、共建逻辑：传统路径与跟风惯性 共建机构大致源于两个考量：历史传统的延续与跟风效仿的倾向。 长期以来，高校被视作高层次人才、知识与智力资源的重要集聚地。党政机关处理专业性事务时，寻求高校协作本具内在合理性。但当下，这种合作逻辑正在被简单化处理。看到其他地区、其他部门与高校共建机构，便跟风设立，仿佛“不共建，工作就落后了”。 然而广为流行的未必都是好的，新冠肺炎疫情曾风靡全球，但世人都谈之色变。 党政机关在筹划与高校共建机构时，首要应厘清三个核心问题：开展共建是否确属必要？不共建机构，能否实现同等工作目标？共建之后，究竟能够新增哪些履职能力？ 倘若上述问题没有清晰答案，仅仅效仿外界做法就挂牌成立学院、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最终很可能只是新增一块机构牌子，而并未真正提升治理能力。...
毕研韬：中日目前的紧张关系将如何收场？
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