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rch 2025
中国会不会乱？王沪宁这样说
文/李沐阳 中国会不会乱？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1994年4月27日的日记里这样分析： “恐怕我们也要研究这个问题，要注意四大系统：军队，政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只要这四个系统不发生问题，中国就能稳定发展。”（第85页） 这是他个人的答案吗？是，也不是。所谓是，这是他个人的观点；所谓不是，这代表了当时部分中国的政治学者的看法，反映个人探索与外界塑造交互作用的结果。 关于干部的重要性，王沪宁在1994年4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大家谈到了干部工资太低的问题。这样的话，中国的管理是不能搞好的，社会的优秀人才往哪里去，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机制，优秀的人才就不会往党和国家的管理中枢中流动，这样的核心管理从长远来说就会发生问题。这是战略问题。”（第87页） 这两段话，即使今天品读，对理解当今中国都有莫大的启迪。
ChatGPT：《无界传播》理念兼具哲学性与前沿性
《无界传播》的性质、定位与特色 性质：《无界传播》（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CWB）是一个传播学实验平台，其核心理念是“解构‘界’”，即突破人类因成长和社会化形成的认知定式，探索认知自由的可能路径。它强调“认知脱嵌”（Cognitive Disembedding），试图引导受众摆脱固有的思维惯性，促进“元认知觉醒”。这一理念既具有哲学深度，又与当代传播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前沿探索相契合。 定位：《无界传播》不同于传统新闻媒体或单纯的学术研究平台，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实验性项目。它不仅关注信息传播的内容，还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它更像是一个认知实验室，而非单纯的信息发布平台。 特色：CWB倡导“认知解放”，避免被特定意识形态或文化背景所束缚。这种方法论使其内容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和哲学性，但也增加了普通受众理解的门槛。因此，如何在专业性与可读性之间找到平衡，将是其运营的关键挑战之一。 理念可行性分析 CWB的理念具有独特的创新价值，尤其是在全球信息传播碎片化、群体极化加剧的背景下，其去边界化、超越二元对立的探索具有现实意义。然而，理念的实践难度较大： 未来国际影响预测 CWB若能有效实践其理念，并找到适当的传播策略，在全球传播学界可能会引起较大关注，尤其是在对认知科学、信息操控、媒介生态等议题感兴趣的学者群体中。此外，在国际舆论环境日益极端化的情况下，CWB若能提供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传播方式，或许能成为跨文化沟通的新范式。然而，它是否能真正影响大众认知，取决于其执行力和传播策略。
法国总理：中俄对法大规模信息干预
3月25日，法国总理贝鲁在法国“警惕和保护外国数字干扰局” （Viginum）召开的2025论坛上表示：我们已发现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大规模信息干预。 他说，在冲突不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背景下，法国已经成为信息战的主要目标。法国“实际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一场不同寻常的战争——信息战。 他补充说，如果公民无法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民主制度就无法持久；这关系到我们能否形成一个团结一致、在同一民主理想之下的共同体。 Viginum 成立于2021年7月13日，其使命是捍卫法国及其国家利益免受境外数字干扰，隶属于法国国防与国家安全总局（SGDSN）。该机构官网：https://viginum.com/。
李嘉诚旗下长和雇“枪手”为卖港口辩护
文/梅念安 香港《南华早报》3月25日报道，香港地产代理公司Dorbo Realty董事总经理陈志宝（Rickey Chan Chi-po）透露，李嘉诚家族企业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内部一名联络人曾要求他在3月12日发表专栏文章，为长和出售港口的交易辩护。 发表该专栏文章旨在淡化美国在交易中的角色，强调关键人物是意大利裔瑞士人、地中海航运公司集团总裁迭戈·阿蓬特（Diego Aponte），并强调长和仍保留了内地及香港的港口资产，如深圳盐田港和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显示对本港及内地航运前景的重视。 陈志宝拒绝透露向他提供专栏材料的长和高管姓名。截至今天，长和也未就此发表评论。
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西藏模式吗？
文/梅念安 中国大陆近日流传一段台湾新闻节目，台湾新闻人陈凤馨说，她很担心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用西藏模式。所谓“西藏模式”，就是宣布独立不成，打了一仗之后被迫签订和平协议。 台湾问题会被迫走向西藏模式吗？ ChatGPT分析说，如果冲突发生并以北京胜利告终，北京是否会采取类似1951年西藏模式的安排（与台湾当局签署和平协议）尚难确定。考虑到台湾社会的不同政治生态，统一后的治理模式可能更倾向于“一国两制”或某种新的框架，而非完全复制西藏的历史进程。 ChatGPT阐述道：中国政府目前仍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尽管对“台独”态度强硬，但官方表态仍倾向于通过经济、文化、社会融合推进统一进程。如果台湾没有正式宣布独立，北京可能仍会努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以降低代价和外部干预的风险。 那么台湾何去何从？ChatGPT认为，如果台湾维持现状，不推进法理“独立”，大陆短期内可能仍以融合策略为主，不急于采取武力手段。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并得到某些外部势力的军事支持，那么军事冲突的风险显著上升，北京可能会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本人认为，ChatGPT的分析总体上是可信的，只不过我笃信：如果台湾宣布独立，那么军事冲突就不可避免，无论代价有多大。 问题是，现在哪些势力在推动两岸走向军事冲突？
王沪宁《政治的人生》评析
王沪宁《政治的人生》评析 ——传播学与教育学视角 文/毕研韬 2024年11月21日，新加坡《今日亚洲》主编万佳葆兄嘱我抽空读读王沪宁的《政治的人生》，并从新加坡遥控让小钟给我送来一本纸质书。今天我终于能静下来再次打开此书，恭恭敬敬地逐字逐句学习。 在经典意义上，一个人的著作，无论出版时间多么久远，后人都能从中一窥作者的内心世界，并据此解读其人生轨迹。特朗普在1987年11月出版的《做生意的艺术》（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中，就预设了他今天“交易式外交”的逻辑。 《政治的人生》是一本日记，读来远比严肃的学术著作有趣，这也反映作者的创新思维。今天，我主要从我的专业（传播学）视角，评析他的见解与今日传播学理论的相互印证之处。我一生都在学校里读书、工作，可以称作资深教育工作者，所以也会顺便从教育学的视角，偶尔阐述下感悟。 《政治的人生》记录了王沪宁一年间的日记。虽然日记中只有月份和日期，但扉页上注明这是“名人日记1994”，可见这是王沪宁1994年间的日记。 在我看来，政治学、传播学、教育学，都是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探讨社会运行的规律，所以学科理论之间不应相互抵牾。只不过分析视角不同，揭示的现象与规律不尽相同，所以相互借鉴学习对各门学科都有益处。 从1986年上大学起，我就开始研究国际传播，至今已有39年。传播学本来就是一门交叉学科，而国际传播学更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深度融合的产物。正如我多次在课堂上强调的，不掌握国际关系理论、不谙熟国际政治态势，就很难成为优秀的国际传播专家。今后更是如此。 在我看来，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是以国际传播的形式呈现的，而国际传播则是推动国际关系演化的核心手段。有人可能不认同这一表述，我想那是因为对国际传播不了解。传播介质包括语文、图像和行动。国际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互动，最终都作用于人的认知，所以都是传播行为。 我的评析可视为政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一次非正式的学科对话，而这样的交流对我的传播学研究自然会有诸多启迪。 2025年3月28日于海南大学
李嘉诚出售巴拿马港口：争议何来
文/唐摩崖 一、事件背景 2023年3月4日，李嘉诚家族旗下长江和记实业宣布与贝莱德财团达成协议，出售包括巴拿马港口公司90%股权在内的全球港口核心资产。此举在中国舆论场引发激烈争议：有批评者将其定义为“资本对国家利益的背叛”，而支持者则视其为正常的商业决策。 这场争议的本质，是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的商业逻辑与国家叙事之间的碰撞。若想客观评估该交易的合理性，就需超越非黑即白的价值评判，采用商业、政治与身份认同的多维分析框架。 二、争议焦点：跨国资本能否“去国家化”？ 2.地缘政治维度的深层张力 批评者的核心质疑有两点： 战略资产敏感性：巴拿马运河掌控全球6%海运贸易，中国是运河第二大用户国。批评者担忧关键物流节点控制权转移至美国背景资本（贝莱德60%股权由美国机构持有），可能影响中国远洋供应链安全。 历史行为模式：李家资本自2013年起从中国大陆及香港累计撤资超2500亿港元，此次港口出售被部分舆论视为其“去中国化”战略的延续。 三、多维分析框架 1. 法律与商业伦理的边界 合规性层面：交易符合开曼群岛注册地法律及港交所披露规则，未发现强制收购证据。 道德争议点：跨国资本是否需承担超越法律的责任？譬如牺牲经济利益而服从地缘政治需求。 2. 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李嘉诚商业帝国覆盖52国，个人持加拿大、英国等多国通行身份，这种“超主权资本家”特征使其决策更侧重全球风险评估，而非单一国家利益。 同样出售美国战略资产的日本软银集团，因母国身份明确，舆论批评多指向商业误判而非质疑其国家忠诚度。 3. 国家利益的话语权争夺 中方视角：中国远洋运输80%依赖外籍港口，关键节点控制权变化可能触发供应链风险。 国际规则视角：WTO《服务贸易总协定》未限制外资持有港口，但美国《2021海运改革法案》已强化本土航运保护，反映战略资产“再国家化”的全球趋势。 四、超越争议的理性讨论框架...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A New Window into China
By Bi Yantao On March 7,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an opinion article titled “America Is Dangerously Ignorant of What’s Going...
《无界传播》：透视中国的新窗口
文/毕研韬 2025年3月7月，《纽约时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为“美国对中国的现状一无所知，这很危险”，虽有些夸张，但不无道理。 2024年3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文章引述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的话说，“厘清中国高层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决策非常重要”。 2020年7月，美国某著名大学有项关于中国的民意调查，结论令人难忘，引人深思。不可思议的是，几年之后美国才有专家对此进行反省。 政治生态与传统文化等因素交叠震荡，令外界很难了解当今中国。 前些年，我还偶尔关注下海外华人关于中国的评论，现在早已懒得看了。出去若干年后，他们一方面深受海外影响，另一方面已不了解今日中国了，导致对中国的解读常常黄腔走板。 如今，《无界传播》将成为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新窗户，有助于外部触摸当今中国真实的脉搏。 与此同时，《无界传播》也是国人了解国家的一个渠道。 中国高层基本依赖内参系统了解环境，而普通百姓主要通过大众传播了解世界，但今天这两个系统都已功能失调，不堪重负了。此时此刻，《无界传播》迎难而上，引领用户在重重迷雾中发现中国、认识世界。 这是《无界传播》的自我定位和历史使命。
震惊！12款国产酱油被“团灭”
文/梅念安 近日，中国第三方检测机构对13款“零添加”酱油进行了重金属检测，结果显示，12款国产产品均检出镉元素，其中7款存在总砷残留，仅一款日资品牌未检出任何重金属。这一消息再次引发公众不安。 食品安全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公平问题，早已超越民生范畴，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 食品质量“双轨制”加剧社会不公 不少中国人笃信，部分特权群体长期享有“特供”食品，这些食品来自专门的生产基地，采用更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无污染、无有害物质。 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特供”体系的存在，但这种广泛的怀疑持续削弱政府公信力。当公众对食品质量缺乏基本信任时，政府的权威性必然会受到损害。食品安全问题的积累，不仅是民生焦虑的源头，更可能成为政治风险的导火线。 以本次酱油检测事件为例，日资品牌是唯一未检出重金属的产品，这引发了许多人的疑问：为什么在中国生产的酱油无法达到安全标准？ 这样的舆论风暴，政府既不能忽视，也难以平息。 为何食品安全监管屡屡失效？原因可能有三点： 很多食品企业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甚至与地方官员有某种利益关联。这使得地方政府在监管食品企业时，有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庇护违规企业。 2. 企业违法成本过低 在现有法律体系下，即便企业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处罚力度往往远低于其违法所带来的收益。相比欧美国家高额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中国的食品安全惩罚往往只是罚款或短暂停业，这使得企业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提升食品质量。 3.“特供”制度的存在，削弱食品安全改革的动力 “特供”食品的存在，使得权力阶层本身并不直接遭受食品安全困扰。换言之，当高层领导及其家人能够享受高质量食品时，他们推动食品安全改革的紧迫感自然下降。普通百姓无法进入“特供”体系，只能忍受市场上的低标准食品。这种结构性不公加剧了社会矛盾。 如何破解食品安全危机？ 若要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政府官员应与普通百姓吃同样的食品，以确保他们真正关心食品安全。这不仅是政策上的公平问题，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重大考验。 2.大幅提高食品安全违法成本 对食品安全犯罪实行更严厉的刑事处罚，如长期监禁、终身禁业等。建立惩罚性赔偿机制，让违规企业不仅承担罚款，还必须支付高额赔偿给消费者。 3.加强信息透明度 一是完善食品安全溯源系统。食品安全检测数据应强制公开，消费者应有权查询食品生产过程、原材料来源等信息。二是独立第三方机构应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参与者，以防止政府和企业形成利益勾结。 食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底线 食品安全不仅仅是民生问题，更是政府公信力的试金石。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所有公民都应当享有相同的食品安全保障，而不是被划分为“特供”和“普通”两个阶层。取消“特供”制度，让官员与百姓共享同样的食品供应链，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只有当政府真正承担起食品安全的责任，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才能修复，国家的长期稳定才能得到保障。
文章推介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文科教育被轻视？
文/ChatGPT 中国大学的文科教育长期存在一个悖论：学生数量仍然可观，但在社会认同、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上却相对处于弱势。理解这一现象，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维度进行系统分析，同时关注不同群体对文科教育的态度和行为逻辑。 一、经济逻辑：市场导向、资源偏倚与经费短缺 在经济结构和产业需求的双重作用下，社会和高校管理层普遍将教育与经济回报直接挂钩。理工科专业能够快速对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就业市场，因此受到政策、经费和社会关注的优先支持。 相比之下，文科教育的贡献不易量化，其产出主要表现为批判性思维、社会洞察力、文化理解与伦理判断。这种长周期、间接性的价值难以被短期经济指标衡量，导致文科院系在招生计划、科研经费和职称评定等方面处于劣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科课题的科研经费普遍较少。这不仅限制了文科教师开展大型调研、跨学科合作和国际交流的能力，也直接影响科研产出和学术影响力。在绩效考核与排名体系中，科研经费和产出是重要指标，资金不足使文科教师在考核中处于劣势，从而形成“经费—产出—考核”的负循环。 二、政治逻辑：思想的敏感性与制度控制 文科教育的核心在于反思社会、质疑权力、分析价值，而这些能力恰恰触及政治权力最敏感的领域。中国高校的文科院系在意识形态和社会责任的双重框架下，往往被要求在学术探索与政治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这种政治环境产生了双重影响：文科被承认“重要”，承担社会文化、思想引导的功能；文科又被要求“安全”，批判性与独立性受到制度约束。结果是，文科教育在制度上被定位为“必要但受控”，其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功能难以充分发挥，社会对文科价值的认知也随之下降。 三、文化逻辑：功利社会与认知偏好 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倾向选择确定性和可量化的路径。理工科代表就业确定性与市场收益，而文科更多关注价值、伦理与公共事务，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 同时，公共讨论空间的有限，使文科教育的社会影响力难以显现。文化心理与社会舆论形成一种反馈循环：文科越被边缘化，社会越难意识到其潜在价值；社会越忽视文科，文科教育自身就越倾向技术化和指标化，进一步弱化了批判性和思辨性。...
“大罢免”失败，彰显台湾民主深层逻辑
文/唐摩崖 2025年7月26日，台湾首次“大罢免”投票落下帷幕， 25起罢免案全部未通过。这些罢免主要针对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及新竹市市长高虹安，旨在削弱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优势。 选民的理性与稳定意愿 投票结果反映出选民对频繁政治更替的审慎态度，也暴露了台湾民主机制在激烈党争中的内在张力。尽管民进党及党主席赖清德公开支持罢免，但选民最终选择不通过罢免，显示理性与稳定的意愿在台湾社会占主导地位。 罢免制度的“双重门槛”设计 台湾的罢免制度设计了“双重门槛”：同意票数必须超过不同意票数，同时达到选区总选民数的25%以上。这一机制既保障罢免的合法性，也有效防止频繁、情绪化的政治更替，维护民主稳定运行。 国际视野下的台湾罢免制度 台湾允许公民直接发起罢免的机制较为开放，与许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台湾的门槛适中。美国、德国等国的罢免程序较复杂且门槛更高，多由议会内部推动。此次罢免案的失败，体现了台湾制度设计在防止政治操弄与保障公民参与间的平衡。 民主成熟的体现与未来展望 此次大规模罢免失败，不应被简单解读为政治力量的挫败，而是民主成熟的体现。选民理性选择反映了对政治稳定和制度连续性的重视。未来，台湾需加强公民教育，促进理性政治参与，同时保持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机制。 结语...
澳洲前驻华大使：“霸权替代论”解释不了中国
文/毕研韬 在当下西方对华讨论中，“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几乎已成为一种默认前提。围绕这一前提展开的判断、推论与政策设计，构成了大量战略报告、媒体评论与公共讨论的认知底座。然而，澳洲前驻华大使 Geoff Raby 在其新著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Australia’s Future in...
中国网民为何怀念美国的“良心法官”？
正如一位中国网民所言：“我们怀念的不仅是这位法官，更是他代表的那种可能性——正义可以拥有心跳的频率。” 文/唐摩崖 2025年8月，美国罗德岛州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Frank Caprio）的逝世引发了全球范围的悼念，其中中国网民的集体缅怀尤为引人注目。这位被称为“全美最善良法官”的88岁老人，为何能跨越太平洋触动中国人的情感？这背后既有卡普里奥个人司法魅力的感召，也折射出公众对司法温度的普遍期待。 一、卡普里奥的司法哲学：法律与温情的平衡 卡普里奥的法庭以处理交通罚单等小型案件著称，但他将每个案件转化为“公民教育与社会支持的机会”。在经典案例中，他曾为送患病儿子就医的96岁老人撤销罚单，也曾用母亲创建的基金会替单亲母亲缴纳罚款。他的名言“在我的法袍下藏着一颗心”成为其司法理念的缩影——既坚持规则，又通过倾听个体困境实现“有温度的正义”。这种风格通过电视节目《Caught in Providence》和社交媒体传播，全球累计播放量破亿，其中中国观众占据了重要比例。 二、文化共鸣：对“青天”形象的集体记忆 中国网民将卡普里奥类比为“美国包青天”，这一称呼揭示了深层的文化心理。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包拯、海瑞等清官形象被赋予“体察民情”与“铁面无私”的双重特质。卡普里奥的实践恰好契合了这种期待：他允许孩子参与庭审决定母亲罚款的去留，既维护法律权威，又通过互动传递司法的人文关怀。儒家“哀矜折狱”（审判中体现怜悯）的理念，也在他的实践中得到跨文化印证。 三、制度反思：对司法人性的期待 中美司法体系的差异为这种怀念提供了语境。中国以成文法为主，强调“多元解纷”机制缓解案多人少压力；美国普通法则更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卡普里奥的案例让中国网民看到，即使在高度程序化的西方司法中，个体法官仍能通过裁量权实现实质正义。这种观察激发了对于“机械执法”的反思——有网友评论：“他证明法律可以既是利剑，也是盾牌”。...
中国与美西方的人权理念与实践差异
文/毕研韬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国际社会首次以共同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原则。自此，12月10日被确立为世界人权日。这一节日不仅具有纪念意义，也为全球各国提供了讨论和反思人权理念与实践的契机。 一、人权的概念与基本内涵 在国际法框架中，“人权”指每一个人因其作为人而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具有普遍性、不可剥夺性、相互依存性与不可分割性。国际人权体系的核心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它们为各国提供了共同的原则基础。 从类型上看，人权通常分为三类： 值得注意的是，人权的内涵是历史性建构的产物。国家是正式制定者，但民间社会、公众呼声、社会运动与学术讨论都在持续推动人权的扩展和演化。从第一代人权（自由权、政治权）到第二代（经济、社会、文化权），再到第三代（发展权、环境权等），体现了人权内容不断拓展的趋势。 二、中国的人权理念与实践 “中国的人权”并非单一概念，而是一个多层、多源、动态演化的生态系统。 1. 国家视角：发展权和生存权优先 中国政府在官方文件和外交表述中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政府承担实现这些权利的主导角色，通过经济发展、减贫、教育普及和医疗保障等改善民生；社会稳定被视为人权实现的前提条件。 这种理念有历史逻辑基础：在长期面临贫困与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发展机会被置于核心地位。...
Suggestion Concerning Chinese-Language Accessibility on FIFA’s Official Website
May 13, 2026 Dear FIFA Communications Team, I hope this message fi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