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密集成立12家国际传播机构，但境外研究仍聚焦地方传播节点，对高校体系的国际传播功能近乎无视。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体系扩展：多层级结构同步推进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制度建设明显提速。短时间内，新设机构覆盖高校与地方两个层级，呈现出“人才培养—知识生产—传播执行”同步推进的结构特征。总体来看，共有3家国际传播学院、2家国际传播研究院、7家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相继成立，进一步夯实了多层级联动的组织体系。
从功能划分看，高校侧重能力建设与知识生产，地方层级则偏向传播执行与内容输出。这种分工构成当前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结构基础。
二、高校布局：学科化与专业化加速
在高校层面，2026年3月23日，复旦大学与新华社合作共建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体现出媒体与高校深度融合的趋势。3月30日，广西民族大学成立国际传播学院；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际传播学院。这三所机构集中创建，表明国际传播已成为高校学科布局中的重点方向。
研究机构方面，2026年1月20日，温州大学成立“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将网络文学纳入国际传播研究范畴。4月18日，西南政法大学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研究院”，显示出特定领域与国际传播结合的深化趋势。这类研究院更接近知识生产与话语建构，其功能与传统教学单位存在明显差异。
三、地方扩展：传播执行网络快速成形
相较于高校体系，地方层级的扩展更为密集。1月13日，长沙市天心区国际传播中心成立；2月12日，漳州市国际传播中心揭牌；2月24日，北部湾国际传播中心问世；3月26日，沈阳东北亚国际传播中心暨沈阳国际传播中心诞生；3月28日，徐州国际传播中心成立；4月10日，菏泽国际传播中心揭牌；4月20日，锡林郭勒国际传播中心成立。
短时间内7家机构落地，反映出地方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显著提升。这些中心通常承担内容生产、平台运营与对外叙事输出等功能，是当前体系中最具“执行属性”的节点。
四、国际研究视角：关注传播中心而忽视高校
需要注意的是，境外现有研究更多集中于中国国家媒体或地方传播节点，而对高校体系基本缺乏系统分析。在这一背景下，China Media Project（CMP）成为少数持续追踪中国国际传播中心（ICC）的研究机构，其相关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
五、CMP研究路径：从组织识别到机制分析
在具体研究路径上，CMP并非从宏观战略入手，而是通过连续个案与结构分析，逐步构建对ICC体系的理解。
2024年6月12日，CMP发表文章More Local Centers for Global Propaganda，首次识别出ICC作为一种新型传播组织，指出其在省级与城市层面迅速扩展，并通过整合地方媒体资源与海外平台账号，形成新的传播节点。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是“识别与界定”。
2024年12月4日，CMP文章 Telling Zhejiang’s Story转向区域案例分析。文章以浙江为例，指出不同地区ICC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地方经济条件与对外联系成为重要变量。研究开始从“是否存在”转向“如何分布”。
2025年1月7日，CMP文章Total War for Global Minds将ICC纳入国家整体传播框架，提出中国国际传播呈现出“总体动员”的特征，即多主体协同参与。ICC在此被界定为体系中的基础节点，承担连接中央与地方的功能。
2025年12月12日，CMP在文章Global Dreams in Small-Town China指出，ICC已向县级扩展，总数超过200个，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2025年12月18日，China’s Communication Centers Stumble进一步总结其结构性问题，包括资源配置不均、职责界定不清以及内容同质化。这一阶段的核心问题转为“体系是否有效”。
2026年2月9日，CMP发表文章Tracking Global Narratives，从机制层面切入，分析中国如何通过数据监测与舆情反馈调整对外叙事。虽然未专门讨论ICC，但显示其已嵌入更大的传播治理体系之中。
2026年2月12日，CMP发表了一份重要研究报告Centralization+：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forming Strategy for Global Information Influence，指出中国对外信息传播体系正在从分散运作转向中央统筹与网络化协同结构。
六、结构性结论：研究与实践之间的错位
将上述研究串联，可以看到一个较为清晰的演化路径：从最初对ICC的组织识别，到区域差异分析，再到战略嵌入与运行评估，最终进入机制层面的讨论。这一路径大致对应“是什么—如何分布—为何存在—是否有效—如何运作”的递进逻辑。
总体来看，CMP的研究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传播中心的认知深化，但其分析仍主要停留在经验观察与结构评估层面。对于制度化机制、认知生成过程以及高校体系的作用，相关研究仍较为有限。CMP的研究缺乏“内部视角”。
这也意味着，在当前国际研究框架中，中国国际传播体系仍有重要部分尚未进入分析视野，尤其是高校所承担的知识生产、人才培养、政策咨询功能。与地方传播中心相比，这一层级的“低可见性”构成了当前国际研究中的一个关键空白。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