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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国家担心中国影响力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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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响力增长为何引发部分国家担忧?答案既不完全在别人,也不完全在自己,而是在国际体系、传播认知与中国自身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复杂互动之中。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6月10日

近年来,中国影响力持续增长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从经济规模到科技创新,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国际事务参与,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也日益明显:部分国家对中国影响力增长表现出担忧甚至警惕。

这种担忧从何而来?对此,人们往往容易陷入两种简单化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这完全是某些国家出于竞争需要而刻意抹黑中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际社会的担忧完全源于中国自身的问题。

事实上,这两种解释都过于简单。

国际认知从来不是单向形成的结果,而是国际体系、传播环境和国家自身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国际体系因素:大国崛起天然会引发关注

从国际关系史来看,任何一个重要国家的崛起,都会引发国际体系的调整。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时,原有权力格局必然受到影响。对于既有优势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未来利益分配和国际规则制定权可能发生变化。

因此,部分国家对中国影响力增长的担忧,首先来源于国际体系内部的权力转移。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

19世纪德国工业化崛起曾引发英国警惕;20世纪日本经济崛起曾引发美国焦虑;冷战结束后美国影响力扩张也曾引发其他国家担忧。

从这个角度看,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关注甚至警惕,本身就是国际政治中的常见现象。

与此同时,中国影响力增长还意味着全球产业链、技术体系、金融体系和国际规则的调整。

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国家和企业可能面临现实利益损失。

因此,很多担忧实际上源于利益竞争,而非意识形态冲突。

此外,由于中国与部分国家在制度、文化和战略传统方面存在差异,一些国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缺乏足够了解。这种不确定性又进一步加剧了安全焦虑。

国际关系研究长期发现,国家往往并非最害怕确定的威胁,而是最害怕无法准确判断的未来。

因此,权力转移、利益竞争和安全焦虑,共同构成了部分国家担心中国影响力增长的国际体系基础。

二、传播与认知因素:人们面对的未必是真实中国

然而,仅从国际体系角度仍无法解释全部现象。

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并不完全来自现实世界,也来自传播世界。

换句话说,人们面对的有时不是中国本身,而是经过各种叙事框架加工后的“中国形象”。

首先是历史经验的投射。

许多西方国家习惯于通过自身历史经验理解国际政治。

近代以来,欧洲经历过多次崛起大国挑战既有秩序的过程。因此,一些观察者会不自觉地将中国代入既有历史模板之中。

这种历史类比未必准确,但却真实影响着认知形成。

其次是媒体环境的放大效应。

传播学研究表明,风险信息往往比积极信息更容易吸引公众注意。

一次贸易摩擦、一场军事演习、一项技术竞争,通常比一项基础设施合作项目更容易成为国际新闻。

长期积累之下,国际受众接触到的中国信息,容易呈现出竞争性和风险性特征。

此外,部分竞争对手也会主动建构“中国威胁”叙事。

在国际政治中,围绕一个国家的竞争不仅发生在现实领域,也发生在意义领域。

同样的政策行为,不同国家可以赋予截然不同的解释。

当媒体报道、智库研究、政治演讲和社交媒体讨论不断强化某种解释框架时,这种框架便可能逐渐固化为公众认知。

于是,一部分人担心的并非现实中的中国,而是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放大的“中国威胁”形象。

从国际传播角度看,这种认知建构过程本身就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

三、中国自身因素:影响力增长快于理解增长

如果分析仅停留在外部因素,同样是不完整的。

中国自身的一些特点,也客观上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首先,中国与许多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认知距离。

语言、文化、制度和社会环境差异,使得国际社会理解中国本来就面临较高门槛。

与此同时,中国一些重要政策和战略理念,对外界而言并不总是容易理解。

当了解不足时,人们往往会用猜测填补认知空白。譬如对习近平访问朝鲜,国际社会的评论几乎都是猜测。

其次,中国的话语体系与国际主流传播体系之间仍存在一定转换难度。

许多在中国语境中具有明确含义的概念,进入国际传播环境后可能产生不同理解。

这种认知错位并不一定源于恶意,有时只是因为双方缺乏共同的话语背景。

再次,中国的发展速度本身也构成一种认知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增长速度在人类历史上十分罕见。

对于很多国家而言,中国变化的速度超过了其理解中国的速度。

当现实变化快于认知适应时,不安和焦虑便容易出现。

此外,中国国际传播能力与国家实力之间长期存在一定落差。

中国影响世界的能力不断增强,但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的能力并未同步提升。

这种“影响力增长快于理解增长”的现象,使各种误解和猜测拥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四、这些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述因素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强化的。

利益竞争可能推动威胁叙事传播;威胁叙事又可能加剧公众焦虑;公众焦虑进一步影响政策制定;政策变化反过来强化国际竞争。

同样,认知距离会放大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增强安全焦虑;安全焦虑又可能被媒体和政治力量进一步放大。

因此,部分国家对中国影响力增长的担忧,并不是由某一个原因单独造成的,而是国际体系因素、传播认知因素和中国自身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五、理解“认知形成机制”,比争论更重要

从国际传播视角看,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既不是完全由自己决定,也不是完全由别人决定。

它是在持续互动中形成的,是自塑与他塑叠加的结果。

因此,对中国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或许不是简单地证明自己是否构成威胁,而是深入理解国际社会的认知形成机制。

只有理解担忧从何而来,才能有效回应担忧;只有理解误解如何形成,才能减少误解;只有理解不同国家为何会产生不同认知,才能实现更有效的沟通。

影响力增长是实力问题,而让世界正确理解这种影响力,则是认知问题。

未来中国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继续发展自身,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帮助世界更准确地理解中国。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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