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4日
国际形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中国社会。
中美关系、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台海局势、全球产业链重组、人工智能竞争……这些国际议题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
然而，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公众对国际形势的了解究竟有多全面？
这里所说的国际形势，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环境、国家间关系以及重大国际事件的发展趋势。
本文并不讨论公众是否掌握国际法、外交学或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讨论普通人是否具备专业分析能力。
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公众能否获得足量、优质、多元的信息？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认知局限就不是个人能力问题，而是信息结构问题。
任何人对国际事务的理解，都建立在信息基础之上。
认知的高度不仅取决于思考能力，还取决于信息视野。当人们看到的只是现实的一部分时，对整体局势的理解自然会受到限制。
问题在于，国际政治本身距离普通公众非常遥远。
绝大多数人无法亲自接触外国政府，无法参与国际谈判，无法了解外交决策过程，更无法掌握各国真实战略意图。
因此，人们对于国际形势的认知，几乎完全依赖各种传播系统，而所有传播系统都是过滤系统。
国际社会每天发生的大量事件，不可能全部进入新闻报道。
媒体必须进行筛选：哪些新闻值得报道？哪些新闻值得放在头版？哪些内容需要重点解读？哪些信息可以忽略？
这些选择决定了公众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
公众面对的并不是完整的国际现实，而是媒体选择后的国际现实。
不同国家媒体的选择标准并不相同。
同一国际事件，美国媒体、中国媒体、英国媒体、俄罗斯媒体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叙事框架。
因此，人们看到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经过解释后的版本。
许多人曾经认为互联网能够打破信息垄断，但现实比想象复杂得多。
今天的社交媒体实际上包含两种不同的过滤机制。
第一种是平台过滤：大型平台通过算法决定哪些内容获得更多曝光。
平台并非按照信息价值排序，而更多按照点击率、互动率、停留时间等指标进行推荐。
结果往往是情绪化、冲突性和戏剧性内容获得更多传播机会。
第二种是自媒体过滤：大量自媒体账号看似彼此独立，实际上同样在进行信息选择。
每一个账号都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每一个博主都拥有自己的立场偏好，每一个内容创作者都在根据自己的理解解释国际事件。
因此，自媒体传播的并非国际现实本身，而是创作者视角下的国际现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媒体只是把传统媒体的编辑部变成了数以百万计的个人编辑部。
过滤依然存在，只是更加碎片化。
除了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之外，中国公众还大量依赖各种组织获取国际信息。
学校、机关、企业、研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各类培训体系，都在持续向成员提供国际形势认知框架。
组织传播能够提高效率，但效率的代价往往是简化。
复杂的国际政治被压缩成几个结论：复杂的国家关系被简化成几个标签，复杂的历史背景被浓缩成几个关键词。
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细节和复杂性被过滤掉了。
更为重要的是，组织传播只会传播符合组织利益和规范的信息。
信息过滤不仅存在于大众传播领域，也存在于决策支持领域。
任何咨询系统都不可能提供全部信息，任何智库都必须进行分析和取舍。
信息从基层向上传递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多轮压缩、归纳和解释。
国际学术界对此有大量研究。
美国学者欧文·贾尼斯提出的“群体思维”理论就指出，决策集团内部可能因为共识压力而忽视重要信息。
美国情报系统曾错误评估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
苏联曾长期误判西方社会发展状况。
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也出现过严重战略误判。
这些案例表明，即便拥有庞大的情报体系和专业机构，决策者也无法天然获得完整真实的信息。
因此，决策者看到的世界，同样是经过层层筛选后的世界。
如果把上述过程放在一起观察，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国际现实并不会直接进入公众和决策者的头脑。
它需要经过一系列环节：事件发生，信息收集，媒体筛选，平台推荐，组织解释，专家分析，意见领袖传播，个人理解。
每经过一个环节，信息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压缩、重构和再解释。
最终进入认知系统的信息，与最初发生的现实之间往往已经存在明显距离。这就是“信息失真漏斗”。
漏斗未必意味着故意欺骗。很多时候，它只是复杂传播过程的自然结果，但多个漏斗叠加之后，认知偏差就会不断累积。
普通公众不了解国际形势，固然可能导致误解和偏见，但公众通常并不直接制定国家政策。
真正影响国家命运的，是决策层的认知质量。
如果决策者获得的信息足够全面，即使公众存在误解，也可以通过政策进行纠偏。
但如果决策支持系统本身出现严重过滤，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历史上许多重大误判，并非源于信息缺乏，而是源于信息过滤。
并非没有人知道真实情况，而是真实信息未能有效进入决策过程。
因此，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不是制造更多信息，而是建立更高质量的信息反馈机制。
绝大多数中国人难以全面了解国际形势，并不仅仅是个人原因。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整个社会的信息流动本身就是一个层层过滤的过程。
而一个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不是信息不足，而是在信息不断过滤的过程中，如何尽可能接近真实的世界。
笔者更关心的是，可有优化对策？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