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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修订法律:把认知战纳入情报战范畴,将引发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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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认知战”被写入情报法,改变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可能是整个社会看待信息传播的认知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最近,台湾执政党推动修订《国家情报工作法》,拟将“认知作战”正式纳入情报工作范畴,并赋予情报机关相应的应对权限

许多人将此视为台湾强化安全体系的又一步。然而,从传播学和制度建设的角度看,这次修法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而是一个更深层的变化:

台湾正在将“认知战”从传播议题转变为情报议题。

这意味着,“认知战”不再只是舆论场中的一个概念,而正在被纳入情报战框架之中。

一、从传播问题到情报问题

过去几年,“认知战”已经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

从选举争议到两岸关系,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到网络谣言,各种现象都可能被纳入“认知战”的讨论范围。

然而,无论如何定义,“认知战”本质上首先是一种传播现象。它涉及信息传播、舆论形成、认知影响、社会心理以及媒介生态等问题。

因此,过去台湾关于认知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体、教育和网络治理等领域。

此次修法却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

台湾要修改的不是媒体法、广播电视法、新闻法或者网络治理法,而是《国家情报工作法》

这意味着台湾正在从制度层面重新界定认知战的性质。

在新的框架下,认知战不再被视为单纯的信息传播问题,而被纳入情报工作的范畴。

这种转变看似只是法律定位的变化,实际上却可能深刻影响未来台湾社会对于信息传播的理解方式

二、情报逻辑与传播逻辑悬殊

传播工作的基本逻辑是开放。不同观点竞争,公众自主判断,社会通过持续讨论逐渐形成共识。

情报工作的基本逻辑是防御。它强调威胁识别、风险评估、来源追踪以及安全管控

当一个问题被纳入传播框架时,人们关注的是信息内容是否真实、论证是否合理、观点是否具有说服力。

而当同一个问题被纳入情报框架时,人们更关注的是:谁在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是否受到境外势力影响?是否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两种逻辑并不存在绝对的对错,但两者关注的重点完全不同。

如果未来越来越多的公共讨论被置于情报框架下观察,那么社会对于信息的判断标准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

三、“谁说的”可能逐渐压过“说了什么”

这是认知战情报化之后最值得关注的现象。

在传播学中,信息内容通常是分析重点。一个观点是否成立,应当依据事实、证据和逻辑进行判断。

在情报工作中,信息来源往往更加重要,因为情报机关需要识别潜在威胁网络、组织关系和行动主体。

于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可能逐渐从:“这条信息是否正确?”,转变为“是谁发布了这条信息?”“背后是否存在境外背景?”“是否与特定组织有关?”

这种变化可能带来新的风险。

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一条信息的真实性与其来源并不总是完全一致。

正确的信息可能来自有争议的来源,错误的信息也可能来自可信赖的来源

如果信源分析逐渐取代内容分析,公共讨论就可能出现新的偏差。

四、“认知战”概念可能进一步扩张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概念边界。

目前,“认知战”本身仍然缺乏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统一定义。

不同国家、不同机构和不同学者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当一个边界相对模糊的概念被纳入情报法体系后,社会往往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

哪些行为属于认知战?哪些行为不属于认知战?哪些批评属于正常言论?哪些批评可能被视为认知作战的一部分

法律条文可以提供一定标准,但现实世界远比法律文本复杂。

随着时间推移,概念的适用范围是否扩大,将成为观察重点。

国际上许多关于“虚假信息”“外国影响力行动”和“信息操控”的争议,本质上都涉及类似问题。

五、台湾社会将出现新的认知结构

更深层的影响可能发生在社会心理层面。

如果一个社会长期以国家安全框架理解信息传播,那么公众对于传播活动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

原本属于传播学、新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可能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安全研究视角。

原本属于公共讨论的问题,可能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为安全威胁问题。

这种变化未必立即显现,但长期来看,它可能重塑社会对于媒体、信息、舆论和公共讨论的整体认知

六、一个值得持续观察的制度实验

客观地说,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和跨境社交媒体的发展,确实让许多国家开始重新思考国家安全与信息传播之间的关系。

台湾并不是唯一采取行动的地区。

美国、欧盟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都在探索如何应对外国影响力行动和信息操控问题。

但台湾此次修法有一个特殊之处:

它不是简单加强网络治理,也不是单纯规范平台责任,而是直接通过修改情报法,将认知战纳入情报工作体系

这意味着台湾正在进行一次制度层面的重新定义。

未来最值得观察的,或许不是情报机关获得了哪些新权限,而是认知战进入情报框架之后,将如何改变台湾社会对于信息传播、公共讨论以及“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理解

因为从传播问题走向情报问题,从来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变化。它往往意味着一个社会正在用新的方式理解世界

概言之,台湾此次修法最深远的影响,可能是推动台湾社会进一步以安全框架理解两岸信息活动。当这种认知框架逐渐普及后,对大陆的警惕感可能持续增强,两岸之间的互信空间可能进一步收缩。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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