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后，中国的“国际传播”已经一分为二

今天中国国际传播的最大变化，不是传播方式变了，而是“国际传播”这个概念本身变了。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几年，中国的国际传播领域发生了一个很少被认真讨论的重大变化。

准确地说，今天中国所说的“国际传播”，已经分裂为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国际传播”这一概念本身，正在承载两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实践逻辑和政策目标。

如果这一变化得不到及时辨析，不仅会影响学术研究，也可能影响公共决策、人才培养以及公众对国际传播的理解。

一、2021年前：国际传播存在不同取向，但仍属于同一学科

在2021年之前，中国国际传播领域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种可以称为学术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理论、跨文化传播、国际新闻传播、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媒介效果等议题，主要成果体现为理论建构、论文发表和课题研究。

另一种则是实践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效果、媒体运营、国际传播项目、海外传播平台建设等，希望直接回应国际传播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二者之间长期存在无声的张力。实践导向认为，一些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与现实传播工作脱节；学术导向则更加重视理论体系建设和学术规范。

然而，无论两者如何不同，它们都属于传播学范畴，共享同一套基本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式。它们讨论的是传播规律、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以及传播效果，只是关注重点有所不同。

换句话说，那时的国际传播虽然存在不同流派，但讨论的始终还是传播问题，而不是战略竞争问题。

二、2021年后：一种新的“国际传播”开始形成

真正值得关注的变化，出现在2021年之后。

随着国际战略竞争持续加剧，越来越多来自其它涉外领域的专家开始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相应地，国际传播讨论的重心发生了明显变化。

“新来者”倾向于将国际传播理解为国家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特别关心认知战、信息战、政治战、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s）等视角下的国际信息活动。

这些议题当然都与传播有关，但其知识来源已经不仅是传播学，而更多受国际政治、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军事学以及情报研究的影响。

因此，今天中国实际上存在两个都打着“国际传播”旗号的知识共同体。

一个仍然立足传播学，关注传播规律、跨文化理解、国际舆论、国家形象和文明间交流。

另一个则更多立足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关注认知优势、叙事竞争、国家安全、影响力塑造以及国际博弈。

两者使用同一个概念，却拥有不同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评价标准和政策目标。

三、真正的问题不是学科交叉，而是概念混淆

必须指出，周边学科专家进入国际传播，本身并不是问题。

随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加强传播学与国际政治、安全研究之间的交叉，本就是国际学术发展的正常趋势。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概念边界开始变得模糊。

传播学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主要回答如何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信息传播、意义建构和相互理解。

战略竞争框架下的国际传播，更关注如何塑造国际认知、争夺话语优势、维护国家安全以及服务国家战略。

两者存在交集，但并不等同。

如果两套不同的知识体系继续共同使用“国际传播”这一概念，而没有进行必要的概念区分，就容易导致一种现象：讨论国际传播的人，实际上已经不在讨论同一个对象。

学科交叉值得鼓励，概念混淆则值得警惕。

四、这种概念分化正在产生深远影响

概念的变化，从来不只是学术问题，它最终会影响现实。

首先，它可能影响公共决策。

传播学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关注的是如何增进理解、减少误解、提升国际认知。

而战略竞争框架下的国际传播，更关注如何争夺认知优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提升战略竞争能力。

两者都具有现实意义，但目标不同、评价标准不同、政策设计逻辑也不同。如果决策过程中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别，就可能将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混为一谈。

其次，它正在影响人才培养。

近年来，不少高校国际传播课程越来越多引入国家安全、认知战、政治战、战略竞争等内容。这些内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如果学生因此形成一种印象，认为国际传播就是认知战、就是国家博弈、就是战略竞争，那么传播学长期积累的跨文化传播、国际新闻传播、受众研究、传播伦理等知识体系，就有可能逐渐被边缘化。

这种影响不仅是课程内容的变化，更可能是学科认知结构的变化。

最后，它也正在影响社会公众。

近年来，国际传播越来越多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一些公众因此误以为国际传播本身就是一种国家竞争工具。

事实上，国际传播既可以服务国家战略，也始终是一门研究传播规律、促进跨文化理解、推动文明交流的学科。如果只保留其中一种理解，而忽视另一种理解，“国际传播”这一概念本身就会越来越狭窄。

五、中国首先需要澄清“国际传播”这一概念

今天，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重要任务，不只是向世界解释中国，也包括重新解释“国际传播”本身。

一个国家完全可以赋予国际传播更多国家安全功能，也可以推动传播学与国际政治、战略研究、安全研究深度融合。

但前提是，应当清楚说明不同知识体系的理论来源、研究对象和实践目标，而不是让它们继续共享同一个概念，却承载完全不同的含义。

概念越清晰，学术讨论越有效；边界越明确，政策制定越精准；知识体系越透明，人才培养越具有方向感。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最大的国际传播挑战之一，已经不仅存在于中国与世界之间，也开始存在于中国内部关于“国际传播”这一概念的理解之中。

如果连“国际传播”究竟是什么都没有形成基本共识，那么围绕国际传播展开的大量讨论，很可能只是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各说各话”。

国际传播需要首先澄清自身的概念体系。只有概念清晰，学科才能健康发展；只有概念清晰，政策讨论才能建立在共同的知识基础之上。

我认为，及时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已经形成两个“国际传播”知识体系，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国际传播工作。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