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传播学 新西兰情报机构点名中国:澳大利亚的“剧本”正在重演?
传播学

新西兰情报机构点名中国:澳大利亚的“剧本”正在重演?

Share

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报告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5日

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新西兰安全威胁环境2026》评估报告,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报告称,新西兰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正在加剧。外国国家及其代理人试图进入新西兰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社区,以获取知识产权、技术、政策信息以及其他非公开资料。

NZSIS的报告称,有多个国家在新西兰从事间谍活动,但目前该机构发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报告同时表示,中国情报机构“可能是从事间谍活动最活跃的情报机构”。

报告同时强调,中国情报机构的活动不应阻止新西兰企业和机构与中国开展合法商业和科研合作,但相关机构需要更加重视由此产生的安全风险。

报告还披露了一个具体案例。

NZSIS称,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曾试图通过一家新西兰企业,在当地建设地面空间基础设施。这类设施可以用于卫星和空间碎片跟踪,也可以收集科学数据,但新西兰安全部门认为,它们同样具有潜在的军事和情报价值。NZSIS表示,这一项目最终被新西兰方面阻止,并称这并非相关方面第一次尝试在新西兰建立类似设施。

除了间谍活动,报告还专门讨论了“外国干预”。NZSIS认为,外国政府可能通过不同方式影响新西兰的政治制度、政策制定、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报告同时关注外国势力对海外侨民社区的影响,以及外国干预可能涉及的大学、企业和其他社会领域。

8月14日,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回应称,报告中的有关指控没有事实依据,是“冷战思维”的表现,并认为这些说法损害中新关系。

从外交层面看,这又是一场典型的“安全指控—外交否认”。

但如果把视线向南移到澳大利亚,这件事情就有了另外一层意义。

一、澳大利亚当年发生了什么?

新西兰今天对中国的安全关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澳大利亚2015年前后发生的那场认知转变。

澳大利亚对中国政治影响和外国干预的关注,首先始于安全和情报系统的警告。

2015年前后,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已经开始向主要政党高级官员通报外国政治影响风险。当时,这些信息并没有立即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中心议题。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随后两年。

2016年至2017年,澳大利亚媒体开始密集报道中国商人、政治捐款、政治人物以及中国政治影响之间的关系。2017年6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四角”节目播出《Power and Influence》,集中调查中国在澳大利亚政治、大学和华人社区中的影响活动,引发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坛也出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

工党参议员萨姆·达斯蒂亚里(Sam Dastyari)因接受与中国有联系的商人黄向墨提供的资金和旅行安排,以及在南海问题上发表与工党政策不同的观点,成为媒体和政治争议的焦点。2017年11月,ABC进一步披露了达斯蒂亚里与中国商人相关的录音,引发更大政治风波。

此时,一个原本主要属于安全部门关注范围的问题,已经进入大众媒体和政党政治。

2017年,澳大利亚政府开始推动新的外国影响和外国干预立法。2018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法》等相关法律,并进一步强化了针对外国干预和间谍活动的国家安全制度。

由此,一条比较清晰的变化轨迹出现了:

安全机构提出警告→媒体进行调查报道→政治人物成为新闻焦点→智库和学界进一步解释→议会展开讨论→政府通过法律和政策进行制度化回应。

二、新西兰会走上澳大利亚的道路吗?

从目前情况看,还不能说新西兰已经复制了澳大利亚的道路。

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政治环境、经济结构、对华关系和社会规模都存在明显差异,但两国目前出现了一条值得观察的共同路径:

安全机构首先提出风险判断,然后进入媒体和公共讨论,随后可能进一步影响议会和政府政策。

这也是此次新西兰报告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

NZSIS报告把外国干预与政治影响、大学科研、企业技术、社区以及空间基础设施等问题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安全机构正在尝试把一些原本彼此分散的事件放入一个更加完整的国家安全框架。

一旦这种框架进入公共传播,就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媒体需要报道具体案例;智库和学者会对这些案例进行解释;政治人物会将其带入议会;政府部门则可能据此调整政策。

如果这一过程持续下去,新西兰对中国的整体认知就可能发生变化。

这其中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情报机构的判断为什么如此重要?

原因很简单。情报机构拥有普通媒体和社会组织无法获得的信息资源,同时又拥有国家安全体系赋予的特殊权威。当它把某个问题定义为“国家安全风险”时,这个问题的公共意义就会发生变化。

譬如,原本可能只是一个企业投资项目,后来变成“外国影响”;原本只是一次政治捐款,后来变成“外国政治干预”;原本只是一个科研合作项目,后来又可能被放进“技术安全”的框架。

因此,一个国家对外国风险的认知,并不一定从公众舆论开始。

有时候,它首先来自一个安全机构的一份报告、一场内部通报或者一次风险评估,然后沿着传播和政治体系逐渐扩散。

澳大利亚2015年前后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今天的新西兰,是否正在经历类似的过程,还需要继续观察。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 Articles

毕研韬教授赴华东政法大学交流学习

2026年11月13日,华东政法大学成功举办了“第二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创新与深化研讨会”,会议由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韬奋新闻传播学院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举办。 作者:周明川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4日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应邀出席研讨会。这是毕教授首次参加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参与组织的学术活动,首次参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讨会,也是毕教授首次走进华东政法大学。 13日上午,毕研韬教授在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着重探讨制度创新对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首先指出,制度是影响国际传播的结构性变量。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当前中国国际传播中存在的两种取向——斗争取向与沟通取向,并详细阐述了价值观差异对国际关系及国际传播的深刻影响。 13日下午,毕教授应邀到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参观,并与赵庆寺教授团队座谈。与会者重点围绕课题选择、研究数据获取、分析框架设计、知识生产与成果转化等进行了深入讨论。这是毕教授第一次走进中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近距离与马院教师面对面交流。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一个重大贡献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价值,不只在于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地方,更在于通过地方文化的持续传播与积累,丰富了中国国家形象的社会文化基础。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日 2026年9月29日,英国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学者Emma Martin在学术期刊 Global Media and China 发表论文《中国国际传播中心作为社交媒体上的软实力载体》(China’s...

国际传播正被置于国家安全框架中,动机何在?

当外国媒体、数字平台和跨境信息流动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背后不仅是风险防范,还涉及地缘政治竞争、技术优势和国际规则制定权。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与国家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跨境信息流动、外国媒体活动、数字平台、叙事竞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乃至国际文化交流,都可能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这一变化可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国际传播安全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具有安全威胁,而是指国家或其他政治行为体将特定传播活动界定为安全问题,并据此推动相应的政策调整与治理措施。理解这一现象,不能停留在认知影响或信息操纵层面,还需要考察其背后的战略利益。 一、维护政治秩序与政权安全 国际传播具有跨境性,外部信息可以绕过传统传播渠道,进入一国国内的信息环境,并参与有关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和社会秩序的讨论。 当政府认为外部传播活动可能影响国内政治稳定、制度运行或执政合法性时,就可能将相关活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这种做法旨在降低外部行为体对国内政治进程施加影响的能力。 不过,维护政治秩序与维护政权安全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可能涉及社会稳定、公共秩序及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后者则更直接地涉及执政地位与政治权力的延续。分析具体案例时,需要辨别两者的关系,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国家整体利益。 二、维护国家安全与战略自主 国际传播不仅涉及信息内容,还依赖数字平台、通信网络、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基础设施。这些设施的控制权、运行规则及供应链结构,都可能影响国家的信息安全与战略自主。...

美国智库:美国应这样应对中国的信息影响

美国应将对华信息竞争纳入国家整体战略,统筹技术、产业、外交与信息治理,而非仅靠发布信息进行反驳。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2024年7月发布报告《美国政府应对中国信息影响的有效策略》,认为美国应对中国信息影响活动的措施存在部门分散、概念界定不统一等问题。报告提出,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全球信息战略,将信息政策与技术、产业、外交和数字基础设施统筹起来,而不能仅靠政府发布信息、反驳对手叙事。 这份报告的关注点,已经超出传统的国际传播竞争,延伸至信息生态、政府治理和全球数字规则。 一、美国认为,信息影响不是孤立的传播问题 报告由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DFRLab)发布,作者为该机构高级常驻研究员Kenton Thibaut。报告认为,中国的信息影响活动与经济、政治、产业和技术政策相互关联,不能仅通过分析新闻报道、社交媒体内容来理解。 报告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内部对“信息影响”的定义并不统一。有的部门将其理解为包括宣传、审查、数字治理和国际组织活动在内的广泛行动;有的部门则主要关注外国行为体在社交媒体上协调传播虚假信息的活动。 这种概念差异会影响政府部门如何识别问题、分配资源和采取行动。报告因此主张,将中国的信息活动放在更广泛的国际信息环境中考察,关注传播内容背后的技术基础设施、产业政策、国际规则和外交网络。 二、美国不应只靠发布信息反驳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