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叙事的真正力量，或许不在于让人相信一个观点，而在于让人开始用一种新的方式理解“谁是谁、什么是什么，以及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4日
近些年来，“战略叙事”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领域的重要概念。
简单来讲，战略叙事就是各类政治主体围绕 “我们是谁、发生了什么、世界该往何处去”这类核心命题，持续解读国际现实、构建意义体系，并借助传播手段，影响其他主体看待现实、判断利益、预判未来的方式。
战略叙事绝非单纯讲一个故事。它本质上在划定认知边界：哪些现象值得关注、哪些主体拥有话语权、事件应当如何解读、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如何确立。
例如，同一场国际冲突，既可以被解读为安全危机、领土争端、人道主义灾难，也可以被定性为大国博弈。不同叙事不只是措辞上的差异，更是引导外界站在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件事。
由此引出一个核心问题：战略叙事到底能带来哪些改变？
以往研究大多聚焦叙事如何影响人的认知、态度与行为。而近年兴起的“战略本体论”（strategic ontology）研究思路，把讨论推向更深层次：战略叙事不仅能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甚至会重塑人们对世界本身的认知。
一、不止改变看法，更重塑认知底层逻辑
“本体论”这个概念听着晦涩，可以拆解成三个通俗问题：谁是参与事件的主体？核心矛盾是什么？各个主体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勒纳与奥洛克林在2023年提出“战略本体论”，提出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叙事具备“本体论生产力”（ontological productivity）。意思是：叙事不只是对已有国际现实进行解释，还能够重新定义国际政治的参与主体、核心议题，以及各方之间的相处逻辑。
二者的区别十分关键。
以气候变化为例：如果叙事将其定义为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环境难题，那么各国的身份首先是携手应对挑战的参与者。
可倘若叙事着重区分“气候脆弱国家”和“高排放国家”，气候变化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更变成了关乎责任分配、公平正义、损失补偿与义务划分的矛盾。
议题本身的内核就此发生转变。原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而新框架下，问题就变成：“哪些国家排放更多？谁该承担主要责任？谁承受了更多损害？谁需要履行对应的补偿义务？”
这已经不只是改变大众对事件的观感，而是重新界定“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问题？”
据此，战略叙事可以划分出两层作用：第一层，改变人们对现实事件的解读；第二层，更新人们理解现实所使用的基础分类框架。前者改变的是“怎么看事情”，后者则近乎重塑“世界本身是什么模样”。
二、战略叙事：改写主体、议题与相互关系
顺着这一思路，战略叙事带来的核心变化，可以归纳为三个维度：谁（主体）、什么（议题）、关系（各方联系）。
第一，重新定义“谁”——也就是参与其中的行为主体。“全球南方”就是极具代表性的案例。世界上原本有一大批历史、经济、文化各不相同的国家，它们本身并不是一个天然统一的政治群体。但随着越来越多国家使用“全球南方”进行自我定位，在各类国际议题中强调共同的历史遭遇、现实处境与利益诉求，原本分散独立的一众国家，就此拥有了全新的集体政治身份。
重点不在于“全球南方”这四个字本身，而在于它改写了身份命题：“我们究竟是谁？”过去它们只是一个个彼此迥异的主权国家，但经过这套叙事框架的整合，就被视作拥有共同记忆与共同利益的政治共同体。同时，它也定义了“他者”——非全球南方国家。
第二，重新定义“什么”——也就是事件属于哪一类议题。战略叙事能够转换一件事的问题属性。譬如一项技术出口管制，既可以被看作普通贸易举措，也可以被上升为国家安全事务；一轮经济制裁，既可以视作常规外交施压手段，也可以包装成维护国际秩序的必要行动。
一旦事件的性质被重新定性，后续由哪一方介入处置、选用何种政策工具、哪些行为属于合理范畴，全部都会随之变动。
第三，重新定义“关系”——也就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定位。两个国家原本仅仅是贸易合作伙伴，在另一套战略叙事下，就可能被塑造成规则竞争者；原本分歧重重的两国，也可以被叙事塑造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同盟伙伴。
双边关系的定位一旦调整，双方看待同一事件的立场，自然也会发生偏移。
综上，战略叙事会产生三重实际影响：
- 重塑主体认知：划分出“我们”与“他者”，界定哪些群体具备国际代表性；
2.重塑议题认知：筛选值得关注的事件，定义何为危机、风险或是不公现象；
3.重塑关系认知：明确各方是伙伴、对手，还是损害方与受害方。
三者叠加在一起，就重构了人们理解国际现实的整套底层框架。
三、叙事竞争，本质是现实定义权的博弈
当然，一套新叙事被提出来，并不会自动改写国际现实。
一个概念想要产生实实在在的政治影响力，必须进入传播场域，和其他叙事展开博弈，经由外交发声、媒体报道、国际组织文件、学术研究、公共讨论不断扩散传播。
当越来越多行为体接纳这套全新的分类逻辑，并且把这套逻辑落实到政策、制度当中，叙事才会形成稳定的政治效力。
这说明，战略叙事之间的较量，比拼的不只是话术是否动听，更是争夺“让更多人按照自身逻辑解读现实”的权力。
同一个国际议题，如果多数主体将其理解为安全议题，它就会被纳入安全政策与相关制度体系；如果更多人把它归为发展议题，就会被放进全球发展议程；如果一个群体被普遍视作拥有共同利益的政治主体，它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与代表性也会随之提升。
所以研究战略叙事，重点不是看某个词汇能不能直接改变客观世界，而是观察这套叙事是否改造了大众理解世界的基础分类。一旦做到这点，它的作用就已经远超传统意义上的传播效果。
四、重新审视国际传播：争夺概念的通用话语权
这套逻辑，也为我们理解国际传播提供新视角。
国际传播固然包含对外输出信息、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但更深层次的命题在于：我们要传播什么、以何种逻辑传播，最终由谁来解读各类国际事件。
“印太”概念的兴起就是很好的例子，它并不是简单把旧的“亚太”换个名字。“亚太”的空间框架，核心是亚洲与太平洋；而“印太”叙事将印度洋与太平洋整合为同一个战略空间。在这套新框架之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相互联系，被置于一套范围更广的区域逻辑当中。
改变的绝不只是地理名词。哪些国家属于这一区域、哪些国家具备战略分量、哪些国家拥有共同利益、哪些安全与经济议题应当被优先讨论，全部都会随之调整。
这正是战略叙事和国际传播的交汇点：传播不只是把现成观点告知外界，同时也是在向外输出一整套认知分类框架。
如果这套框架被大量国家、媒体、国际组织、学者与普通公众采纳使用，它就会变成解读国际现实的通用范式。
就此而言，国际传播的竞争，不只是比拼声音能不能传向海外，更是比拼本土概念能不能融入国际社会的通用话语体系。
五、结语：叙事不止讲述世界，更参与建构世界
回到开篇的问题：战略叙事究竟改变了什么？
它最浅层的效果，是改变公众对具体事件的看法；进一步，能够影响人的态度与实际行动；最深层的效果，是革新人们理解国际现实的底层范式。
说服他人接受某一个具体观点，属于认知层面的影响；促使他人因此调整自身行为，属于行为层面的影响；让受众换一套全新逻辑，重新厘定谁是主体、什么是议题、各方是什么关系，这就具备本体论层面的深刻意义。
这也是战略叙事研究值得深挖的价值所在。
过去我们常常评判：“这套叙事有没有说服别人？”如今我们还需要追问：“这套叙事有没有改变别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更进一步还要思考：“它是否更新了人们看待行为主体、核心议题与国际关系的基础分类标准？”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战略叙事就不再只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本身就参与建构了社会现实。
可以说，战略叙事不只是在描摹这个世界，更参与塑造我们所认知的世界。这也正是战略叙事研究，需要从传统“传播效果”研究迈向“现实建构”研究的根本原因。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