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需要的是舆论斗争型专家，还是国际沟通型专家？是“有名的人”，还是“真正懂国际传播的人”？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公开资料显示，四川、江苏、重庆、河南、陕西、江西、浙江、西藏、广西、海南等10个省和自治区先后聘请了国际传播顾问或咨询专家（如有遗漏，欢迎补充）。
地方聘请国际传播专家是一个积极变化，但地方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一、国际传播不能“一套方案走天下”
不同地方的国际传播任务不尽相同。
对江苏、浙江、陕西、河南、江西等省份而言，国际传播更多服务于高水平开放和地方发展，包括招商引资、国际经贸、科技合作、文化交流、旅游推广以及城市和区域形象塑造。这些地方国际传播的重点不是国际舆论对抗，而是如何让海外受众了解地方、认识地方，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海南的情况有一些特殊性。自由贸易港建设面对国际投资者、跨国企业和海外游客，对政策环境、营商环境和制度优势的国际表达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海南面临地缘政治和海洋争端对自贸港建设的外部影响，需要提升相关议题的国际传播能力。
西藏、新疆等国际关注度较高的地区，则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需要具备国际舆情研判、事实核查、争议回应和风险处置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同时也要改善国际认知、服务地方发展。
因此，地方国际传播不能简单按照同一模式配置专家。需要什么样的专家，应当由地方所处的国际环境、发展任务和传播需求决定。
二、国际传播专家分为“斗争型”与“沟通型”
我国国际传播可大体分为“斗争型”和“沟通型”，专家也明显分为这两类。
“斗争型”主要针对涉及国家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国际舆论竞争，包括舆情回应、立场表达、叙事竞争、地缘博弈等。这类传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情境性，在特定议题和特定时期不可替代。
“沟通型”则着眼于理解外部社会，通过受众研究、跨文化传播、国际舆论分析和长期关系建设，减少误解，增进理解，形成稳定的交流与合作。
二者服务于不同的传播任务。对多数省份而言，日常国际传播更多属于沟通、交流和发展合作领域；对国际关注度较高、涉外议题较为敏感的地区，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沟通、回应与舆论斗争之间形成适当的专业配置。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国际舆论中的分歧并不会因为反复争辩而自然消失。对于新疆、西藏等地区，必要的回应和反制不可缺少，但更长期的工作还包括增加真实信息供给、改善国际沟通渠道、扩大国际社会对当地的直接了解。
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也存在于认知领域：一方为应对外部压力而采取的传播行动，也可能被另一方进一步理解为对抗性行动。
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提醒我们：在某些场景下，双方交流越多，彼此的分歧反而增大。中美关系可能是一面镜子。
涉及国家重大原则和核心利益的国际舆论斗争，应由中央统筹，地方主要做好信息提供、事实支撑、舆情监测和工作配合。地方国际传播则应根据自身任务确定重点，避免把特定领域的舆论斗争逻辑泛化为日常国际传播逻辑。
三、专业能力不能让位于“名气”
地方聘请国际传播顾问，应首先看其是否真正懂国际传播，而不能只看头衔和名气。
国际传播是一项专业工作。专家应当具备扎实的国际传播理论素养，同时了解国际政治、跨文化沟通和国际传播生态；既能够分析国际社会如何认识一个地方，也能够判断不同传播方式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
尤其对国际关注度较高的地区，专家选择更需要慎重。既不能只看政治立场而忽视专业能力，也不能反之。这就是我一贯主张的“政治正确+技术正确”。
在国内舆论场上，个别专家虽然名气很大，但争议也很大；有的专家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形象较为负面。聘请这类专家时，更需要从政治可靠性、专业能力、国际影响和实际工作需要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不能以知名度替代专业判断。
四、把好关，也要用好人
国际传播顾问不是荣誉性称号，更不是聘了就算完成任务。地方在聘任专家时，应建立必要的审核、评估和使用机制。
首先要把好入口关。政治可靠性和专业能力应当同时考察，对涉及敏感地区和重大涉外议题的专家，还应了解其涉外活动、利益关系及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
其次要把好使用关。聘任之后，应明确专家究竟承担什么职责，是战略咨询、国际舆情研判，还是传播项目评估、海外资源联络、跨文化沟通与人才培训。只有职责明确，专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最后要把好评价关。专家的价值不应以参加多少活动、发表多少文章或者拥有多大名气衡量，而应看其意见是否具有专业价值，能否帮助地方发现问题、调整策略、提高国际传播效果。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