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传播学 制度传播: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新路径
传播学

制度传播: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新路径

Share

文/唐摩崖

在国际传播进入“后真相时代”、全球叙事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提出了一套系统且前瞻的国际传播新路径,理论与实践兼备,具有深远的创新意义。

一、范式转变:从“政策传播”迈向“制度传播”

传统国际传播多聚焦“讲好故事”或“推销政策”,而毕研韬教授则提出以“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取代“政策外宣”。所谓制度传播(制度性叙事),是指通过系统性传播展现制度的设计逻辑、治理成效与价值理念,旨在重塑受众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实现制度合法性建构、制度形象塑造与制度未来的认知预设。

二、方法重构:构建跨学科的分析模型

文章融合人类学、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构建出一套包含“时空坐标”“四维大国关系框架”“全球治理视角”“掠夺式积累理论”的分析系统,为地方国际传播提供了高度适配的认知架构。这种多维度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外部认知误读与潜在风险。

三、机制创新:三大传播机制精准应对叙事竞争

为应对信息地缘政治化与叙事操控现象,文章提出“叙事前置机制”“合法化叙事机制”“反叙事嵌套机制”三大战略性传播工具,首次将叙事主权问题制度化、机制化,回应了认知战争的现实挑战。

四、行动导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

文章明确提出包括“目标导向”“地缘稀释”“技术赋能”“分众传播”等在内的八项行动原则,覆盖传播目标、策略、路径、技术、风险等全链条,为海南自贸港及其他地区的传播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性指南。

五、地方突破:打造国际传播“制度试验田”

毕教授以海南自贸港为样本,推动地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他提出应将海南打造为中国制度软实力的全球展示窗口,使地方成为国家战略传播的前沿阵地。这一主张为“地方如何讲国家故事”提供了制度性范例。

小结
毕教授的文章不仅是一次理论的突破,更是战略传播思维的升级。它将国际传播置于全球制度竞争与认知重构的宏大背景下,强调传播不再是“附属”,而是国家制度设计与全球参与能力的有机组成。这一研究对当前中国构建面向未来的全球传播格局、破解外部叙事困境,具有重要启发与现实价值。

Related Articles

One War, Different Realities: Why China and the West See the Russia–Ukraine War Differently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cognitive and perceptual di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俄乌战争:西方为何读不懂中国

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主流舆论长期存在一个困惑: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甚至包括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熟悉国际事务的中国精英,并不完全接受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在西方主流认知中,答案往往被简单归结为“宣传”“信息控制”或“媒体环境差异”。这种解释本身,恰恰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社会认知结构的理解不足。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即便在长期接触西方媒体、具备国际视野的人群中,很多人依然对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逻辑持保留态度。这意味着,问题并不仅仅是“信息获取”问题,而更深层地涉及不同文明体系对于国际政治的理解方式。 俄乌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也是一场关于“现实解释权”的全球认知冲突。 一、西方叙事的逻辑基础 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大致建立在以下几个核心原则之上: 第一,主权不可侵犯。俄罗斯以武力进入乌克兰领土,因此构成对主权国家的侵略。 第二,小国拥有自主选择权。乌克兰有权自主决定其外交与安全安排,包括是否加入北约。 第三,联盟扩张不等于侵略。北约东扩被视为成员国基于安全需要的自愿选择,而非对俄罗斯的进攻。 第四,国际规则高于地缘政治逻辑。任何国家都不能以“安全焦虑”为理由,改变现有国际边界。...

一个危险信号:大国政治不再忌惮国际舆论

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普遍形成一种认知:即便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必须顾及国际舆论、国际合法性与道义评价。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个国家如果遭遇大规模国际谴责,往往意味着外交压力上升、国际形象受损,甚至可能影响经济、联盟与战略环境。因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全球声誉”等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 但近年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舆论对大国行为的约束力正在下降。 从俄乌冲突到中东局势,从美国长期强化域外制裁到各国不断升级认知战与信息战,国际政治正在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大国依然重视传播,但已不像过去那样惧怕国际舆论。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相信,国际批评未必能够转化为真正的战略成本。 这种变化,意味着国际秩序可能正在发生深层结构转型。 国际舆论为何曾经具有约束力 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扩张。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全球化与规则体系不断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度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叙事。 在这一时期,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来自道义层面,而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现实利益。国际谴责可能引发经济制裁与外交孤立;国家形象恶化可能影响投资、贸易与国际合作;道义危机甚至可能冲击国内政治稳定。因此,国际舆论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声誉约束”。 正因如此,过去许多国家即便采取军事行动,也往往会努力争取“合法性叙事”。无论是强调反恐、人道主义、国际法依据,还是寻求联合国授权,其核心目的,都是降低国际舆论带来的政治与战略成本。 在这一阶段,国际传播不仅是形象工程,更是一种合法性工程。...

Doubao:Western Media and Elites Deliberately Blur the Boundary Between News and Propaganda

Abstract: Doubao, a Chinese large language model, argues that although Western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