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在中美关系的长期互动中，双方对彼此都存在结构性误解。其中最根深蒂固、影响最深远的，乃是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偏差：中国误以为美国的行为可以用理性逻辑与秩序思维来解释和预测。这一误解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的认知结构差异。
一、理性秩序的中国认知结构
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思维，深受“天下—秩序—和合”传统的塑形。儒家政治哲学强调理性治理与秩序维系，国家在认知上倾向于相信：
事实可以自证正当，制度可以赢得尊重，绩效可以换来理解。
这种思维结构形成了中国的“事实逻辑”（logic of facts）与“治理逻辑”（logic of governance）。按照这种逻辑，国际交往的基础应是理性沟通、规则共识与互利合作。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对话时往往以政策绩效、发展成果与规则契合为主要论据，期待理性能战胜意识形态。
二、叙事政治的美国认知结构
然而，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清教徒传统与启蒙叙事影响，其认知核心不是“事实的正确性”，而是“叙事的正当性”。美国政治运作的底层逻辑是“叙事逻辑”（logic of narrative）与“道德逻辑”（logic of virtue-signaling）——通过讲述“我们是谁”“我们为何正义”来建构政治合法性。
对美国而言，道德判断优先于事实验证。
当中国展示自身制度成就时，美国社会往往首先评估其“价值立场”而非“治理绩效”。这种差异并非无知，而是一种深层的“符号秩序差异”：中国以“秩序生产”为认知核心，美国以“意义生产”为认知核心。
三、认知错位的结构性后果
这种认知差异导致了中美之间的持续“语义错位”：
- 中国讲“成效”，美国听到了“威胁”；
- 中国谈“合作”，美国解读为“扩张”；
- 中国论“秩序”，美国担忧“控制”。
在这一错位中，中国的理性话语无法进入美国的叙事系统，而美国的道德指控也难以在中国语境中获得共鸣。双方并非缺乏沟通渠道，而是缺乏认知翻译机制。
四、走出误解的可能路径
化解这种结构性误解，关键不在于“改变对方”，而在于重构认知互译机制（Cognitive Translation Mechanism）。
中国需要意识到，世界并非总是理性与秩序主导的；在叙事时代，政治竞争首先是意义竞争。
这并非意味着放弃理性，而是要学会在叙事框架中表达理性、在价值语境中阐释秩序，让事实以叙事方式被理解，让制度通过意义建构被认同。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