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方沟通受到制约，民间能否通过持续对话打破猜疑循环，为两岸关系保留理性空间？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3日
台海两岸的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军事领域，也存在于认知领域：一方为维护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可能被另一方理解为敌意信号，进而引发新的防范与反制。双方不断根据对方的反应强化原有判断，最终可能陷入相互猜疑、相互防范的恶性循环。
如果这一循环持续下去，两岸即使没有发生新的重大冲突，也可能在认知层面不断拉大距离。如何阻止这种趋势？在官方沟通受到政治因素制约的情况下，推动两岸民间认知对话，值得认真探索。
一、认知安全困境如何形成？
传统安全困境强调，一方为增强自身安全而采取的行动，可能使另一方感到更加不安全，从而引发相互强化的安全竞争。将这一逻辑引入认知领域，可以发现类似的运行机制——认知安全困境。
例如，台湾方面将大陆的某些信息活动认定为认知战，并据此加强信息监测、风险教育和传播反制。这些措施有其自身的安全逻辑，但如果认知战概念被过度泛化，部分台湾民众就可能逐渐将大陆来源的信息、社会交流乃至一般性的政治表达，都视为潜在威胁。
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可能将台湾相关的安全政策、政治表述和传播行动理解为对抗性信号，并据此调整自身政策。大陆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又可能强化台湾社会原有的威胁判断。
由此形成一种负向循环：一方的防御措施成为另一方判断威胁的依据，另一方的反应又被视为原有判断正确的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两岸所有行动的性质、责任和影响完全相同，也不能据此断言所有安全措施都会产生反作用。问题在于，当双方越来越依赖对对方意图的推测来理解其行为时，事实核验与理性判断就可能让位于既有的威胁预期。
认知安全困境最值得警惕之处，是双方可能在努力维护自身安全的过程中，逐渐削弱彼此的安全感。
二、为什么单纯加强反制难以破局？
面对认知威胁，增强信息核验能力、识别虚假信息和防范隐蔽操纵，当然具有必要性。但如果应对思路主要集中于识别对手、揭露对手和反制对手，就可能忽略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自身的防御行为是否也在改变对方的威胁感知？
当认知战成为解释复杂两岸关系的主要框架时，容易出现一种倾向：对方的行动被优先理解为有意操纵，而不是先区分其性质、来源、证据和实际影响。如此一来，新的信息未必能够修正原有判断，反而可能被纳入既有的对抗性解释。
这并非台湾独有的问题。任何一方都可能陷入类似的认知惯性：强调对方的威胁，却低估自身行为对对方判断的影响；要求对方理解自己的安全焦虑，却不愿认真分析对方为何感到不安全。
因此，破解认知安全困境不能仅仅依赖增加传播声量，也不能指望一方单方面改变叙事，就能让另一方同步调整认知。更现实的方向，是为不同认知之间的接触、检验和修正创造条件。
三、官方互信不足，民间对话仍有空间
两岸政治分歧复杂，官方沟通渠道受到多重因素制约。要求双方首先建立政治互信，再开展认知对话，可能使问题陷入循环：因为缺乏互信，所以无法对话；因为缺乏对话，又难以减少误判。
民间对话的意义，在于不必以解决根本政治分歧为前提。
两岸学者、媒体从业者、教育工作者、社会组织成员及其他具有公共责任感的人士，可以围绕彼此的风险认知、信息判断和社会心理展开交流。参与者不必持有相同的政治立场，也不必对两岸关系的未来持有一致判断。
这种对话首先要回答的，不是“谁的立场正确”，而是几个更基础的问题：双方如何理解对方的行动？哪些事实存在争议？哪些判断来自亲身经验，哪些来自媒体叙事？双方各自担忧什么，又有哪些担忧没有被对方准确理解？
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并不意味着认同对方的政治主张，更不意味着放弃自身立场。理解与认同是两回事，沟通与妥协也不是同义词。
民间对话的首要目标，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减少由误解、误判和未经检验的推测所造成的额外对抗。
四、建立民间认知对话机制
民间对话不能仅停留在倡议层面。如要形成持续作用，就需要逐步建立稳定的组织方式和基本规则。
首先，应由两岸愿意开展理性交流的人士发起小规模、议题明确的对话。参与者可以来自学术界、媒体界、教育界及社会组织，不必追求一次性覆盖所有群体。比起追求规模，更重要的是参与者是否愿意认真倾听、核查事实并反思自身判断。
其次，应从具体议题入手。可以优先讨论媒体如何呈现对方、哪些信息容易引发误判、公众如何判断军事风险，以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和网络虚假信息如何影响两岸社会认知。暂时无法达成共识的政治议题可以保留，不必强求统一结论。
再次，应建立基本的讨论规则。事实、推论和价值判断需要有所区分；涉及重大指控时，应尽可能提供可核实的依据；参与者可以质疑对方，也应允许对方质疑自己。不能因为观点与己方不同，就直接认定对方受到操纵或缺乏理性。
最后，应努力维持渠道的连续性。一次会议可能产生新的认识，但难以改变长期形成的认知模式。可以通过定期研讨、联合研究、公开文章和专题交流等方式积累成果。对参与者的人身安全、隐私和交流意愿，也应给予充分尊重，避免将民间对话工具化为政治宣传。
这样的机制不必一开始就追求宏大目标。只要能够帮助参与者更准确地理解对方的判断依据，识别某些误解的来源，并形成可持续的交流关系，就具有实际意义。
五、民间对话不能替代政治解决，但可以减少额外风险
必须承认，民间对话有其局限。
参与者可能存在立场偏向，交流成果也未必能够扩散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双方还可能因政治环境变化而面临新的交流障碍。更重要的是，民间对话无法独立解决军事力量对比、政治制度差异和两岸关系定位等结构性问题。
因此，不应把民间对话视为能够消除认知安全困境的万能方案。它更现实的作用，是在政治分歧尚未解决时，尽可能减少由信息失真、意图误判和敌意累积带来的附加风险。
民间对话也不能只是让观点相近的人彼此确认。如果参与者不愿接触相反证据，不愿理解对方的真实顾虑，所谓对话就可能退化为新的认知封闭。真正有价值的参与者，不是立场完全一致的人，而是能够坚持自身判断，同时承认自身认识可能存在局限的人。
两岸需要的，不是一个要求所有人达成共识的民间平台，而是一个允许分歧存在、能够检验判断、愿意持续沟通的对话空间。
结语：为两岸关系保留理性空间
认知安全困境未必能够通过传播政策独立破解。它的根源涉及政治关系、利益冲突、军事态势和长期形成的社会认知。任何民间倡议都无法保证对方作出积极回应，也不能替代必要的官方沟通与风险管控。
但是，困难不意味着无事可做。
当官方互信不足时，民间仍可以尝试建立有限而稳定的沟通渠道；当政治分歧难以弥合时，仍可以讨论事实、理解彼此的安全焦虑，减少对对方意图的过度推断。
两岸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相互猜疑逐渐成为一种不需要重新检验的默认判断。一旦这种判断固化，任何新信息都可能被解释为对抗的证据，理性修正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因此，两岸有识之士应当主动探索民间认知对话机制。它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却可能成为阻止认知对抗持续升级的一道缓冲。
维护自身安全固然重要，避免安全措施不断侵蚀彼此的安全感，同样值得重视。两岸民间对话的价值，正在于为这种理性判断保留一席之地。
为此，两岸有必要认真评估这一方案的可行性。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