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的起点,不是表达自己,而是理解受众;不是回避关切,而是真诚回应。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6日 近年来,中国持续增加对西藏国际传播的投入。从媒体报道、纪录片、国际论坛,到邀请外国媒体、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赴藏参访,再到刚刚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可以看出中国希望进一步提升西藏国际传播能力,增进国际社会对西藏的了解。 但要实现传播目标就必须深入思考:国际传播究竟应该传播什么? 这是一个比传播渠道、传播技术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传播内容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关切长期错位,再丰富的信息供给,也未必能够有效促进国际理解。 国际传播当然需要主动讲好自己的故事,但对于西藏这样一个长期被国际舆论关注的议题而言,回应国际关切,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提升传播效能必须完成的一道必答题。 一、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已经成为制度性议题 有人认为,只要持之以恒地进行正面宣传,国际社会对西藏的疑问就会被逐渐化解。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近一个时期,美国国务院再次发布两份涉藏年度报告。一份依据美国有关涉藏法律,就所谓西藏Negotiations向国会提交年度评估;一份依据《对等进入西藏法》,评估美国人员进入西藏地区的情况。 无论中方是否认同这些报告的立场,它们都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西藏议题在美国已经不是偶发性的外交议题,而是制度化议题。 除上述两份年度报告外,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其它报告中,西藏也几乎都是固定章节。 这意味着,围绕西藏的信息生产、政策讨论、国会监督、媒体报道和社会组织传播,已经形成持续运行的制度机制。 因此,西藏国际传播面对的,并不是某一轮国际舆论,而是一套长期存在、不断更新的信息体系。 二、回应国际关切,不等于接受他人的叙事 在实践中,一个较为普遍的担忧是:如果持续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是否意味着进入了他人设置的话语框架? 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传播学上需要作出区分。 回应国际关切,并不等于接受国际关切背后的价值判断,更不意味着认可他人的叙事。 国际社会提出的问题,有的建立在事实基础上,有的存在误解,有的受到不同政治立场影响,还有的可能包含错误信息。 回应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默认其前提,而是通过公开事实、充分证据和完整背景,帮助国际受众形成更全面、更准确的理解。 如果国际社会长期关注某些议题,而传播者始终选择回避,那么国际受众就只能从其他信息来源寻找答案。这种情况下,传播主动权反而更容易流失。 从传播规律来看,沉默并不会消除关切,回应才有可能减少误解。 三、回应国际关切与主动设置议程,并不矛盾...
2026-06-262026年6月2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明确表示,所谓“中国冲击2.0”并不存在,并提出应更多关注“中国机遇2.0”。这一表态并非偶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5日 过去一年多来,欧盟内部围绕China Shock 2.0(中国冲击2.0)展开了持续争论。一边担忧中国新能源、高端制造和工业技术竞争力快速提升可能对欧洲产业形成压力,另一边则认为,将复杂的全球产业变迁归结为“中国冲击”并不能真正解释欧洲自身面临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李强的公开回应,实际上也是对欧洲相关讨论的一次直接表态。 一、欧洲为何就“中国冲击2.0”激辩 与二十年前相比,欧洲今天面对的中国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所谓“中国冲击1.0”,通常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后,凭借规模化制造能力进入全球市场,对欧美部分传统制造业造成的竞争压力。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就业转移、产业外包和区域经济失衡等问题。 “2.0”的提出,则反映出竞争格局的变化。 如今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纺织、家具或低端制造,而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设备、储能系统、工业机器人等战略性产业。 在欧洲部分政策制定者看来,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欧洲产业政策。 与此同时,也有大量学者和政策研究者认为,将欧洲产业面临的压力简单归因于“中国冲击”并不充分。 欧洲自身长期存在投资不足、能源成本上升、创新转化效率下降以及内部市场碎片化等问题。这些结构性因素同样影响着欧洲产业竞争力。 因此,欧盟内部的争论实际上并非围绕“中国是否崛起”,而是围绕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欧洲应如何解释自身在全球产业重组中的位置变化? 二、从经济概念到政策框架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冲击2.0”已经不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近年来,欧盟逐渐将经济议题纳入“战略自主”“经济安全”“供应链韧性”等框架之中。在这一过程中,“China Shock 2.0”开始承担新的政策功能。 首先,它是一种解释工具。面对欧洲制造业竞争力下降、部分产业外迁以及绿色转型成本上升等问题,该概念为政策讨论提供了一个相对统一的解释框架。...
2026-06-25近期,随着俄朝关系持续升温,一些西方媒体和研究机构再次提出一个熟悉的判断:俄罗斯正在取代中国成为朝鲜最重要的伙伴,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中俄朝三边关系的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5日 类似观点并不新鲜。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特别是俄朝高层互动明显增加之后,“朝鲜正在转向俄罗斯”“中国被边缘化”“莫斯科正在取代北京”等叙事频繁出现在西方舆论场中。 然而,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把观察视野从短期事件扩展到长期结构,就会发现这类判断往往高估了俄朝关系变化的影响,同时低估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特殊地位。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误判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种长期存在的认知框架偏差。 一、西方为何认为中国正在失去对朝影响力? 从表面上看,西方观察者得出这一结论并非毫无依据。 近年来,俄朝关系确实出现明显升温。 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关系显著加强;军事、安全和经济合作不断扩大;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涉朝问题上的立场也出现调整。 从这些现象出发,许多西方分析机构进一步推导出一个结论:朝鲜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俄罗斯则正在填补这一空缺。 问题在于,这种分析往往停留在现象层面。 它能够观察到俄朝关系的变化,却未必能够准确理解这种变化在整个东北亚战略结构中的真实含义。 事实上,俄朝关系升温与中国影响力下降,并不必然构成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一个国家外交空间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另一个国家影响力的消失。 朝鲜获得更多战略选择,不等于中国失去其战略地位;俄罗斯作用增强,也不意味着中国被俄罗斯取代。 二、西方分析框架的问题在哪里? 西方对中俄朝关系的误判,根源在于其分析框架本身。 长期以来,许多西方研究机构习惯于用联盟政治逻辑观察东北亚政治。 在这种框架中,国家关系往往被理解为一种相对固定的阵营结构。 如果一个国家与某一伙伴关系加强,就意味着与另一伙伴关系减弱;如果一方获得影响力,另一方就必然失去影响力。 这种思维方式在北约体系内部或许具有一定解释力,但放在东北亚地区却容易失真。 中俄朝三国之间并不存在类似冷战时期军事同盟体系那样的严格等级结构。...
2026-06-252026年6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发布报告Report on the PRC’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nd Malign Influence in 2025《2025年中国跨国压制与恶意影响报告》。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4日 表面看这是一份专题研究报告,但如果置于近年来美国涉华政策演变的大背景下观察,那么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报告提出了哪些具体案例,而是美国政策界正在重新理解中国。 一、一份值得关注的国会报告 CECC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共同组成,长期关注中国相关议题。虽然委员会本身并不直接制定外交政策,但其研究报告往往能够反映美国政策界的重要思考方向,并对后续立法和政策讨论产生影响。 这份报告以“跨境压制”和“恶意影响”为核心主题,系统梳理了美国方面所关注的一系列涉华议题,包括中国统一战线工作、海外华人社群活动、中国海外影响力建设、媒体传播与信息活动、学术与教育交流、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等。 这些内容过去往往分别出现在不同领域的研究和政策文件之中,但在这份报告中,它们被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进行讨论。 这一变化本身值得关注,因为它表明,美国政策界已经不再将这些问题视为彼此独立的现象,而是开始尝试用统一的逻辑进行解释。 二、这份报告传递了什么信号 与具体案例相比,这份报告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所反映的认知框架变化。 过去十余年,美国涉华讨论经历了明显的演变过程。 早期讨论主要集中于贸易、投资和产业竞争。...
2026-06-24举办国际传播大会并不意味着实现国际传播。面对复杂的国际认知环境,西藏国际传播究竟希望影响谁,又如何进入他们的理解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8日 6月16日,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拉萨召开。大会以“理解与支持·共情与共鸣——全面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为主题,围绕叙事创新、技术赋能、主体协同等议题展开讨论,吸引了来自媒体、高校、智库和相关机构的数百名代表参加。 然而截至北京时间6月18日15时,西方主流英文媒体几乎都没有报道。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目前能够检索到的报道主要来自中国官方媒体、港澳台媒体以及部分国际友中媒体。 那么,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到底要影响谁? 一、选准目标受众,决定传播能否成功 国际传播首先要选择受众,而不是生产内容。如果目标受众不明确,再丰富的内容供给也可能无法产生预期效果。 从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公开议程看,其核心目标是“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和穿透力”。 问题在于,这些信息最终要传递给哪些人?西方主流社会?国际媒体?海外学界?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公众?海外华人群体? 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侧重内部动员,还是对外传播? 面向不同受众,所用的话语体系、媒介渠道、传播主体和传播策略不尽相同。 如果目标受众不清晰,传播活动就难以进入精准传播阶段。 二、目前报道大会的,主要是哪几类媒体? 从公开情况看,目前关注大会的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中国官方媒体,包括新华网、CGTN、环球时报等。 这些媒体是中国官方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报道主要集中于大会召开、技术创新以及如何更好讲述西藏故事等内容。 第二类是部分港澳台媒体,例如《南华早报》、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台湾《风传媒》等。 第三类是国际友中小众媒体,散布于欧洲、亚洲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报道大多属于活动简讯,而未展开深入讨论。 换句话说,目前的传播基本仍停留在既有圈层内部,而国际主流公共舆论场尚未回应。 报道本次大会的媒体中,《南华早报》是最具国际传播价值的媒体之一,其报道有助于信息突破中文圈,触达更多全球读者。...
2026-06-18为什么关于西藏的信息越来越多,国际认知分歧却依然存在?问题的关键,可能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7日 西藏一直是中国国际传播中最受关注、最具挑战的议题之一。 多年来,中国围绕西藏开展了大量国际传播实践。除了传统的新闻报道、文化交流外,还派遣人员赴海外介绍西藏情况,邀请境外人士赴藏参访调研。 然而从国际舆论反馈看,西藏仍然是认知分歧最明显的中国议题之一。 这不禁让人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很多人习惯从传播技术层面寻找答案,例如语言不够精准、渠道覆盖不足、国际话语能力不强,或者故事讲得不够生动。也有人从地缘政治角度加以剖析。 这些因素当然存在,但如果仅仅将问题归结于传播技术,可能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 西藏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或许并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一、不同的人,看见的是不同的西藏 传播学有一个基本认识:人们接收信息时,并不是像照相机一样客观记录现实,而是通过各自的认知框架理解现实。 同样一条信息,不同的人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例如,对于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现象,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会赋予不同的意义。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事实上。 很多时候,各方看到的是同一个事实,但解释事实的框架并不相同。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的障碍未必是信息缺失,而可能是认知体系差异。 如果双方使用的是不同的认知坐标系,那么即使信息越来越多,也未必能够自动转化为理解。 二、西藏为什么容易成为认知争议议题 从国际传播视角看,西藏具有几个特殊特征。 首先,它同时涉及历史、民族、宗教、文化、发展、国家治理等多个维度。 其次,它长期处于国际政治与国际舆论的关注之下。 再次,不同国家和社会对这些议题本身就存在不同价值观和解释传统。...
2026-06-17欧盟与日本启动首次FIMI对话,标志着国际传播加速进入安全治理框架,并开始呈现跨区域协同化趋势。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4日 2026年6月3日,欧盟与日本举行首次“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IMI)对话”。 从表面看,这是一次围绕虚假信息与影响行动的政策交流机制启动,但从参与机构结构与议题组织方式来看,这一机制已明显超出一般外交沟通范畴,进入跨部门安全协同的制度轨道。 其关键不在于“是否开展合作”,而在于“由谁参与合作、如何定义问题”。 一、问题定义的变化:从传播议题转向安全议题 FIMI(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再定义属性。它将原本属于国际传播、公共外交与媒体研究范畴的议题,重新归类为“外国行为体的信息操纵与干预”。 这一变化的实质是:信息不再仅被视为传播媒介,而被视为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行为工具。 欧盟近年来已在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框架下建立FIMI分析与监测体系,并逐步制度化相关评估机制。 日本此次首次正式参与对话,意味着这一框架开始跨区域扩展。 二、参与结构:跨部门安全体系的直接进入 从公开信息看,此次对话的参与结构具有明显的“安全化”特征。 日方参与机构包括日本外务省、内阁全球传播办公室、内阁情报调查室、国家网络安全办公室、公安调查厅、防卫省。 这些机构覆盖外交、情报、安全、网络防护与国防体系,构成一个完整的国家安全信息处理链条。 欧盟方面的参与主体为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它其负责FIMI事务的相关职能部门与专业团队。 这一结构意味着:欧方以对外关系与战略沟通为入口,但其内部已嵌入专门的信息完整性与威胁分析机制。 三、结构性含义:信息议题进入“安全治理链条” 从组织结构可以直接推导出一个关键判断:此次对话并非传播机构之间的交流,而是安全体系之间的接口建立。...
2026-06-14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4日 国际形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中国社会。 中美关系、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台海局势、全球产业链重组、人工智能竞争……这些国际议题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 然而,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公众对国际形势的了解究竟有多全面? 这里所说的国际形势,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环境、国家间关系以及重大国际事件的发展趋势。 本文并不讨论公众是否掌握国际法、外交学或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讨论普通人是否具备专业分析能力。 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公众能否获得足量、优质、多元的信息?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认知局限就不是个人能力问题,而是信息结构问题。 一、国际形势认知首先取决于信息来源 任何人对国际事务的理解,都建立在信息基础之上。 认知的高度不仅取决于思考能力,还取决于信息视野。当人们看到的只是现实的一部分时,对整体局势的理解自然会受到限制。 问题在于,国际政治本身距离普通公众非常遥远。 绝大多数人无法亲自接触外国政府,无法参与国际谈判,无法了解外交决策过程,更无法掌握各国真实战略意图。 因此,人们对于国际形势的认知,几乎完全依赖各种传播系统,而所有传播系统都是过滤系统。 二、大众传媒是第一层过滤系统 国际社会每天发生的大量事件,不可能全部进入新闻报道。 媒体必须进行筛选:哪些新闻值得报道?哪些新闻值得放在头版?哪些内容需要重点解读?哪些信息可以忽略? 这些选择决定了公众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 公众面对的并不是完整的国际现实,而是媒体选择后的国际现实。 不同国家媒体的选择标准并不相同。 同一国际事件,美国媒体、中国媒体、英国媒体、俄罗斯媒体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叙事框架。 因此,人们看到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经过解释后的版本。...
2026-06-14文/晁可然(亚太问题专家) 在当今全球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社会韧性”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关注的一个焦点。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体,台湾的安全环境面临多元挑战,社会韧性能否成为其重要的“安全护盾”,值得深入探讨。 一、什么是社会韧性? 社会韧性指一个社会在遭受外部冲击或内部危机时,能够有效抵御、适应并迅速恢复正常状态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包括基础设施的稳定,更涵盖社会成员的心理承受力、信息识别力、社会凝聚力和制度的灵活应对机制。简言之,社会韧性体现了一个社会面对风险时的整体抗压和自我修复能力。 二、台湾提升社会韧性的努力 随着混合威胁(Hybrid Threats)形态日益多元,台湾正逐步将“社会韧性”视为整体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柱。社会韧性不仅关乎应急响应能力,更涉及民众认知、社会心理与制度弹性等深层因素。 1.加强网络安全与信息防护 在面对虚假信息、认知操控和网络攻击等灰色地带手段时,台湾强化了网络空间的多元防线: 2.推进全民国防与公民教育 台湾将国防概念拓展至社会层面,强调全民意识的形成与民众素养的提升: 3.强化基层社区的应急与恢复能力...
2025-07-18China Media Project (台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从“中央主导”走向“多层级参与”,呈现出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的新结构。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12日,一份题为《Centralization+: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forming Strategy for Global Information...
2026-03-28Nuclear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remains a low-probability scenario. Yet when...
2026-05-31文/石敢当 当下,中国自媒体平台涌现大量短视频,不约而同地传播着一线教师的“保命法则”。其内容高度相似,核心要义可概括如下: 这些充满隐喻的“法则”,折射出部分教师在高压环境下的自保心态,而家长投诉被视为加剧教育生态恶化的重要因素。 现实中,一旦教师被投诉,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往往站在家长一边,使教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种现象在中小学尤为普遍。大学环境虽近年有所改善,但教师群体内部普遍存在高度的“自律”,其缘由不言自明。 长此以往,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学生,最终可能导致教育生态中多方共输的局面。
2025-06-30智库报告将中国在欧洲的信息传播系统化为一套“影响力操作手册”,折射出当下欧洲对认知安全与话语竞争的深层焦虑。 毕研韬 2026年3月,“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布政策简报《“借口说话”与“信息洗白”: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操作手册》(Borrowed Mouths and Laundered Messages: CHINA’S...
2026-04-06当排名成为唯一刻度,大学就只剩下“纸老虎”的影子。 文/林叙衡 一、争议的起点:排名真的等于实力吗? 近期,一家美国主流媒体发表评论文章,提出一个颇具冲击力的判断:中国高校在全球排名中的快速上升,并不必然等于真实的学术实力提升。标题虽尖锐,但其核心问题其实并不新鲜——大学排名是否能够真实反映一所大学的综合能力? 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多所高校在国际榜单中名次显著提升。这一现象主要得益于科研论文数量、引用率、国际合作比例和科研投入规模的大幅增长。在高度量化的评价体系中,这些指标可以迅速推动排名上升。 但评论者认为,排名指标本身存在结构偏向。它们更容易衡量数量,而难以评估原创思想、学术传统、制度弹性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成熟度。由此形成一种可能的错位:数据上升,未必等于思想突破。 二、数量增长与原创能力的区分 当前国际排名体系普遍依赖可量化指标。例如论文产出、被引频次、国际合作网络和科研经费规模。这些指标的确反映科研活跃度,却无法直接衡量理论原创性和思想引领能力。 评论文章的核心担忧在于:如果高校围绕这些指标进行资源配置,可能形成“数量驱动型发展模式”。短期内排名上升,但长期创新生态是否同步成熟,则存在不确定性。 必须指出,中国高校在科研基础设施、人才引进和资金投入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不在于进步是否真实,而在于排名是否足以代表全部实力。排名提供的是一个维度,而非全景图。 三、排名机制的结构漏洞 进一步看,大学排名本身具有显著差异。不同榜单权重不同,有的强调论文引用,有的强调声誉调查,有的强调国际化比例。这意味着高校可以根据自身优势选择更有利的评价体系参与。...
2026-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