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持续推进,一种看似直观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中反复出现——北京试图以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这一判断表面上逻辑顺畅,实则经不起制度、政策与结构层面的检验。它是一种被不断复制的认知产物,而非一个真实存在的政策命题。 一、“取代论”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一)国内语境:时间并置引发的因果错置 在中国,“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的判断,更多源于一种直觉化的时间逻辑。一方面,香港在近年经历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家级开放战略被高规格、系统性推进。两者在时间上的高度并行,极易诱发一种朴素推断:当一个既有开放节点面临不确定性时,国家是否会另起一个新节点以“接替”其功能? 这种推断并不依赖意识形态,也并非刻意对抗,而是一种典型的“并行即因果”误判。在此基础上,部分情绪化、象征性的表达随之出现,“取代”逐渐成为一种简化表述,用以指代国家“未雨绸缪”“降低风险”的想象性安排。 传播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放大作用。相比“多节点开放”“功能分工”“制度差异”等专业表述,“取代论”具备更强的冲突性与可讨论性,更容易在舆论场中循环出现,最终固化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常识。 (二)国际语境:战略预设与叙事投射 在国际舆论中,“取代论”的生成逻辑明显不同,其核心并非时间直觉,而是解释范式。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部分国际观察者习惯于将中国的重大制度创新置于一种“战略替代”框架中加以理解:旧有接口是否变得不稳定?国家是否在为最坏情形准备备选方案? 在这一预设下,香港被视为一个高度国际化但政治与制度环境“复杂化”的节点,而海南则被投射为一个由中央主导、可控性更强的新平台。由此,“取代”并非来自政策文本,而是成为一种“合乎叙事逻辑”的推演结果。 更进一步,一些国际话语还将“取代论”用作分化北京与香港关系的楔子叙事:通过反复暗示“地位转移”“战略冷落”,将国家整体布局重构为中心-地方的零和博弈。这种说法并不关心制度细节,其目的在于制造心理距离与信任裂痕。 二、为何“取代”并不存在于真实政策之中 从政策与制度分析,“取代论”在三个关键维度上都难以成立。 (一)在动机层:北京缺乏取代香港的战略动机 从国家治理理性看,“取代香港”并不符合成本-收益逻辑。 香港长期形成的普通法体系、国际金融信任机制与专业服务网络,是一种已经被全球市场反复验证的制度资产。对北京而言,这种资产并非需要主动削弱或放弃的对象,更不存在“必须以海南替代之”的政策必要性。 更重要的是,在公开、可核查的政策文件与官方表述中,反复出现的是差异定位、功能互补与协同发展,而非任何“替代”“转移中心”的表述。政策话语在时间上的高度一致,本身就是一种重要证据。 (二)在能力层:海南客观上不具备取代香港的条件 即便存在主观意图,海南在现实结构上也难以承担“取代者”的角色。 首先,二者并非同构制度。香港的普通法体系、国际仲裁功能与高度自治的司法环境,在全球市场中具有不可复制性;海南则是在大陆法体系下推进制度创新的开放平台,二者并不构成可直接替换的“同类选项”。 其次,金融与专业服务生态无法通过政策速成。香港的核心竞争力来自数十年积累的市场惯性、国际社群与非正式信任网络,这些并非自贸港政策所能在短期内生成。 再次,从功能定位看,海南是一个高试错容忍度的制度实验区,而香港则是一个以稳定性、可预期性为核心价值的成熟节点。二者承担的是不同风险结构下的不同角色。 (三)在结构层:中国的开放格局本不以“替代”为逻辑...
2025-12-31文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2025年版《中国军力报告》(Report to Congress on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5)。报告中“台湾”一词被提及232次,显著高于以往版本,显示台湾议题已被系统性纳入美国对华军事与安全评估的核心分析框架。 报告显示,台湾不再仅作为单一地区热点被讨论,而是被置于中国军事能力建设、作战情景规划、威慑态势评估以及印太安全架构等多重分析之中,成为美方衡量对华战略风险的重要变量。相关内容贯穿多个章节,涉及陆、海、空、火箭军以及信息与联合行动能力等领域。 报告还多次以2027年作为能力评估节点,指出中国正推进相关军事现代化目标,并假设届时解放军在台海方向可能具备更成熟的作战能力。美方在报告中强调,该时间点主要用于防务规划与情景推演,服务于风险评估和力量建设,并不构成对具体政治决策或行动时间的判断。 分析人士指出,台湾在报告中的高频出现,正在产生多重持续影响:一是进一步强化美国国防规划中以台海为核心的情景设定,影响相关兵力部署与资源配置;二是向盟友与伙伴传递战略重心信号,推动地区安全讨论持续围绕台海展开;三是通过高频叙事塑造国际舆论环境,使台湾议题在中美关系与区域安全议程中的权重不断上升。
2025-12-25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马英九说过这话。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在中文舆论场中反复出现一种说法:马英九在接受韩国《朝鲜日报》采访时称,“两岸开战不可避免”。这一表述被频繁引用,用以证明台海冲突的“必然性”,甚至成为部分讨论中的前提性判断。然而,马英九真说过这句话吗? 一、从“广泛流传”到“可被核查” 在信息高度密集的传播环境中,“很多媒体都在说”常常被等同于“事实已经成立”,但在新闻与学术规范中,一项基本原则始终成立:判断是否真实,不取决于传播规模,而取决于是否存在可核验的原始来源。 基于这一原则,笔者对相关说法进行回溯,发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几乎所有中文媒体报道都指向同一来源表述——“韩国《朝鲜日报》采访”,但报道并未提供原始采访链接、原文截图或可查的韩文文本。报道之间高度同质,呈现明显的转引特征,却难以看到独立核实的痕迹。 二、《朝鲜日报》原始报道是否存在? 围绕“2023年6月马英九接受《朝鲜日报》采访”这一说法,进行针对性检索后,目前可以确认的是: 第一,在《朝鲜日报》官方网站及其可检索的韩文、英文内容中,未能找到对应采访全文或相关报道。 第二,在国际主流新闻数据库、通讯社资料以及其他韩国主流媒体(如《中央日报》《东亚日报》)中,也未发现交叉引用或转载该采访的记录。 第三,现有中文报道中所引述的所谓“原话”,无法回溯到任何可验证的一手文本。 换言之,截至目前,这则被反复提及的“韩媒采访”,在公开可核查层面并不存在可靠的原始证据链。 三、与可核查表态的对照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马英九先生确曾做出如此重大的判断,它是否与其在其它公开、可核查场合的表态相一致? 从可验证的资料看,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是接受国际媒体采访,还是在公开讲话中,马英九更常见、且可被核实的表述是: 战争代价极高,应尽一切努力避免冲突;台海战争“并非不可能,但并非不可避免”;通过沟通、对话与制度化安排可降低战争风险。 这些表态在时间上与所谓“朝鲜日报采访”并不冲突,却在判断逻辑上与“开战不可避免”存在明显张力。这种前后一致、且有多重来源支撑的公开立场,使那句高度决定论式的判断显得更加突兀。 四、一句话是如何被“制造”为共识的? 如果缺乏原始来源,那么问题就不再只是“马英九说没说过”,而是这句话是如何在舆论中被确立为“他说过的”? 从传播路径看,这更像是一次典型的二手引述循环: 某一文本在中文语境中出现→被标注为“外媒报道”→经多次转载后获得“权威感”→最终脱离原始出处,成为被默认接受的“事实”。 在这一过程中,“外媒”“韩媒”“朝鲜日报”等标签,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象征性背书,而是否存在原文,反而不再被追问。 五、结语:核查本身,是对公共讨论的最低尊重...
2025-12-23中美战略对峙深化正对地区稳定与全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文/毕研韬 纵观2025年,中美两国在战略、经济、安全以及地区影响力等核心议题上的对峙态势不断加剧。尽管双方在个别议题上仍保持着接触与有限合作,但冲突性政策频繁出台,彼此信任程度未见明显改善。这一态势正对地区稳定与全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一、台湾问题成为最新摩擦焦点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了一项约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这是迄今为止对台湾规模最大的一笔武器销售。此次军售涵盖高机动火箭系统(HIMARS)、榴弹炮、无人机等装备,旨在提升台湾所谓的“防御能力”。台湾方面表示,这将增强其军力,并计划增加约4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以配合这一举措。 这一军售行为再次激怒了中国政府。北京将台湾视为核心利益问题,认为美国此举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将加强军事训练,并“采取果断措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北京方面认为,美国的军售行动不仅违反“一中原则”,还可能加剧台海两岸潜在冲突风险,进一步拉高中美军事对峙的紧张程度。 二、国防授权法案引发中方强烈反对 中国对美国最新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NDAA)中针对中国的多个条款表示强烈不满。中方认为这些条款夸大所谓“中国威胁”,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并已多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要求美国不要实施相关内容,否则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捍卫自身利益。这一立场表明,除具体的军事销售事件外,美国在国防立法中纳入有关中国的内容,也被视为战略对抗的一部分,使两国在安全政策层面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三、经济与技术领域摩擦持续升级 除安全与军事议题外,中美在贸易与科技领域的摩擦也持续不断。美国政府已对涉及高端技术的芯片销售启动审查,这项审查可能使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向中国出口先进AI芯片的许可获批与否面临关键抉择。此举表面上看似有利于缓解技术封锁,但也引发美国内部担忧,担心技术流向中国可能强化其军事与AI能力。 与此同时,在全球供应链与地缘经济领域,中国企业正寻求将部分业务转移至第三国,如新加坡,以规避中美紧张关系带来的商业风险。这一趋势反映出跨国经营者在战略竞争环境下的调整与重塑。 四、中美在地区冲突调解中保持“竞争兼合作”姿态 在泰国与柬埔寨边境冲突问题上,中美双方都在尝试发挥影响力。美国国务卿及中国外交部长分别与交战双方接触,并呼吁重启停火机制。这一外交互动虽显示出双方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一定协调,但实际上也体现出双方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竞争的战略布局。 五、战略对峙的深层逻辑与未来走向 中美之间的战略对峙并非局限于单一事件,而是呈现出多层次、跨领域的竞争态势: 2.技术与经济竞争:围绕高端技术出口控制与供应链重构,中美双方在科技与产业战略上展开对抗,竞争影响全球高科技产业链格局。 3. 地区与国际影响力:从南海到东盟周边冲突调解,从非传统安全合作到多边机构参与,中美都试图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规则与战略联盟。 4.政策与舆论互动:中美之间的政策动作往往伴随着对国际舆论的争夺,双方对外的战略陈述、媒体传播与政策解读,都旨在争取国际社会对各自战略立场的理解或支持。 六、国际与市场反应 持续的中美对峙也对全球市场与国际政治环境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及技术制裁措施已被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风险因素之一。此外,美国国内与盟友关系也被卷入这一大国竞争的框架中,这对全球政策协调与经济复苏构成压力。 结语:战略竞争成新常态 中美战略对峙正在成为一种结构性、长期化的国际关系特征。未来,中美如何在竞争中管控风险、维持沟通渠道、避免误判,仍是全球战略稳定面临的重要考验。
2025-12-22Congratulations on the Opening of the Asia Art Museum and Its Inaugural Exhibit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launch of independent customs operations of...
2025-12-17恭贺亚洲艺术馆开馆暨首展启幕 值此海南自贸港启动封关运作之日,亚洲艺术馆于海口开馆并举办首展《封关时刻:交汇与重塑——庆祝海南自贸港封关当代艺术展》,谨致以诚挚祝贺! 海南封关运作,标志着中国制度型开放进入实践阶段,表明海南正以更加清晰、稳定的规则体系,走向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此历史节点,亚洲艺术馆以当代艺术回应“封关”议题,凸显跨文明对话的现实意义:当世界体系加速分化,艺术为跨越差异提供了一种非对抗、可持续的对话方式。 本次展览汇聚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艺术家,以多元媒介呈现对“现实、在地与未来”的艺术表达。展出不止于呈现文化异同,更借由创作与对话,开辟彼此理解的空间。这种基于平等与尊重的跨文化实践,使“封关时刻”超越地域与制度边界,成为不同文明相互观照、彼此回应的公共时刻。 在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全球认知分裂加深的当下,文明之间往往被简化为价值对立与叙事冲突。亚洲艺术馆开馆的意义,正在于为这种结构性紧张提供另一种回应路径——以交流消弭误读,以审美经验拓展理解边界。通过策展叙事、理论研究、公共教育等活动,艺术馆有望成为一个稳定而开放的全球对话平台,使不同文明得以在持续的互动中逐步建立信任与理解。 期待亚洲艺术馆立足亚洲经验,直面世界议题,在长期实践中推动认知互通与文明互鉴,使海南不仅成为制度型开放的重要窗口,同时成为跨文明对话的重要文化节点。 毕研韬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 《无界传播》(CWB)总编辑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2025年12月18日
2025-12-17文/毕研韬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历史大幕即将开启。 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正式启幕。此举不仅是一项地方政策的实施,更是国家深谋远虑的落子——它关乎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制度创新的前沿探索,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跃升。海南封关的意义,远超一岛一域。它旨在优化国家整体战略环境,提升治理效能,其红利将最终惠及每一位国民。 一、宏观层面:全力重塑国家战略环境 当前,全球格局面临深刻重塑。大国竞争日益向多维度、深层次演进,在地缘政治、科技、能源、金融、贸易等关键领域展开系统性战略博弈。供应链格局加速调整,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制度型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维度,国家的治理效能、政策可预期性与制度设计能力,正成为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 面对复杂外部环境,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打造制度型开放的高水平试验平台。封关运作旨在构建规则统一、预期稳定、风险可控的制度环境,为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提供坚实基础。这不仅是提升国内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更是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示中国制度竞争力与政策透明度的窗口,有助于持续增强全球市场对中国的长期信心。 第二,彰显国家战略布局的前瞻性与主动性。海南自贸港建设超越区域性发展范畴,是中国深度参与并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塑造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战略支点。通过主动推进制度创新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旨在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开放体系,从而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赢得更大主动权,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第三,构筑国家长期发展与安全韧性的关键支柱。在全球经济波动与摩擦频发的背景下,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是国内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海南封关运作通过制度型开放,为国家整体经济安全注入稳定性,并通过辐射效应,为全国创造更高质量就业、更可持续的收入增长与更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一项惠及长远的国家战略性安排。 二、中观层面:以制度创新引领全国治理能力升级 封关运作的核心,是在一套高标准、规范化的制度框架下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它既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实践,亦是对国家治理与制度执行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 首先,封关运作是对国家制度执行力与协同效能的关键验证。海南封关涉及贸易、投资、金融、税收、人员流动等诸多领域,要求中央与地方、各部门之间实现高效协同。每一环节的顺畅运转,都直接检验政策的落地能力与系统的协调水平。成功的实践将为全国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与管理范式,为其他开放平台建设提供重要参照。 其次,封关运作是驱动区域经济联动与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通过投资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封关将有力推动海南产业链的拓展与升级,促进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物流业及文化创意产业等协同发展。制度环境的透明与稳定,将显著增强市场信心,吸引国内外资本与技术集聚,形成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就业的良性循环。这对海南而言是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历史机遇;对全国而言,则意味着形成了一套可在相似条件下移植、适配的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方案。 再次,封关运作具有显著的全球示范与规则塑造价值。海南自贸港的制度设计与开放实践,向国际社会清晰展现了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决心、逻辑与实施能力。一个稳定、透明、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营商环境,有助于全球投资者准确理解并信任中国市场,从而吸引长期资本。同时,这一成功实践也将转化为中国参与并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软实力,为在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中贡献“中国方案”提供坚实的实践支撑。 综上所述,封关运作所承载的意义,远不止于即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在于推动制度型开放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的长期价值。通过制度验证、经济辐射与全球示范,海南自贸港不仅为全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高标准样板,也为巩固和提升中国整体的制度性竞争优势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微观层面:制度红利全民共享,发展成果惠及民生 海南封关运作的根本落脚点,在于让制度创新的成果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转化为惠及每一位国民的切实福祉。 首先,战略环境的优化为全民筑牢发展根基。通过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与实践,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韧性与稳定性得到增强。这一宏观环境的改善,直接传导至经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为全国人民营造出更可预期的就业前景、更稳定的收入增长与更安定的生活环境。无论企业或个人,都能在一个规则清晰、政策稳定的环境下谋划长远,共享国家整体升级带来的确定性红利。 其次,治理效能的提升让制度优势转化为民生实效。封关运作是对政策执行与跨部门协同能力的全方位淬炼。由此积累的治理经验,将不仅服务于经济发展,更可复制、推广至教育、医疗、社保、公共服务等更广泛的民生领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将切身感受到,一个更高效、更透明、更高回应性的治理体系所带来的办事便利、服务优化与权益保障。 最后,制度创新的成果具有全民共享的内在属性。海南作为“试验田”,其成功探索的核心价值在于可复制、可推广。经过实践检验的先进制度与管理模式,将逐步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使改革红利突破地域限制,让每一位国民都能享有更优质的发展机会、更健全的社会保障网络与更公平的制度环境。这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宗旨。 综上所述,海南封关运作绝非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政策试点,而是一项通过底层制度创新与系统能力提升,最终服务于国家长远发展与全民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它深刻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致力于将宏大的国家叙事,转化为亿万人民可感、可知、可享的美好生活。 四、结语 海南封关,落子于制度型开放的纵横棋局,更牵动国家战略与民生福祉的全局。这步棋,是历史性跨越,更是洞见未来机遇的锁钥。作为一名海南学者,我愿倾我所有,汇入这奔腾的时代洪流,以涓滴之力,协筑新未来。
2025-12-15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NSS),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一份核心战略文件。新战略在外交、安全、经济与供应链政策等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其中“中国”被提及21次,“台湾”被提及8次。 一、新版NSS的总体架构:现实主义回归+国力优先 新版NSS核心理念是:实力为本、利益优先,同时兼顾安全和国力的整体布局。主要特征包括: 1.“核心国家利益+国力基础”重构:战略强调美国必须恢复其产业基础、供应链自主、关键技术领先与军事优势。经济安全、技术优势、工业复兴被提升为国家安全基础。 2.“灵活现实主义”(Flexible realism):与过去强调价值输出、民主推广不同,本次报告放弃了广泛输出民主与人权制度的目标。文件明确表示,美国将“寻求与各国建立良好的和平商业关系,而不强加不同社会制度或传统”。 3.战略重心转移与安全威胁重新排序:报告对欧洲、传统多边机制的关注大为减少,对西半球、拉美的关注上升,同时把印太地区、供应链安全、技术竞争、地缘对抗等列为核心领域。 二、对华(含台湾)政策:从结构性竞争到多维战略配置 报告中,“中国”与“台湾”出现频次高(分别为21次、8次),足见其在2025版NSS中的重要性。与以往相比,新版安全战略有以下主要变化: 1.将中国定义为“结构性对手/全面战略竞争者” 报告指出,美国过去对华的“市场开放+规则基础秩序”假设失败。它明确批评:过去三十多年对华接触政策“让对华经济依赖加深,却未能让中国融入由美国主导的规则秩序”,反而让中国“更富、更强”。报告将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长期利益与全球秩序的系统性挑战。 在战略优先级排序中,中国被放在与军事威胁、供应链安全、技术竞争同一等级,意味着美国对华竞争已发展为涵盖地缘政治、军事、经济、产业、技术、全球供应链的系统对抗。 这种定位比过去更多依靠意识形态、价值观定义对手的方式更现实、也更“结构性”——中国不再仅仅因为制度不同被视为“价值敌手”,而是因为其实力、产业扩散能力、供应链影响力与国际影响力。 (二)“价值对立”色彩大幅弱化 ,“利益+现实”成为主调 报告整体放弃了“民主、人权、自由价值传播”这一行为动机。新版NSS明确表示,不会对不同社会制度进行制度输出与价值强加。 智库评论认为,这份战略显示,美国外交政策将以国家实力和繁荣为优先,而非价值观念。换言之,“民主议程已告一段落”。 (三)对台湾议题的前置与综合战略耦合 台湾在新战略中被提及8次,且不再作为单独“民主倡导”标的,而是与军事威慑、供应链安全、半导体产业、印太地缘战略连为一体。具体体现: 报告明确称“防止台海冲突,最好通过保持压倒性军事优势”。这是官方首次将“遏制台海冲突”明确列入国家战略优先事项。 与台湾相关的不仅是安全与防务,还包括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性。报告强调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关键地位,认为这关系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技术与产业安全。 报告同时重申,美国不支持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这延续了过去的声明性政策。但与过去主要聚焦“外交声明”不同,今次更强调军事威慑与防务合作。 总体来看,台湾议题已被整合进美国更大的战略结构:不仅是安全问题,更是供应链、科技与地缘布局中的关键节点。...
2025-12-07在国际上,记者证并非普遍由政府颁发,大多数国家依靠媒体机构或行业组织确认记者身份,只有少数国家实行行政许可制度。 文/陈卓然 在中国,记者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颁发,是新闻从业的法定凭证。持证记者必须隶属于已注册的新闻机构,并通过年度审核。没有这一证件,记者身份在法律上难以成立,采访也可能缺乏合法性。因此,不少中国读者容易产生一种印象:记者证理所当然应由政府颁发。 然而在国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绝大对数国家,记者证由媒体机构或行业协会颁发,而非政府。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媒体内部工作证(Press ID),由新闻机构自行制作,作为雇佣和身份的证明;另一种是行业组织记者证(Press Card),由记者协会或多家媒体组成的联合机构管理,在新闻行业内广泛认可。以英国为例,UK Press Card Authority 集合了多家媒体与行业协会,统一发放标准化记者证;法国的 Carte de...
2025-08-08文/毕研韬 在中美关系的长期互动中,双方对彼此都存在结构性误解。其中最根深蒂固、影响最深远的,乃是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偏差:中国误以为美国的行为可以用理性逻辑与秩序思维来解释和预测。这一误解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的认知结构差异。 一、理性秩序的中国认知结构 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思维,深受“天下—秩序—和合”传统的塑形。儒家政治哲学强调理性治理与秩序维系,国家在认知上倾向于相信: 事实可以自证正当,制度可以赢得尊重,绩效可以换来理解。 这种思维结构形成了中国的“事实逻辑”(logic of facts)与“治理逻辑”(logic of governance)。按照这种逻辑,国际交往的基础应是理性沟通、规则共识与互利合作。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对话时往往以政策绩效、发展成果与规则契合为主要论据,期待理性能战胜意识形态。 二、叙事政治的美国认知结构 然而,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清教徒传统与启蒙叙事影响,其认知核心不是“事实的正确性”,而是“叙事的正当性”。美国政治运作的底层逻辑是“叙事逻辑”(logic...
2025-10-11——A Strategic Combination of Third-Party Mediation and Direct Dialogue By CWB Commentary...
2025-04-16感谢热情的介绍。 首先,我要感谢马克龙总统举办此次活动,当然还要感谢昨晚美味的晚餐。晚餐时,马克龙总统看着我问我是否愿意发言,我说,总统先生,我来这里是为了享受美好的陪伴和免费的葡萄酒,但今天我必须通过自己的表现来赢得这些。 当然,我还要感谢莫迪总理的到来以及他对此次峰会的共同主办,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的参与。 我今天早上来这里,不是要谈论人工智能的安全性,这是几年前会议的主题。我来这里是要谈论人工智能的机遇。 当像这样的会议召集起来讨论一项前沿技术时,我认为我们的反应往往是过于谨慎、过于规避风险。但我还从未遇到过一项技术突破,如此明确地要求我们做出截然相反的反应。 我们的政府——特朗普政府——相信,人工智能将在经济创新、就业创造、国家安全、医疗保健、言论自由等方面产生无数革命性的应用。现在限制其发展,不仅会让该领域的现有企业不公平地受益,还会使我们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有前途的技术之一陷入瘫痪。 考虑到这一点,我今天想主要讲四点。 第一,本届政府将确保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继续成为全球的金标准,并确保我们成为其他国家——当然还有企业——在扩大自身人工智能使用时的首选合作伙伴。 第二,我们认为,对人工智能行业的过度监管可能会扼杀一个正在起飞的变革性行业,我们将不遗余力地鼓励促进人工智能增长的政策。我希望这种放松监管的风味能够渗透到本次会议的许多讨论中。 第三,我们坚信,人工智能必须免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美国的人工智能不会被强行变成专制审查的工具。 最后,第四点,特朗普政府将为人工智能保持一条有利于劳动者的增长道路,使其成为在美国创造就业的有力工具。 我很赞同莫迪总理的观点。我真的相信,人工智能将促进人们提高生产力,它不会取代人类。它永远不会取代人类。我认为,人工智能行业的许多领导者在谈论对取代劳动者的恐惧时,真的错过了重点。我们相信,人工智能将使我们更加高效、更加繁荣、更加自由。...
2025-02-21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2025-07-22政府是市场秩序的唯一责任人。 文/石敢当 中国网络营销领域的“坑”,从来不是偶发的行业乱象,而是根深蒂固的系统性问题。多数评论停留在罗列“坑”的表现、泛谈治理方向,却未点透核心:网络营销的“坑”,本质是“利益至上”导向下,平台、商家、政府三方权责失衡,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必然结果。 一、网络营销的“坑”,核心是“欺骗式收割”的利益闭环 当下网络营销的各类“坑”,看似五花八门,实则围绕“流量变现”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闭环,所有套路的核心都是“欺骗式收割”,而非单纯的“营销不当”,这也是其屡禁不止的关键所在。 其一,信息失真不是“过度包装”,而是“刻意造假”。直播带货中“假测评”“假销量”“假功效”,短视频里“剧本式对比”“剪辑式证明”,本质上是商家与内容创作者合谋的欺骗行为——不是为了展示产品价值,而是为了通过虚假信息,诱导消费者冲动下单。这种行为早已超越“营销夸张”的范畴,涉嫌虚假宣传,却因隐蔽性强、取证困难,成为行业常态。 其二,价格不透明不是“规则复杂”,而是“刻意设局”。“先涨后降”“满减叠加”“隐性消费”等套路,核心目的不是让利消费者,而是通过混淆价格认知,制造“捡便宜”的假象,本质是利用信息差进行价格欺诈。更关键的是,这种设局往往得到平台默许,甚至平台会主动配合设置“限时”“限量”等机制,倒逼消费者仓促决策,共同分食利益蛋糕。 其三,售后断裂不是“责任模糊”,而是“刻意推诿”。交易完成后,平台以“只是中介”为由撇清责任,商家以“已发货”为由拒绝售后,服务方以“与己无关”为由逃避义务,本质上是三方提前达成的“责任豁免”默契——只追求前端转化,不承担后端责任,将维权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形成“收割即脱身”的闭环。 至于流量驱动的情绪化营销,不过是这套闭环的“工具”——用情绪替代理性,用噱头替代事实,本质是为了降低欺骗门槛,让消费者在失去判断能力的情况下,进入预设的“坑”中。 二、关键症结:三方权责失衡,约束机制形同虚设 网络营销“坑”的泛滥,核心症结不在于个体商家的道德缺失,而在于平台、商家、监管三方的权责严重失衡,且缺乏能够有效制约各方的机制,导致“欺骗式收割”的成本极低、收益极高。 核心症结一:平台的“双重角色”冲突,沦为“坑”的推手。平台既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更是流量变现的受益者,这种双重角色的冲突,让其必然偏向自身利益。一方面,平台通过算法将高刺激、高转化的“坑式营销”内容推给用户,获取高额广告收入和佣金;另一方面,对商家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如虚假销量统计、流量投放)。平台的纵容,是“坑”持续存在的关键推手——没有平台的默许,多数“坑式营销”根本无法触达海量用户。...
2026-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