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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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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

谁在定义“中国威胁”?澳大利亚情报机构的关键角色

在澳大利亚,“中国威胁”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常见的政治和安全概念。间谍活动、外国干预、网络攻击、技术泄密、政治影响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等不同问题,经常被放在中澳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讨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3日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长期负责调查间谍和外国干预活动,并公开提醒政府、企业和高校防范外国情报机构获取敏感信息。ASIO目前甚至将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列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 问题是:这些具体的安全风险,是如何逐渐演变成“中国威胁”这一整体性认知的?在这个过程中,情报机构发挥了什么作用? 一、情报机构看到的中国,与其他人看到的中国不同 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是贸易伙伴、投资来源、竞争对手和安全风险来源。外交官可能首先看到中澳关系中的合作空间,经济学家看到贸易和投资,大学看到科研交流,企业看到市场机会,而情报人员首先关注的则是间谍、外国干预、技术窃取和国家安全风险。 这并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职业分工造成的观察差异。 情报机构的职责决定了它必须寻找别人没有发现的风险。ASIO公开资料也明确强调,其使命是保护澳大利亚免受安全威胁,并持续开展反间谍和反外国干预工作。 因此,当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象之一以后,中国自然会成为情报机构高度关注的对象。 但这里需要保持一个重要区分:发现“中国存在某些安全行为”,与判断“中国构成整体性安全威胁”,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前者是具体情报问题,后者已经进入国家战略判断。 二、从“中国风险”到“中国威胁”,中间发生了什么? 假设情报机构发现了一起中国间谍活动。 第一步,是确认事件本身。 第二步,是判断这一事件与中国政府、中国情报机构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 第三步,则可能进一步判断:这是否代表一种更广泛的行为模式? 到了这里,问题就开始发生变化。一个具体事件可能被纳入“外国干预”框架;多个事件又可能被纳入“中国安全挑战”框架。 当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问题都被放到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解释时,最终就可能形成一种更加概括性的判断:中国正在对澳大利亚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这个过程并不一定存在人为操纵,也不意味着情报机构故意夸大中国威胁,但它值得被研究。因为从具体情报到宏观国家认知,中间经历了一个概念扩大、议题整合和意义赋予的过程,而情报机构掌握着这个过程中的重要“第一手材料”。 三、情报机构有特殊权力,也面临特殊的制度压力 情报机构拥有特殊的信息渠道、调查权限、技术资源以及大量公众无法获得的信息。正因为如此,它们的判断天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个很少被讨论的制度性问题:情报机构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情报机构的核心成绩之一,就是发现风险、预警威胁、阻止事件发生。风险发现得越多、越重要,机构的必要性似乎就越容易得到证明。 这当然不能推导出“情报机构故意制造威胁”,但是,一个合理的问题是:一个主要负责发现威胁的机构,会不会逐渐形成一种以风险为中心的职业观察方式?...

文章推介

欧洲

德国重启民防体系,安全逻辑扩张带来深层影响

长期以来,欧洲社会默认“和平”是常态,而如今,德国的新民防计划显示,这种认知正在发生变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3日发布 一、从“后冷战和平”到“长期危机时代” 在俄乌战争持续背景下,德国近期启动新一轮民防体系建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德国政府不仅计划升级避难设施、强化医疗系统与公共预警机制,还开始推动“社会韧性”建设,将网络安全、能源安全、基础设施保护与信息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表面上看,这是一项针对战争风险的现实应对措施,但从更深层看,它所反映的,可能是整个欧洲安全认知结构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因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未必只是德国增加了多少避难设施,而是欧洲社会正在逐渐改变对“和平”“风险”与“安全”的基本理解。 冷战结束后,欧洲长期形成了一种重要心理预设:大规模战争已经远离欧洲本土。这一时期,德国尤其具有代表性。作为二战后最强调和平主义与经济合作的欧洲国家之一,德国长期将“经济互依赖”视为安全基础,并倾向于以贸易、制度与合作机制降低冲突风险。 俄乌战争改变了这一认知结构。 战争不仅重新回到欧洲地缘政治中心,也让欧洲意识到,现代国家面临的风险已经远远超出传统军事范畴。能源中断、网络攻击、供应链危机、海底电缆破坏、信息操纵、AI深度伪造、舆论干预……,这些过去更多存在于战略研究中的概念,开始逐渐进入现实治理体系。 德国此次民防升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其核心逻辑,不再只是“防御战争”,而是“应对长期不稳定”。换句话说,欧洲正在从“和平秩序思维”转向“风险治理思维”。 二、“混合威胁”正在改变国家安全边界 德国当前特别强调“混合威胁”。这一概念近年来在北约与欧洲安全体系中迅速上升。...

传播学

外媒关注:AI正在重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

AI正在从教学工具进入新闻传播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中国传媒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探索,正在成为这一变化的两个观察窗口。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9日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传统边界。近两年,路透社、法国《世界报》和Rest of World等国际媒体相继报道中国高校的AI教育改革。其中,位于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尤为值得关注:前者已经开始通过专业调整回应AI带来的传媒业变化,后者则将AI逐步引入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两所大学的探索,显示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中国传媒大学:AI进入专业设置 2026年6月,法国《世界报》报道中国高校正在因AI而重新调整课程和专业,将中国传媒大学作为重点案例。 报道指出,中国传媒大学是中国重要的传媒与艺术类高校。2025年,该校取消摄影、漫画、新媒体艺术、视觉传达设计和服装设计等五个专业,同时关闭部分经管、理工和人文学科专业,并增加与智能技术相关的培养方向。报道将这一调整放在中国高校整体回应AI和未来就业市场变化的背景下。 Rest of World进一步报道了中国高校减少传统人文和语言专业、增加AI相关专业的现象,也把中国传媒大学作为典型案例。报道特别提到,该校新增“智能影像艺术”等AI融合专业;与此同时,原有的斯瓦希里语翻译课程也进行了重新设计,教学目标从单纯训练翻译能力转向培养学生使用、管理和评价AI翻译工具的能力。...

亚洲

达赖喇嘛转世安排或将明朗,叙事战争将升级

文/陈涛(丹增嘉央) 再过几天,位于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将庆祝达赖喇嘛90岁生日(7月6日)。 6月18日,“西藏流亡政府”宣布,7月2日至4日,藏传佛教各个传承重要上师将举行大会,而在会议第一天,达赖喇嘛将发表讲话,很有可能谈及其转世安排。 达赖喇嘛已公开宣布,“达赖喇嘛办公室”将负责认定他的继任者。笔者十几年前就知道“达赖喇嘛办公室”负有这项重要使命,并曾与该办公室负责人有过两次面对面深入交流。 随着年龄增长,达赖喇嘛转世议题必将引发进一步关注。如果“西藏问题”不能得以解决,未来大概率会出现两个“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目前,北京和达萨想必都在为这种局面做准备。届时,围绕继承人合法性的叙事博弈必将激化,但这场特殊的战争将持续多少年?最终结局又将如何?双方都不应想当然。

亚洲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

文/唐摩崖 在资源和环境近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譬如朝鲜(North Korea)和韩国(South Korea)?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或文化传统,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 制度是国家命运的根源 三位学者在代表作《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亚洲

Why Do Most Chinese People Have No Religious Belief?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y China ha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亚洲

别相信大学排名,中国高校都是“纸老虎”

当排名成为唯一刻度,大学就只剩下“纸老虎”的影子。 文/林叙衡 一、争议的起点:排名真的等于实力吗? 近期,一家美国主流媒体发表评论文章,提出一个颇具冲击力的判断:中国高校在全球排名中的快速上升,并不必然等于真实的学术实力提升。标题虽尖锐,但其核心问题其实并不新鲜——大学排名是否能够真实反映一所大学的综合能力? 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多所高校在国际榜单中名次显著提升。这一现象主要得益于科研论文数量、引用率、国际合作比例和科研投入规模的大幅增长。在高度量化的评价体系中,这些指标可以迅速推动排名上升。 但评论者认为,排名指标本身存在结构偏向。它们更容易衡量数量,而难以评估原创思想、学术传统、制度弹性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成熟度。由此形成一种可能的错位:数据上升,未必等于思想突破。 二、数量增长与原创能力的区分 当前国际排名体系普遍依赖可量化指标。例如论文产出、被引频次、国际合作网络和科研经费规模。这些指标的确反映科研活跃度,却无法直接衡量理论原创性和思想引领能力。 评论文章的核心担忧在于:如果高校围绕这些指标进行资源配置,可能形成“数量驱动型发展模式”。短期内排名上升,但长期创新生态是否同步成熟,则存在不确定性。 必须指出,中国高校在科研基础设施、人才引进和资金投入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不在于进步是否真实,而在于排名是否足以代表全部实力。排名提供的是一个维度,而非全景图。 三、排名机制的结构漏洞 进一步看,大学排名本身具有显著差异。不同榜单权重不同,有的强调论文引用,有的强调声誉调查,有的强调国际化比例。这意味着高校可以根据自身优势选择更有利的评价体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