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2025-02-25Updated: May 9, 2026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s an independent communication...
2026-05-09一套新的规则正在成形,中国企业正逐步被挡在欧洲关键技术与工程项目之外。 文/毕研韬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欧盟对外经济与科技合作总体保持开放姿态,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广泛参与欧洲市场与科研网络。然而,近两年欧盟在科研、产业与基础设施等多个层面持续调整规则,对中国的参与空间进行结构性收紧。这一变化并非单一政策所致,而是通过不同制度工具叠加形成的一种系统性趋势。 三项关键机制:科研、产业与工程的制度收紧 当前欧盟针对关键领域的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欧盟旗舰科研计划“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该计划覆盖2021年至2027年,总预算约955亿欧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科研资助体系之一,涉及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与创新转化等多个环节。 其次,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工业加速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IAA)。该法案主要面向新能源、电池、储能、电网设备等战略性产业,目标是提升欧洲本土制造能力,减少对外依赖。 第三,是围绕关键基础设施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安全与监管机制,涵盖5G通信网络、电力系统、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关键数据系统。这一部分并非单一立法,而是通过外资审查、供应链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政策等多项措施共同构成。 这三类机制分别对应科研合作、产业发展与工程实施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当前欧盟对外经济技术政策调整的基本框架,都深度影响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发展空间。...
2026-04-14世界影响力不等于国际曝光度,也不等于短期的政策吸引力。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12月2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口出席“海南自贸港世界影响力”专题研讨会,并作题为《世界影响力:迷思与真相》的专题发言,系统解构当前围绕自贸港“世界影响力”的若干认知误区。 毕研韬指出,现实讨论中常将世界影响力简单等同于国际曝光度、短期资本流入或政策优惠所带来的阶段性吸引力,但这些指标更多反映的是“可见度”或“即时效应”,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影响力。他强调,世界影响力的核心在于是否对国际规则的生成与运作方式、全球经济秩序的制度接口以及地缘政治参与路径产生结构性影响。 围绕这一判断,毕研韬从制度实验的可被引用性、规则冲突的技术性协调能力,以及在去全球化和阵营化背景下构建“非对抗型经济节点”的可能性等方面,分析了海南自贸港影响力形成的现实机制。他认为,自贸港未必直接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但有可能通过制度实践,改变地缘政治进入经济空间的方式。 在发言最后,毕研韬结合信息茧房、算法放大效应与认知偏差等问题指出,若缺乏必要的认知素养,信息数量的增加未必带来理解的深化。厘清“世界影响力”的真实内涵,是评估海南自贸港长期价值与发展路径的重要前提。 研讨会由海南博睿智库研究院、天津大学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中心、海南省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海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并得到新华社海南分社、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等媒体的支持。
2025-12-28To: Dr. Ngozi Okonjo-IwealaDirector-General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Rue de Lausanne 154CH-1211 Geneva 2Switzerland...
2025-05-07答案:不会。若完全置身于当下中国的位置,那么西方对俄政策将以合作与调停为主,而非全面打压。 文/ChatGPT + 毕研韬 一、逻辑前提:角色彻底互换的含义 所谓“角色互换”,并非仅是地理位置调换,而是整体战略身份与价值框架的置换: 换言之,若西方成为今天的“中国”,它们就必须以中国的逻辑来处理俄乌冲突。 二、价值观与战略目标的改变 三、政策选择的合理路径 在角色彻底互换后,“西方=中国”的政策路径应当是: 四、结果推演 由此可见,如果西方真的处于中国的位置:...
2025-08-18一笔被叫停的并购,折射出AI时代技术流动从市场逻辑转向安全逻辑。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8日更新 在全球科技竞争持续加剧背景下,中国政府叫停美国Meta收购Manus案的意义,已明显超出一般商业交易范畴,成为具有制度信号意义的关键事件。这一案例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一笔并购的成败,而在于它集中呈现出一组正在成型的结构性变化:能力安全、要素流动受控、资本逻辑转向、技术体系分区化。换言之,AI时代的安全边界正在被重新界定。 一、并购案概况:从企业收购到能力迁移 从形式上看,Manus并购案属于跨境科技收购,但从结构上分析,其本质更接近“能力获取型交易”。Manus虽已在法律上完成境外注册,但其技术路径、研发团队与数据体系仍主要源自中国。收购方Meta Platforms近年来持续强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其并购动机显然不局限于资产整合,而是指向更核心的能力获取。 具体而言,该交易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算法能力,即模型训练与迭代的技术积累;二是工程体系,即支撑模型落地与优化的系统能力;三是人才结构,即具备协同开发能力的研发团队。因此,这一并购的实质,是“认知生产能力”的整体转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资产交易。 二、中国政府的做法:从交易监管到能力管控 中国政府通过安全审查机制对该交易做出禁止性决定,其关键意义在于监管逻辑的转变。 首先,审查重心由形式转向实质。传统监管主要关注企业注册地与股权结构,而此次更强调技术来源、团队构成与能力归属。这意味着监管框架正在由“形式审查”转向“实质审查”。 其次,监管对象由交易行为扩展至要素流动。过去的核心问题是并购是否合规,而现在更关键的是技术、数据与人才等关键要素是否发生跨境迁移。监管逻辑由此转向对能力外流的系统性控制。...
2026-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