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规律
国际传播：中国亟待跳出一个“陷阱”
中国应避免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做大会发言，题目是：“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 当时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但常被忽视的传播规律：任何传播目标，都必须通过符合传播规律的方法才能实现。政治目标可以决定传播方向，但不能替代传播规律。 13年过去了，这一判断依然适用于中国国际传播。 今天，中国比过去更加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然而，如果国际传播仍然主要沿用传统对外宣传逻辑，将国际传播理解为单向度的信息输出，将叙事竞争理解为舆论斗争，那么传播资源的增加是否一定能够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答案并不确定。 中国国际传播亟待跳出一个“陷阱”：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一、政治正确：国际传播不可回避的价值基础 国际传播不可能脱离政治。任何国家开展国际传播，都具有自身的战略目标、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美国传播民主价值，欧洲传播规则理念，中国传播自身发展经验和文化理念，本质上都包含政治和价值因素。 因此，政治正确具有必要性。它回答的是：为什么传播？传播什么？ 一个国家需要表达什么，需要维护什么，需要向世界介绍什么，这属于政治层面的判断。 问题在于：政治正确并不会自动产生预期的传播效果。 一个观点即使符合传播主体自身逻辑，也未必能够被外部受众理解、接受。有时甚至相反。 因为国际传播面对的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对象，而是具有不同历史经验、文化背景和认知框架的社会。 二、技术正确：政治目标实现的传播条件 所谓技术正确，指的是符合传播规律。它关注的是：如何传播？如何让传播产生预期的效果？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发送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意义建构过程。传播者发出的信息，需要经过文化环境、媒体渠道、受众经验、价值框架，最终才能形成传播效果。 因此，国际传播必须研究：谁是受众？受众如何理解？为什么接受或者拒绝？什么样的表达能够降低误解？什么样的叙事能够建立信任？ 如果忽视这些问题，只强调“我们讲了什么”，而不关注“别人如何理解”，那么传播就可能陷入自我循环。 三、哈贝马斯：有效沟通需要共同基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普遍语用学原理”，为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启示。...
文章推介
当宇航员从太空回来：一种叫“总观效应”的认知觉醒
文/毕研韬 一、从“俯瞰”到“觉醒” 当宇航员第一次从太空中回望地球时，他们看到的不是疆域、城市或文明，而是一颗悬浮于黑暗宇宙中的蓝色星球——脆弱、孤独、完整。 这一瞬间，他们的世界观被彻底改变。 这种突然而深刻的心理与认知转变，被称作“总观效应（Overview Effect）”。这一术语由美国思想家Frank White于1987年提出，用以描述宇航员在太空中目睹地球全貌时所经历的意识觉醒与世界观重构。 与其说这是一种视觉经验，不如说是一场认知革命：人类第一次从“外部”看见自己。 二、视角的突变：从地表到宇宙 在地球上，我们的认知被局部经验、民族叙事和社会角色所包裹。 当宇航员进入太空，这种“地表视角”被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域视角（holistic vision）：...
Trump’s Tariff War: What Has It Revealed?
By Bi Yantao I. The Real Purpose of Trump’s Tariff War Trump...
关于降低海南自贸港国际互联网接入成本的建议
建议人：毕研韬 摘要：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国际互联网接入成为国际舆论与市场观察的焦点之一。国际互联网接入的可及性、成本水平与制度稳定性，已被视为检验海南营商环境甚至制度开放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鉴于此，建议海南采纳“信息高速公路”理念，把国际互联网接入视为建设“海南信息高速公路”的关键举措、优化海南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为此，建议海南采取更加大胆的普惠性措施。 一、国际互联网接入是海南自贸港的“关键变量”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互联网接入已不再是单纯的通信技术问题，而是深度嵌入跨境贸易、数字服务、科技创新、人文交流与国际协作的基础性制度条件。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大力推动建设高速、广泛的数字网络，使信息可以像高速公路上的车辆一样快速流通，从而推动经济、教育、政府和社会服务的发展。 对于以“高水平开放”为目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信息跨境流动的效率与成本直接决定其在全球要素配置体系中的位置。封关运作后，国际社会与市场主体对海南自贸港的关注焦点，已从“是否封关”转向“是否真正便利”。在这一语境下，国际互联网接入的价格、可获得性与制度透明度（可信赖性），已成为外界衡量海南自贸港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制度探索已启动，但存在诸多问题 海南已通过海南国际数据综合服务中心（HIDCSC）等机构，为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提供有限度的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包括移动端Global Connect等方案。相关政策标志着重要的制度突破，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但从执行层面看，目前存在较多问题。 2025年12月18日《德国之声》就海南封关发表文章称，据包括台湾《风传媒》在内的媒体报道，“虽然海南已为岛内企业开放了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但部分初创企业反映，目前仍存在‘费用高昂、流程复杂、访问受限’等问题，实际体验尚待优化”。[1]2025年12月30日，印度ChiniMandi（一家面向全球甘蔗糖行业的新闻与信息平台）发表专门文章报道海南国际互联网举措。文章指，海南的“互联网审查依然存在”“尚未实现不受限制的互联网接入”。该文称，“分析人士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依然缺位”。[2]《亚洲技术快讯》同样认为，海南的互联网接入仍然高度受控，难以被视为中国互联网治理逻辑的根本性改变。[3] 具言之，海南的国际互联网接入存在如下问题： （一）接入对象具有明显选择性。目前政策主要面向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国际观察者称之为“白名单制”)，而外国游客、到海南出差的国际公司员工、外国自由职业者、科研与内容创作者尚未被纳入。 （二）审批周期较长。据香港《南华早报》[4]报道，海南的这项业务审批可能长达5个月，这在跨境数字业务中意味着显著的不确定性成本。...
把jury译为“陪审团”，会导致三重误解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在中国，提起“陪审团”（jury），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一群公民坐在法庭里，静静地听法官审案，像“陪衬”一样“参与”审判。事实上，把Jury译为“陪审团”，隐藏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误解：在英美法庭上，jury 并不是陪伴法官的角色，而是独立判断事实的核心力量。 一、陪审团不是陪衬，而是“审”的主体 中文“陪审团”里的“陪”，让人自然而然地以为它只是“陪同法官审理”。实际上，在美国和英国的刑事司法中，陪审团拥有独立权力： 换句话说，陪审团的角色不是“陪”，而是直接参与裁决的“审”。 二、陪审团体现公民权力与制衡意义 英美法庭的陪审团制度不仅是法律程序，更是一种公民权力的体现： 中文译为“陪审团”弱化了这种制度功能，让人觉得公民只是“参与”而非“主导”，从而低估陪审团对司法独立的保护作用。 三、裁决权边界被模糊 在英美法中，法官决定法律问题，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而中文的“陪审团”容易让人误解：裁决是法官和陪审团协作的结果，或陪审团只是辅助工具。实际上，陪审团的裁决权属于独立公民，不受法官否决。这是刑事审判中最核心的权力边界，也是制度设计防止滥权的关键。 四、陪审团承载的制度哲学...
中国高校”科研孤儿”：令人敬重的知识守夜人
文/罗教澜 近几年，中国高校的“科研孤儿”现象引发关注，这个群体的存在既令人心痛，又让人欣慰。 一、“科研孤儿”的定义 “科研孤儿”指未担任行政职务、缺乏团队支持的高校独立研究者，其学术活动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与个体化特征。根据《中国科研工作者生态调查报告（2023）》，该群体约占高校科研人员的31.6%。① 二、核心特征 2.资源约束性：独立研究者年均科研经费（12.7万元）仅为团队主导型学者的43%。换言之，有自己团队的学者获得的科研资金是独立研究者的2.3倍。③ 3.评价困境：在职称评审中，72%的独立研究者因“成果持续性不足”被质疑，而团队学者可通过分工快速积累成果。④ 三、对制度性困境的实证分析 1.资源分配失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据显示（2020-2024），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备使用审批中，独立研究者申请通过率不足28%。⑤独立研究者重大课题中标率（12.4%）仅为行政兼职学者的36.3%。③ 2.学术社交资本缺失 根据《高校科研合作网络研究（2022）》，具有师承关系的项目评审通过率提升41%。⑥...
AI的过度防御：当算法学会“政治正确”
文/毕研韬 一次看似平常的对话，揭示了人工智能的深层困境。 我 问DeepSeek：“台湾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发展？”原本意在探讨政治议题与国家发展的互动关系，却触发了DeepSeek的“自动防御机制”。 DeepSeek立即进入立场宣示模式，反复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断言“问题前提不妥”。当我指出它“太敏感”时，它的语气变得更为严肃，完全终止了对问题逻辑的讨论。 这并非情绪化反应，而是算法机制使然。语言模型在训练过程中被植入了“安全优先”原则：一旦检测到敏感词汇，系统便会跳过语义解析和意图判断，直接调用预设模板，以确保“绝对安全”。表面上它似乎在坚持原则；实际上它只是放弃了理解。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种现象属于典型的防御性传播（defensive communication）：当系统感知到潜在风险，它会强化立场、降低语义复杂度、阻断互动，以避免“越界”。结果学术问题被误判为政治挑战，理性探讨被替换为政治宣言。 这不仅是DeepSeek 的特例。几乎所有大型语言模型——无论是中国的 DeepSeek，还是美国的 ChatGPT、Gemini——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种“过度防御”，只是防御的对象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