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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教授为海口市涉外干部讲解国际传播

文/唐摩崖  2026年5月31日发布 2026年6月29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应邀为海口市涉外干部作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共海口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组织,旨在助力海口在更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破解国际传播难题、提升治理者的全球沟通能力,来自全市各涉外单位的约60名业务骨干参加了此次培训。 毕研韬教授以“新时代海口市国际传播体系建构与策略优化”为题,围绕传播学核心理论、国际传播体系建构、国际传播策略优化及危机管理等维度,为与会涉外干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讲解。 讲座伊始,毕教授从传播学基础理论切入,引入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学核心概念,包括“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文化翻译者”(cultural translator)和“跨界协调者”(boundary spanner)等。他指出,未来最重要的国际传播者,可能是跨文化的“认知协调者”(cognitive mediator),这类角色能够帮助人们摆脱自身文明框架的引力,在不同系统、组织、文化与社群之间实现沟通、调解与协调。 毕教授引用晚清幼童留美计划的历史案例说明,跨界沟通者在异质文化之间穿梭时会面临结构性困境——中介者往往不被任何一方完全信任,反而容易被两边质疑甚至攻击。这一生动案例引发了听众对国际传播复杂性的深刻思考。 在理论讲解的基础上,毕研韬教授进一步阐述了斯图亚特·赫尔“文本解读的三种倾向”理论——理想式样解读、商榷式解读与对抗式解读。他结合西方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各种立场分化,以及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同理解,向涉外干部说明:意义、事实和真相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国际传播中必须充分理解目标受众的语境和认知框架,才能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毕教授提出,要构建新时代国际传播体系,需要从十个层面协同推进,包括理念与理论体系、人才体系、媒介与平台体系、技术体系、制度与组织体系、内容生产体系、国际关系网络、认知安全体系、世界知识体系以及文明层能力。他强调,真正的国际传播力,最终取决于一个文明能否持续为世界提供意义、秩序、希望与价值支撑。 聚焦海南自贸港建设,毕研韬教授从地缘政治、制度逻辑与国际传播战略三个维度进行了深度剖析。他梳理了海南自贸港的战略定位,将国际传播定位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新质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毕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了“制度传播”这一概念——将国际传播从传统“政策外宣”模式提升为“制度性叙事”逻辑,不仅要讲清楚“我们做了什么”,更要讲明白“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以及“这套制度如何回应全球关切”。他指出,清晰的制度逻辑表达和全球适配力的建构,是海南在去全球化、阵营化背景下成为“非对抗型经济节点”的关键。 在策略优化层面,毕教授为海口涉外干部提出了具体的行动建议。他提出传播工作应从“被动”到“主动”再到“超主动”转型升级,构建复合式KPI体系,将对国际规则及其运行方式的边际改变纳入国际传播效果评估范畴。他强调,传播不是附属工程,而是战略前置,应追求“认知资产”的长期积累,舆论治理的底层逻辑不是“防火”,而是“植树”——优化公共信任、知识系统、媒介素养与理性讨论空间。 毕教授特别指出,用人即传播,人才鉴别是当今官员的一项基本政治素养。 他建议政府“赋权专业人才”,构建“官员+专家+意见领袖”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 在讲座最后,毕研韬教授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中人类安全与发展相互关联的观点,就海南自贸港面临的潜在风险进行剖析。他提出,“过度防范是最大危机之一”,并以“乌罗波洛斯效应”(Ouroboros Effect)警示——系统在自我防御或维稳过程中,可能因过于封闭与过度反应而引发反噬。这一分析为与会者提供了深刻的反思视角。 在场参训干部对讲座反响热烈,表示讲座内容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价值,为海口市涉外干部在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讲好海口故事提供了系统性框架和行动路径。

Blog传播学

毕研韬教授解读:算法秩序如何重塑全球治理逻辑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章推介

传播学

Why the U.S. Misreads China: The On-the-Ground Deficit

When observers are absent from China’s lived reality, more information may lead...

传播学

联合国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携手重塑全球信息生态

文/唐摩崖  图/毕研韬 2025年9月6日,“2025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在中国昆明举办。联合国主管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在开幕式视频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虚假信息泛滥和有害内容传播等挑战。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防止虚假信息牟利,避免有害内容被过度放大,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跨文化交流。 弗莱明强调,信息传播的健康与平衡事关人类共同的未来。她表示,应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保持对虚假新闻的警惕,努力重塑全球信息生态的平衡,把诚信与责任融入网络公共领域,从而为建设开放、健康、可持续的传播环境提供保障。 《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教授出席了论坛开幕式,现场聆听了11位贵宾的精彩致辞。

亚洲

中国的大学就是“草台班子”

文/林昭远 在中国,高校的学术声誉早已不再依赖真正的学问积淀,而是倚仗权力运作与宣传造势。学术自由被层层考核替代,治校理念被官僚逻辑吞噬,整个高校体系俨然一台庞大的“草台班子”:表面热闹非凡,实质腐朽空洞,充斥着不懂装懂的领导和唯命是从的跟班。 校长的产生:学术失语,权力主导 中国高校校长的选拔,并非基于学术成就的自然积累,而是由上级任命。然而,上级往往缺乏对具体学科的专业判断,仅仅凭借 “观感”和 “可靠”做出决定。更令人忧虑的是,校长上任后迅速组建的行政班底,同样依据忠诚度和执行力而非专业能力与学术视野选人,导致治学权威严重缺失。 院长的困境:专业被轻视,管理沦为形式 在这样的体系下,学院院长多数不是学术权威,而是行政服从的代表。有的院长对主管的学科知之甚少,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却依然高高在上地管理学院、评判教师。缺乏专业判断力的管理者无力构建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鉴别老师的专业水准,因而用人标准简单粗暴:只要听话就行。 强制考核:高校变身行政军营 高校管理的首要使命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因而把绩效考核、职称晋升和项目评定等学术机制纳入行政掌控。教师不再专注教书育人,而被迫陷入材料堆积、成果包装、项目竞争的无休止“内卷”中。课堂教学按部就班,课题评定充斥利益算计,学术生态急剧恶化。 “草台班子”的代价:浮躁蔓延与学术荒原 这套“外行管理内行”的治理结构,使高校丧失了学术判断力和长远发展目标。教师只顾应付评审,科研成果普遍注水,所谓“双一流”不过是一场排名幻觉。高校间争相“弯道超车”,结果却是整体沉沦。草台班子的闹剧是教育及学术的双重悲哀。...

亚洲欧洲

欧盟出手:中国企业正被挤出关键领域

一套新的规则正在成形,中国企业正逐步被挡在欧洲关键技术与工程项目之外。 文/毕研韬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欧盟对外经济与科技合作总体保持开放姿态,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广泛参与欧洲市场与科研网络。然而,近两年欧盟在科研、产业与基础设施等多个层面持续调整规则,对中国的参与空间进行结构性收紧。这一变化并非单一政策所致,而是通过不同制度工具叠加形成的一种系统性趋势。 三项关键机制:科研、产业与工程的制度收紧 当前欧盟针对关键领域的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欧盟旗舰科研计划“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该计划覆盖2021年至2027年,总预算约955亿欧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科研资助体系之一,涉及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与创新转化等多个环节。 其次,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工业加速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IAA)。该法案主要面向新能源、电池、储能、电网设备等战略性产业,目标是提升欧洲本土制造能力,减少对外依赖。 第三,是围绕关键基础设施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安全与监管机制,涵盖5G通信网络、电力系统、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关键数据系统。这一部分并非单一立法,而是通过外资审查、供应链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政策等多项措施共同构成。 这三类机制分别对应科研合作、产业发展与工程实施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当前欧盟对外经济技术政策调整的基本框架,都深度影响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发展空间。...

亚洲

台湾“地方创生”政策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展示了一个激活地方活力的政策样本。 文/毕研韬 一、“地方创生”概念的起源 “地方创生”是日本公共政策界率先提出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2014年,日本安倍晋三政府正式启动“地方创生战略”,设立“地方创生本部”统筹推进,将其列为国家核心政策议题。 这一政策的出台,与日本长期面临的人口与区域发展困局紧密相关。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口总量持续萎缩,人口分布呈现向东京都市圈高度集聚的显著特征。大量年轻人离开地方城市与乡村,奔赴东京等大都市就业、生活,直接导致地方出现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区功能弱化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推出“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即城镇、人口与就业再生)战略,核心目标是通过振兴地方特色产业、创造优质就业岗位、优化人居生活环境,引导人口在地方安心定居,从而缓解人口过度向大都市集中引发的发展失衡。从政策本质看,“地方创生”并非单纯的经济振兴计划,而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综合性区域发展战略。它强调地方政府、企业与社区主体的协同参与,致力于挖掘地方独特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强化社区治理效能,最终激活地方经济活力与文化生命力。 二、台湾“地方创生”政策的形成 日本提出的“地方创生”理念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区域发展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2018年,台湾地区当局正式提出“地方创生”政策,并将2019年确立为“地方创生元年”,标志着这一理念在台湾的落地实践进入新阶段。 长期以来,台湾地区的人口与产业高度集中于台北都会区,中南部及部分乡镇面临人口减少、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许多年轻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前往台北等大城市发展,致使部分地方社区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活力衰退等问题,区域发展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破解这一难题,台湾当局借鉴日本“地方创生”的核心经验,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制定了专项政策。该政策的核心目标主要涵盖三个维度:一是吸引青年群体返乡发展或在地方创业,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二是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激活地方经济内生动力;三是强化社区参与度,培育居民地方认同感,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生态。 三、台湾“地方创生”的实践路径 在具体落地过程中,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实践特色,其核心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Blog传播学

把jury译为“陪审团”,会导致三重误解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在中国,提起“陪审团”(jury),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一群公民坐在法庭里,静静地听法官审案,像“陪衬”一样“参与”审判。事实上,把Jury译为“陪审团”,隐藏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误解:在英美法庭上,jury 并不是陪伴法官的角色,而是独立判断事实的核心力量。 一、陪审团不是陪衬,而是“审”的主体 中文“陪审团”里的“陪”,让人自然而然地以为它只是“陪同法官审理”。实际上,在美国和英国的刑事司法中,陪审团拥有独立权力: 换句话说,陪审团的角色不是“陪”,而是直接参与裁决的“审”。 二、陪审团体现公民权力与制衡意义 英美法庭的陪审团制度不仅是法律程序,更是一种公民权力的体现: 中文译为“陪审团”弱化了这种制度功能,让人觉得公民只是“参与”而非“主导”,从而低估陪审团对司法独立的保护作用。 三、裁决权边界被模糊 在英美法中,法官决定法律问题,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而中文的“陪审团”容易让人误解:裁决是法官和陪审团协作的结果,或陪审团只是辅助工具。实际上,陪审团的裁决权属于独立公民,不受法官否决。这是刑事审判中最核心的权力边界,也是制度设计防止滥权的关键。 四、陪审团承载的制度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