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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将改变“对抗”中国外宣的方式

为更有效地对抗中国外宣,美国正试图改造传统国际广播体系,建造适应数字平台、锚定精准受众,并与外交协同的传播模式。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1日 特朗普已提名国务院公共外交副国务卿莎拉·罗杰斯(Sarah B. Rogers)出任“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首席执行官。 美国全球媒体署是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国际广播的独立机构。它下辖美国之音,并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机构提供资助,主要向海外受众,尤其是信息受限地区提供新闻与信息。 在7月30日的听证会上,罗杰斯明确指出,中国具有侵略性,正在扩大对外宣传,而对抗这一敌意性的宣传是她公共外交工作的核心。 从她目前的公开表态看,美国准备调整的,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一、从“拥有媒体”转向“进入信息环境” 传统国际传播依赖自有渠道:广播、电视、网站等。这种模式曾有较强覆盖力,但今天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已根本改变。人们更多接触短视频、社交媒体、播客、即时通讯群组和算法推荐内容,而非主动寻找某家国际广播机构。 竞争空间因此从媒体机构本身,扩展到整个信息环境。罗杰斯提出加强短视频、播客等形式,并强调受众研究和预测性人工智能,目的不只是增加几个栏目,而是把传播入口前移到受众日常使用的平台。未来竞争的关键,不再只是“美国之音有多少听众”,而是内容能否进入一个人每天刷手机、听播客、加入社群时面对的信息流。 二、从“面向公众”转向“寻找具体受众” 过去国际广播多面向一个国家或语言区域的广大公众。数字平台打破了这种大众传播逻辑。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年龄、职业、文化背景的人,往往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信息环境中。 罗杰斯特别提到“海外侨民社群聊天群”(diaspora group chats),这一点值得注意。 进入已有社会关系网络,与在电视上播放节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传播关系。前者需要精确了解目标群体是谁、关心什么、使用什么语言,以及他们为什么愿意接收信息。这也是她反复强调受众研究和效果测量的原因。 国际传播正从“我有什么内容可以传播”,转向“我要影响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哪里?他们通过什么方式获取信息?” 三、从“媒体传播”走向“外交与传播协同” 罗杰斯目前负责国务院公共外交,同时被提名领导USAGM。如果这一安排最终落地,她将同时处于美国公共外交和国际媒体体系的两个关键位置。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施认为,这有利于政府在行动与信息之间形成更强协调。 过去,公共外交与USAGM虽有目标交集,但运行逻辑相对独立。现在,美国希望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让外交政策与国际传播更紧密地协同。这也解释了为何罗杰斯把应对中国宣传同时放在公共外交和USAGM工作中讨论。 结语:真正改变的,是“反击”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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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发表什么文章会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近年来,美国围绕“外国影响”(Foreign Influence)的监管持续加强,高校、智库、媒体、游说机构等都成为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与此同时,一个很多中国人并不熟悉的问题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在美国,发表一篇文章也可能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日 看到这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美国不是强调言论自由吗?为什么发一篇文章也会受到监管?” 实际上,这里的关键并不是文章本身,而是文章背后的关系、目的和身份。 一、美国关注的,不只是文章内容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正常发表学术论文、新闻评论、时事分析或个人观点,一般不会因为观点本身而受到《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的监管。 但是,如果一篇文章同时具有以下特征,就可能进入美国政府的关注范围: 文章是受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或外国机构委托撰写;发表目的是影响美国公众、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门对某项政策的看法;作者与外国主体之间存在代理、指挥、控制或资助关系,而这些关系没有依法披露。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就不再是文章表达了什么观点,而是作者是否实际上代表外国主体在美国开展影响活动,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应当依法登记和公开。 二、为什么美国如此重视“外国影响”? 美国的逻辑并不是所有外国声音都值得警惕,而是认为,美国公众和政府有权知道,一项政治传播活动是否代表某个外国主体。 因此,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建立了一项基本原则:透明。 如果一个人在美国代表外国政府或其他外国委托方从事影响美国政治、政策或舆论的活动,原则上应当向美国司法部履行登记义务,并公开相关关系。 换句话说,美国法律更关心的是: 谁在组织这项活动?谁提供资金支持?是否接受外国主体的指示或控制?美国公众是否知道这种关系的存在? 在美国看来,这些信息属于公共知情权的一部分。 三、哪些文章更容易进入监管视野? 从近年来美国司法实践来看,下列情形更容易引起执法部门关注。 第一,受外国主体委托发表政策倡议文章。 例如,受外国政府或其代理机构委托,在美国媒体刊发评论文章,希望影响美国政府对某一议题的政策立场,而作者没有依法披露这种委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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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总统致美国人民公开信:策略分析与影响评估(附英文版和中文版)

伊朗发布这封公开信,是一次典型的公共外交实践。 文/毕研韬 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于2026年4月1日发布了一份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该信件的官方原文是波斯语,网络上流传的英文版本均为媒体翻译文本,并非官方英文版本。中国部分自媒体误传“伊朗总统以波斯语和英文双语发布”,与事实不符。 一、公开信的传播策略 这封公开信的传播策略可以从受众定位、信息呈现、叙事结构与媒介选择几个维度进行分析。 1.受众定位 信件明确面向三个层次的受众: 这一策略遵循国际传播中的双向定位原则:既面向外部争取理解,也面向内部稳固舆论。 2.信息呈现策略 3. 叙事结构与传播逻辑 信件结构呈现“身份—历史—现实—反问—倡议”的逻辑: 这一结构体现典型的公共外交逻辑:从价值认同引入事实证据,再触发认知反思,最后引导舆论对未来选择产生共鸣。 4. 媒介与语言策略 三、传播效果评估 2.潜在局限与风险 附件1:英文汇总版(依据多家权威报道汇总重构) In the name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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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电报曝光:驻外使领馆升级应对“反美叙事”

外媒曝光美国国务院电报,披露美国驻外使领馆应对“反美叙事”新策略。 文/毕研韬 一、电报曝光:一项面向全球使领馆的内部部署 近日,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披露,一份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发的国务院内部电报已下发至美国驻外使领馆。电报对美国外交系统提出新的工作要求:强化对“反美叙事”的识别、回应与传播能力。 从媒体披露看,这是一份外交系统内部操作性文件(diplomatic cable),并非公开政策声明,其主要功能在于统一各驻外机构在信息环境中的行动方向。在当前国际舆论竞争加剧、信息传播高度平台化的背景下,这类文件往往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真实性判断:电报属实,但传播存在再加工 根据现有报道判断,这份电报确实存在,是由美国国务院统一下发,内容明确涉及应对“反美叙事”与信息影响,同时提出利用社交媒体与外部声音扩大传播效果。 但需要指出,中文社交媒体中流传的“招募网红、社区领袖等反击反美言论”等说法,并未出现在英文报道中。原始报道使用的是“与当地行为体合作(partner with local actors)”“放大支持性声音(amplify supportive voices)”等较为原则性的表达,未对具体对象范围或操作方式做出细化。 此外,公众关注的一些关键问题,例如是否使用匿名账号参与舆论、是否存在隐蔽动员当地意见领袖、合作关系是否公开披露等,在目前披露的信息中均未被提及。 三、电报核心内容:信息应对能力的系统性强化 从公开报道可以还原出,这份电报主要从五个方面对驻外使领馆提出要求。 首先,是对信息环境的界定。电报将当前国际舆论空间视为具有竞争性质的领域,要求各使领馆不仅要关注信息动态,还要主动识别对美国不利的叙事,并在必要时做出回应。这意味着信息环境已从“背景条件”转变为外交工作的“行动空间”。 其次,是对传播工具的强调。电报明确提出,应利用X等社交媒体平台参与公共讨论,对争议性信息进行回应,并借助平台机制进行信息纠偏。这一变化反映出外交传播正在向平台化、实时化方向转型。 再次,是对传播方式的调整。电报提出,应“放大支持性声音”,并与“当地行为体”合作,以扩大信息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表述属于原则性要求,报道中并未对合作对象或具体操作方式做出进一步说明。 第四,是对行动节奏的要求。电报强调传播的及时性与主动性,要求驻外机构在相关叙事出现时迅速介入,而非事后回应。这种从“解释性传播”向“介入性传播”的转变,是当前信息环境变化的重要体现。 第五,是涉及跨系统协同的内容。根据《卫报》报道,电报中提到与美军“军事信息支援行动”(MISO)体系进行协调。MISO属于美军的信息与心理作战体系,其职能包括通过信息手段影响受众认知与行为。这一表述具有敏感性。需要明确的是,目前只能确认电报提到“协同”,但协同的具体形式、范围以及是否涉及隐蔽行动,公开信息并未提供细节,因而无法进一步判断。 四、客观评价:公开传播强化与边界变化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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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版CIA”即将诞生:东京迈出关键一步

2026年5月27日,日本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批准建立新的国家情报统筹体系。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日本将设立“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与“国家情报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Bureau)。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尽管其规模和权限尚无法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相类比,但日本媒体与国际舆论已将其称为“日本版CIA”。 这一变化,并不只是一次普通的行政改革。它意味着,日本正在从长期以来相对分散、克制的情报体系,逐步走向一个更集中、更主动、更安全化的国家治理模式。 一、日本为何突然强化情报体系?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情报弱国”。 二战结束后,日本受到和平宪法与战后体制约束,在军事与情报领域始终保持谨慎。日本虽然拥有国家警察厅、公共安全调查厅、防卫省情报部门、外务省国际情报系统等多个机构,但这些部门长期各自运作,缺乏类似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或中央情报局(CIA)那样的中央统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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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2026年10月16日-18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四周年座谈会》在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举行,来自中国与尼泊尔的约50位专家欢聚一堂,就国际传播相关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作者:沈砚秋 | 发布时间:2026年10约18日 应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所长孙勇教授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出席研讨会并发言。 毕教授以《国际传播安全化及其对策建议》为题做线上专题汇报。在介绍国际传播安全化概念及其危害之后,毕教授重点介绍了中国国际传播所面对的认知壁垒,并就策略优化提出个人建议。他的跨文明对话立场引起与会者热议。 “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由孙勇教授团队创建,聚焦中国-尼泊尔关系和南亚话题组织跨学科国际对话,如今已成功运行四周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尼泊尔加德满都政策研究室顾问、尼泊尔前驻华大使博迪亚尔(Leela Mani Paudyal),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卡尔基(Mrigendra Bahadur Karki)教授、雷格米(Balmukunda...

传播学

俄乌战争:西方为何读不懂中国

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主流舆论长期存在一个困惑: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甚至包括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熟悉国际事务的中国精英,并不完全接受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在西方主流认知中,答案往往被简单归结为“宣传”“信息控制”或“媒体环境差异”。这种解释本身,恰恰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社会认知结构的理解不足。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即便在长期接触西方媒体、具备国际视野的人群中,很多人依然对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逻辑持保留态度。这意味着,问题并不仅仅是“信息获取”问题,而更深层地涉及不同文明体系对于国际政治的理解方式。 俄乌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也是一场关于“现实解释权”的全球认知冲突。 一、西方叙事的逻辑基础 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大致建立在以下几个核心原则之上: 第一,主权不可侵犯。俄罗斯以武力进入乌克兰领土,因此构成对主权国家的侵略。 第二,小国拥有自主选择权。乌克兰有权自主决定其外交与安全安排,包括是否加入北约。 第三,联盟扩张不等于侵略。北约东扩被视为成员国基于安全需要的自愿选择,而非对俄罗斯的进攻。 第四,国际规则高于地缘政治逻辑。任何国家都不能以“安全焦虑”为理由,改变现有国际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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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建议在中国设立联合国机构

这是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新前兆? 文/毕研韬 北京时间2026年3月21日,美国经济学家Jeffrey Sachs在公开场合表示,可以考虑在中国设立一个重要的联合国机构,重点围绕可持续发展议题,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经验交流与政策协调。这一表态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学界与舆论广泛关注。 提出者背景:学术与政策之间的跨界人物 萨克斯是国际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长期关注减贫、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他曾参与多个国家的发展政策咨询,并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顾问角色。 他曾长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参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关议程。因此,其观点往往处于学术研究与政策倡议的交汇点,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不直接代表官方立场。 从过往发言看,萨克斯长期主张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更加平衡,其此次建议延续了这一思路。 建议内容:建设功能性国际平台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萨克斯的设想主要集中在“功能性机构”而非象征性安排,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在议题选择上,该机构将聚焦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这些领域既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方向。 其次,在空间布局上,他提出可以将该机构设在中国,可能是北京等具备国际交流条件的城市。这一设想并不涉及联合国总部迁移,而是类似于在不同国家设立专业机构或区域中心的做法。...

传播学欧洲

European Media Freedom Act: A New Global Benchmark in Media Governanc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legally binding media freedom regulation takes effect, ush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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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关税战:暴露了什么?

文/毕研韬 一、特朗普关税战的真实目的 特朗普可能希望通过加征关税制造经济压力,迫使对手在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多个领域让步,从而达成对美国有利的一揽子协议。这种策略体现的是“极限施压”谈判风格。 他的愿望只能部分实现,且代价高昂,长期效果存疑。与部分国家可能会达成协议,但与中国等国的“结构性问题”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反而引发长期博弈和反制。再者,全球产业链重组对美未必有利,消费者成本上升、企业受损明显。 二、特朗普关税战:错估了什么 朗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美国的施压能力,低估了中方及其他国家的应对韧性和全球经济的复杂联动性。 特朗普认为美国是最大市场,对外国产品具决定性吸引力,因此可以单方面加税、迫使对方让步。但实际上,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也承受了关税成本,农业、制造业等板块反弹强烈。 2.低估中国的反制能力与战略耐力: 特朗普团队未能准确评估中国的经济弹性、产业替代能力和政治决策机制。例如,中方可以通过刺激内需、多元化贸易伙伴、货币政策调节等方式缓冲冲击,而不会释放屈服信号。 3..忽视全球供应链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反作用力 关税战扰乱全球价值链,美国公司如苹果、波音等也遭遇反噬。同时,单边主义政策削弱了美国在WTO、G7等多边体系中的领导力,激起盟友警惕。 4.过于简单地看待国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