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
中国已建成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于2013年首次提出的传播学概念和理论。狭义的周边传播上特指主权国家与相邻国家或地区边境线两侧的信息传播，广义上则涵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所有相邻主体间的传播现象。 2021年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截至2025年10月8日，中国已成立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其中研究院12个、研究中心4个、工作坊1个）。 这些研究中心以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为指导，强调中国本土传播学理论探索。相关研究涵盖国际传播、文化经济等综合性领域，同时通过案例库与数字技术强化实践支撑。 地域分布上，现有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呈现“边境集中+全国联动”特征，云南、新疆、广西、内蒙古等边境省份依托地缘优势聚焦区域特色传播，北京及东南沿海高校则构建理论协调网络，共同形成服务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边疆治理、区域国际合作）的学术共同体，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导向。 相关阅读：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周边传播不是制度传播的附庸，而是其操作机制的现实支点。它通过语境接近、话语降噪、平台中介、经验共享，为制度传播提供“可进入、可协商、可共建”的操作机制；也通过实践场景的多样化与非对抗性的制度讲述方式，为中国国际传播范式的变革提供可感知、可测量、可复制的操作模型。 制度传播的关键不是输出意识形态，而是构建认知共识；周边传播的价值则在于以柔性的实践机制，为制度叙事创造真实可感的国际场域。 在“讲好中国故事”走向“建构制度共识”的国际传播新阶段，海南可凭借其区位优势与制度弹性，在周边传播中率先实现制度传播范式的有效跃迁。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周边传播不是制度传播的附庸，而是其操作机制的现实支点。它通过语境接近、话语降噪、平台中介、经验共享，为制度传播提供“可进入、可协商、可共建”的操作机制；也通过实践场景的多样化与非对抗性的制度讲述方式，为中国国际传播范式的变革提供可感知、可测量、可复制的操作模型。 制度传播的关键不是输出意识形态，而是构建认知共识；周边传播的价值则在于以柔性的实践机制，为制度叙事创造真实可感的国际场域。 在“讲好中国故事”走向“建构制度共识”的国际传播新阶段，海南可凭借其区位优势与制度弹性，在周边传播中率先实现制度传播范式的有效跃迁。
文章推介
把国际传播视为信息压制：一种危险的认知偏差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在一些讨论中，国际传播被简化为“压制对手声音”或“削弱他者表达”。这种看法在传播实践中并非完全不存在，但若将其上升为对国际传播本质的定义，便会产生明显的认知偏移，进而影响策略判断与行动方式。 一、概念层面的错位：传播与压制并非同一逻辑 国际传播主要研究跨越国境的意义流动，其核心机制涉及信息生产、框架建构与解释权竞争。从学理上看，它更像一个“多中心意义系统”，而非单一主体控制信息输出的结构。 “压制”则属于另一类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限制信息流动来降低对方的可见性。严格来说，这属于安全、冲突或极端政治环境中的信息对抗行为，而非国际传播的常规内涵。 将两者等同起来，本质上是把“解释竞争”误读为“表达消除”，从而在概念层面完成了一次不对称的替换。 二、认知结构的偏移：从竞争模型滑向零和模型 当国际传播被理解为信息压制时，认知模型从“竞争性共存”转向了“零和对抗”。 在竞争模型中，不同主体通过议程设置、叙事框架与符号体系争夺意义空间，彼此可以同时存在。而在零和模型中，一方的表达被默认为对另一方的消解性威胁。 这种转换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忽视受众的自主解释能力，将受众视为被动接受者，而非意义的再生产者；二是使传播策略过度军事化，倾向于以防御或压制性手段应对复杂的舆论环境。 三、行动逻辑的偏差：从长期建设转向短期对抗...
中国17位代表和委员呼吁：提高农民养老待遇
文/毕研韬 2026年中国“两会”期间，农民养老金问题成为最受关注的民生焦点，共17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焦农村养老痛点，或提交正式建议、或公开建言发声，推动农民养老金提升从“要不要涨”迈入“如何快涨、长效涨”的新阶段。 现状堪忧：地区差距显著，部分省份待遇偏低 当前，中国农民养老金整体水平稳步提升，但地区差异显著、部分省份待遇偏低的现状仍未改变。2026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已上调至每月163元，但这一“底线”在各地落实中差距明显。 从地区分布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基础养老金远超全国标准，上海以每月1555元位居首位，北京接近每月1000元，江苏、浙江多数地区在300-500元之间；而中西部部分省份仅略高于全国最低标准，甘肃等省份基本按163元的底线执行，四川、黑龙江等省份基础养老金为每月193元，与发达地区差距达数倍之多。 这种差异源于地方财政实力不同，地方补贴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农民实际领取的养老金数额，也让农村老人的养老质量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 建言献策：代表委员提出具体可行方案 针对这一现状，17位代表和委员纷纷建言献策，提出了具体且具操作性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毕利霞动情呼吁，将70岁以上农村老人的月养老金提高至400元，并免除其居民医保费，她的建议已引起财政部、民政部等部门的关注。 人大代表雷茂端建议，三年内将70岁以上农民养老金提至500元。测算表明这一举措每年新增支出仅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0.83%，却能极大改善老人生活。 此外，还有代表建议五年内将农民养老金提高至1000元，建立“视同缴费”补偿机制，将农民交公粮、服义务工的年限纳入缴费年限；有政协委员建议，通过划拨国资收益、设立专项补助等方式，为养老金提升提供稳定资金支撑。 势在必行：提高农民养老金的三重意义...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
文/唐摩崖 在资源和环境近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譬如朝鲜（North Korea）和韩国（South Korea）？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或文化传统，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 制度是国家命运的根源 三位学者在代表作《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澳洲前驻华大使：“霸权替代论”解释不了中国
文/毕研韬 在当下西方对华讨论中，“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几乎已成为一种默认前提。围绕这一前提展开的判断、推论与政策设计，构成了大量战略报告、媒体评论与公共讨论的认知底座。然而，澳洲前驻华大使 Geoff Raby 在其新著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Australia’s Future in...
建议国际足联（FIFA）官网增加（恢复）中文网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3日 近日，不少中国网友注意到，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官方网站目前提供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印尼语、韩语、日语、阿拉伯语共10种语言的页面入口，其中没有中文。 这一现象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引发热烈讨论。有不少舆论认为，因为与中国就世界杯转播谈判陷入僵局，国际足联一怒之下删除了中文页面。很多中国网友信以为真、愤愤不平 从国际机构运营角度看，是否提供某种语言版本，不仅涉及运营成本与内容维护，也体现其对相关语言使用群体规模、市场价值以及国际影响力的综合评估。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是否提供中文网页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最重要的体育市场之一。 无论是世界杯观众规模、商业赞助能力、赛事转播市场，还是足球人口与消费潜力，中国都已成为国际足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国际足联官网长期缺乏中文页面，难免会让部分中国用户产生一种“不被重视”的感受。 这种情绪并不难理解。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中文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也是一种文化身份与国家地位的体现。尤其是在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的背景下，国际机构是否提供中文服务，往往会被视为一种正式认可与平等对待的象征。 事实上，越来越多国际组织与跨国机构已经开始强化中文服务体系。例如联合国长期使用中文作为官方语言之一；多数国际科技平台均设有完整中文界面；越来越多国际体育赛事开始重视中文传播与中国市场运营。 因此，如果国际足联增加（恢复）中文网页，不仅有助于改善中国球迷的使用体验，也有助于增强中国社会与国际足球之间的连接感。 这不仅是市场问题，更是一种文化尊重。 国际化从来不只是“进入市场”，更包括对不同语言、文化与受众的平等理解。对于一个真正面向全球的国际体育组织而言，中文不应被视为边缘语言，而应被视为全球传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已将15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
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