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
2021年后，中国的“国际传播”已经一分为二
今天中国国际传播的最大变化，不是传播方式变了，而是“国际传播”这个概念本身变了。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几年，中国的国际传播领域发生了一个很少被认真讨论的重大变化。 准确地说，今天中国所说的“国际传播”，已经分裂为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国际传播”这一概念本身，正在承载两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实践逻辑和政策目标。 如果这一变化得不到及时辨析，不仅会影响学术研究，也可能影响公共决策、人才培养以及公众对国际传播的理解。 一、2021年前：国际传播存在不同取向，但仍属于同一学科 在2021年之前，中国国际传播领域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种可以称为学术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理论、跨文化传播、国际新闻传播、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媒介效果等议题，主要成果体现为理论建构、论文发表和课题研究。 另一种则是实践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效果、媒体运营、国际传播项目、海外传播平台建设等，希望直接回应国际传播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二者之间长期存在无声的张力。实践导向认为，一些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与现实传播工作脱节；学术导向则更加重视理论体系建设和学术规范。 然而，无论两者如何不同，它们都属于传播学范畴，共享同一套基本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式。它们讨论的是传播规律、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以及传播效果，只是关注重点有所不同。 换句话说，那时的国际传播虽然存在不同流派，但讨论的始终还是传播问题，而不是战略竞争问题。 二、2021年后：一种新的“国际传播”开始形成 真正值得关注的变化，出现在2021年之后。 随着国际战略竞争持续加剧以及国际传播在中国的战略地位提升，越来越多来自其它涉外领域的专家开始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相应地，国际传播讨论的重心发生了明显变化。 “新来者”倾向于将国际传播理解为国家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特别关心认知战、信息战、政治战、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s）等视角下的国际信息活动。 这些议题当然都与传播有关，但其知识来源已经不仅是传播学，而更多受国际政治、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军事学以及情报研究的影响。 因此，今天中国实际上存在两个都打着“国际传播”旗号的知识共同体。 一个仍然立足传播学，关注传播规律、跨文化理解、国际舆论、国家形象和文明间交流。...
全球同行持续关注毕研韬教授研究成果
作者：唐玥宸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2026年2月12日，美国独立研究机构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发表研究报告《C+：理解中国全球信息影响力的转型战略》，报告引用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的研究结论。由于CMP团队的调查结论与毕教授早些时期发表的文章略有出入，该报告专门列表比较了二者的不同之处。 在2008年至2022年期间，毕研韬教授主要围绕战略传播（简称SC）开展研究。战略传播起初用于组织传播、公共关系、企业传播等领域，但9·11事件后美国率先将其纳入国家安全实践体系。在地缘博弈加剧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国内外同行持续关注毕教授研究成果，涉及战略传播、国际传播、国家形象、认知塑造等方向。 “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主办的刊物《Defe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在2021年春秋号上刊发一篇长文，专题考察中国的战略传播话语。该文介绍了毕研韬、王金岭合著的《战略传播纲要》一书，重点讨论了该书对战略传播的定义。北约这篇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殷娟娟合写的文章，聚焦于社交媒体时代战略传播在边疆治理中的运用。北约研究同时关注了毕研韬、林信焰合署的文章，重点是战略传播在维护“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价值。 2013年2月，莫斯科大学帕申采夫E.H.教授在《公共管理》发表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战略传播纲要》。文章说，“2011年秋季出版的《战略传播纲要》应被视为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该书作者是毕研韬、王金岭。中国的刘永治将军和张序三将军高度称赞此书，他们和《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共同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2026年两位俄罗斯学者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学报·国际关系》发表文章说，“在中国战略传播研究领域，毕研韬和王金岭两位学者值得特别关注。2011年，他们提出了中国较为系统、也较为完整的战略传播定义之一”。文章接着说，“毕研韬进一步指出：实施战略传播的首要主体是民族国家。当个人或组织参与战略传播时，他们只是国家战略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文章指出，毕研韬厘清了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策略传播的关系。 台湾战略界对毕教授成果的研究更为细致深入。台湾《陆军学术月刊》（现已改名为《陆军学术双月刊》）在2018年12月发表台湾“国防大学”两位军官的文章，探索战略传播如何运用于南海岛礁争议。文章介绍了毕教授的相关成果，包括战略传播定义、战略传播作业流程、目标受众分类等。 台湾《复兴岗学报》是历史悠久的军事学术期刊，是研究政治作战、战略传播、心理作战、国际关系和军队政治教育的重要文献来源。该刊2010年5月、2025年6月刊发的两篇文章借鉴了毕教授的观点，分别探讨战略传播在资讯作战、“孔子学院”建设中的作用。 台湾《国防安全周报》在2023年2月4日发行的第72期文章中，将毕教授对战略传播的定义上升到中国大陆官方对战略传播的定位。该文说，《战略传播纲要》是中共推出的首部战略传播中文专著。对此毕研韬教授指出，该书系个人学术成果，但少数台湾专家有误解。 据不完全统计，台湾已有3篇博士毕业论文和10篇硕士毕业论文参考毕教授文献展开论证，其中4篇出自“国防大学”、3篇来自政治大学，主题包括战略传播、国家形象、软权力、混合战等。 除上述文章外，《台湾传播学刊》在2025年6月刊发一篇文章，探讨战略传播概念在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本土化发展。文章写道，“首部以中文发行的策略沟通专著《战略传播纲要》是中共策略沟通研究的核心书籍，作者毕研韬和王金岭特别针对舆论作业进行了讨论，具体指出舆论作业所要遂行的三项策略沟通任务”。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林信焰对北约战略传播概念的梳理。 《传播与社会学刊》是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合办的中文学术期刊。该刊在总第62期（2022年）上的一篇文章梳理了战略传播在不同国家、文化的演化。在中国大陆部分，文章介绍了毕研韬创建的“国际战略传播学会”以及毕教授指出的中国大陆对战略传播的十个误解。 近年来，毕研韬教授的研究重点逐步拓展至国际传播与国际冲突的关系研究上，更多关注传播在减少国际误解、促进跨文化理解中的作用。为此，他在2023年为海南大学公共关系学专业开设了《国际冲突与和平》选修课。目前他围绕“认知脱嵌”开展的研究与实践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 唐玥宸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博士、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究竟要影响谁？
举办国际传播大会并不意味着实现国际传播。面对复杂的国际认知环境，西藏国际传播究竟希望影响谁，又如何进入他们的理解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8日 6月16日，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拉萨召开。大会以“理解与支持·共情与共鸣——全面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为主题，围绕叙事创新、技术赋能、主体协同等议题展开讨论，吸引了来自媒体、高校、智库和相关机构的数百名代表参加。 然而截至北京时间6月18日15时，西方主流英文媒体几乎都没有报道。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目前能够检索到的报道主要来自中国官方媒体、港澳台媒体以及部分国际友中媒体。 那么，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到底要影响谁？ 一、选准目标受众，决定传播能否成功 国际传播首先要选择受众，而不是生产内容。如果目标受众不明确，再丰富的内容供给也可能无法产生预期效果。 从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公开议程看，其核心目标是“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和穿透力”。 问题在于，这些信息最终要传递给哪些人？西方主流社会？国际媒体？海外学界？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公众？海外华人群体？ 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侧重内部动员，还是对外传播？ 面向不同受众，所用的话语体系、媒介渠道、传播主体和传播策略不尽相同。 如果目标受众不清晰，传播活动就难以进入精准传播阶段。 二、目前报道大会的，主要是哪几类媒体？ 从公开情况看，目前关注大会的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中国官方媒体，包括新华网、CGTN、环球时报等。 这些媒体是中国官方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报道主要集中于大会召开、技术创新以及如何更好讲述西藏故事等内容。 第二类是部分港澳台媒体，例如《南华早报》、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台湾《风传媒》等。 第三类是国际友中小众媒体，散布于欧洲、亚洲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报道大多属于活动简讯，而未展开深入讨论。 换句话说，目前的传播基本仍停留在既有圈层内部，而国际主流公共舆论场尚未回应。 报道本次大会的媒体中，《南华早报》是最具国际传播价值的媒体之一，其报道有助于信息突破中文圈，触达更多全球读者。...
台海风险升级：核战争开始进入主流视野
台海核战争并非大概率事件，但当越来越多权威机构开始研究这一风险时，它已不再只是遥远的理论假设。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1日发布 传统上，国际社会围绕台海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战争会不会爆发？” 但2024年起，国际战略界开始出现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新变化。越来越多主流战略机构和安全研究团队开始讨论一个过去相对敏感的话题：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中美之间是否存在核升级（nuclear escalation）的可能？ 这些讨论并不意味着核战争即将发生，但它意味着，核风险已经不再只是边缘学者的假设，而正在进入主流战略研究与危机推演体系。 一、IISS公开警告台海冲突存在核升级风险 2026年5月，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在其年度战略评估中发出警告：任何围绕台湾问题爆发的中美军事冲突，都可能产生核升级风险。 IISS指出，未来战争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双方可能攻击彼此的指挥、通信、情报和预警系统，而这些系统往往同时承担常规军事指挥与核力量指挥功能。 在高强度战争环境下，一方很难准确判断对方究竟是在发动常规打击，还是在削弱自己的核反击能力。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增加战略误判风险。 更值得注意的是，IISS并非普通研究机构。它长期发布的《军事平衡》（Military Balance）被多个国家军方和安全部门视为重要参考资料。 因此，当IISS正式把“台海冲突中的核升级风险”纳入战略评估时，这本身就具有重要信号意义。 二、美国战略界开始研究核升级情景 除了IISS，美国战略研究领域也正在增加对台海核风险的关注。 2024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与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MIT Security Studies Program）共同完成了一项关于台海冲突的兵棋推演研究。 研究团队进行了15轮模拟推演。其核心问题并不是谁能赢得战争，而是“如果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哪些因素可能导致核威慑失效？哪些情景可能推动冲突升级？” 研究人员特别关注战争中的决策压力、信息误判以及战略沟通失灵等问题。 这种研究方向本身反映出一个变化：越来越多战略研究者开始将核风险视为台海危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毕研韬团队战略传播作品目录
（以发表时间为序；2026年5月9日更新） 一、专著及图书章节 1.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纲要.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9月。 2.毕研韬.战略传播.载毕研韬主编《品牌之道》.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336-343页。 二、期刊论文 1.毕研韬.战略传播中媒体的尴尬角色.《青年记者》，2010（11）:69. 2.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初探.《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60-162. 3.毕研韬.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塑造：战略传播视角.《科技智囊》，2011(10)32-38. 4.毕研韬.战略传播中的媒体运用.《新闻战线》，2013(10):77-79. 5.毕研韬、殷娟娟.新媒体、战略传播与边疆治理.《宜春学院学报》，2014(5):64-67. 6.毕研韬.以战略传播统摄我国反恐大业.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中国传媒海外报告），2015,11(1):56-60. 7.毕研韬、林信焰.战略传播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季刊》，2016(春季):73-79. 8.林信焰、毕研韬.战略传播概念演化研究.《琼州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04-108. 9.毕研韬.战略传播理论与实践探析.《战略研究》，2016（3）:15-21. 10.毕研韬.厘清战略传播十个基本问题.《青年记者》2017(4):48-49. 11.毕研韬.从战略传播看我国海外利益保护.《公共外交季刊》，2020(6):56-63+124-125. 12.毕研韬.战略传播和跨文明对话：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的关键维度.《新传播》，2021（6）: 35-37、41. 13.毕研韬.战略传播：溯源、发展及其启示.《对外传播》，2022（6）:26-29. 三、报纸文章...
欧盟出手：中国企业正被挤出关键领域
一套新的规则正在成形，中国企业正逐步被挡在欧洲关键技术与工程项目之外。 文/毕研韬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欧盟对外经济与科技合作总体保持开放姿态，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广泛参与欧洲市场与科研网络。然而，近两年欧盟在科研、产业与基础设施等多个层面持续调整规则，对中国的参与空间进行结构性收紧。这一变化并非单一政策所致，而是通过不同制度工具叠加形成的一种系统性趋势。 三项关键机制：科研、产业与工程的制度收紧 当前欧盟针对关键领域的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欧盟旗舰科研计划“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该计划覆盖2021年至2027年，总预算约955亿欧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科研资助体系之一，涉及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与创新转化等多个环节。 其次，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工业加速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IAA）。该法案主要面向新能源、电池、储能、电网设备等战略性产业，目标是提升欧洲本土制造能力，减少对外依赖。 第三，是围绕关键基础设施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安全与监管机制，涵盖5G通信网络、电力系统、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关键数据系统。这一部分并非单一立法，而是通过外资审查、供应链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政策等多项措施共同构成。 这三类机制分别对应科研合作、产业发展与工程实施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当前欧盟对外经济技术政策调整的基本框架,都深度影响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发展空间。 科研领域：从开放网络到“选择性合作” 在“地平线欧洲”框架下，欧盟对外合作采取“关联国”与“非关联国”的分层机制。中国并未获得类似部分欧洲国家那样的“完全关联”地位，其参与需逐项审批。 更为关键的是，欧盟在该计划中引入了明确的“敏感技术”划分，对部分领域实行限制性准入。这些领域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与先进计算、量子技术以及通信网络等。 在这些方向上，中国科研机构往往难以参与核心项目，尤其是在涉及关键技术路径与数据资源的项目中，排除性更为明显。相对而言，在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农业等公共性较强领域，合作仍然存在，但通常局限于非核心环节。 这一变化意味着，科研合作正在从以学术开放为基础的网络结构，转向以安全与竞争为导向的分层结构。知识流动不再完全依赖学术共同体内部规则，而日益受到政策边界的约束。 产业与能源项目：制度构建中的“预期性限制” “工业加速法案”目前仍处于立法进程之中，但其政策方向已较为明确。 该法案重点针对新能源与工业制造领域，提出一系列可能影响外部企业参与的制度安排，包括： 一是强化本地化要求，例如在生产、供应链布局及就业方面提高欧盟本土占比； 二是在公共采购中设置倾向性规则，优先支持欧洲企业； 三是引入附加审查机制，对来自特定国家的企业进行更严格评估。...
北约已将中国定性为“系统性挑战”
北约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在中文语境中极易被误读，需置于历史语境中辨析。 文/毕研韬 一、一个容易被误读的关键词 近年来，北约在其官方文件中，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systemic challenges）。在中文语境中，这个定性往往被直观理解为较为负面甚至对立。在中国读者眼中，“挑战”通常带有明显的对抗意味，而“系统性”则强化了这种全面性压力的感受。 故而。如果仅从字面理解，就很容易产生偏差。事实上，这一概念并非情绪性表达，而是一个具有明确政策含义的术语。要准确把握其意义，需要回到其原始语境，而非仅凭直觉翻译。 二、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北约对中国的定性，经历了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 在较早阶段，北约文件中几乎不涉及中国，关注重点长期集中在欧洲安全与俄罗斯问题。到2019年伦敦峰会，北约首次正式提及中国，但语气相对克制，仅表示中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尚未形成明确负面定性。 到2021年布鲁塞尔峰会，表述发生重要变化，北约开始使用“系统性挑战”这一概念。2022年发布的《战略概念》则正式确立这一表述，将其上升为联盟层面的共识性判断。 三、为何发生变化：三重结构性原因 这一表述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是中国自身发展带来的“外部感知变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技术能力提升以及在全球事务中参与度提高，其影响力已不再局限于区域层面，而开始在技术标准、供应链结构和国际规则等方面产生更广泛影响。这种“跨体系影响力”，是“系统性”一词的重要来源。 其次，是安全议题本身的扩展。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北约对安全的理解从传统军事领域，扩展至科技、能源、网络与基础设施等多个维度。在这种“广义安全”框架下，中国自然被纳入观察与评估范围。 再次，是联盟内部协调的需要。北约成员国对中国的看法存在差异：部分国家更强调经济合作，部分国家更关注安全风险。“系统性挑战”作为一种中间性表述，既能体现警惕，又避免使用“威胁”或“敌人”等更具对抗性的词汇，从而成为一种可被多数成员接受的折中方案。 四、从文件出发：北约的正式定性 在北约2022年发布的《战略概念》中，中国被明确描述为“对联盟利益、安全与价值构成系统性挑战”。这是目前最权威、最具代表性的表述。 这一表述有三个关键特征。首先，它使用的是“挑战”（challenge），而非“威胁”（threat）或“敌人”（enemy）；其次，“系统性”强调影响的层级，即不仅限于军事领域，而是涉及技术、经济、制度等多个层面；第三，表述为复数形式“challenges”，意味着问题是多维度的，而非单一冲突。 因此，这一定性本身就具有“非单一对抗”的特征，更接近一种结构性判断。 五、语义差异：同一个词，不同温度 问题的关键在于，“systemic challenge”在英语政策语境中的含义，与中文语境下的“系统性挑战”情绪温度并不一致。 在西方政策语言中，“challenge”通常位于一个梯度之中：低于“威胁”，高于一般“竞争”。它意味着一种需要应对的压力，但并不自动指向对抗。而“systemic”强调这种压力存在于规则、技术、供应链、安全等体系层面。...
约30个北约国家大使集体访问日本：释放三重关键信号
近32个北约成员国大使集体访问日本，这一罕见行动本身，已成为观察北约战略外溢与安全结构重塑的一个关键信号。 文/毕研韬 一、接近“全员出动”的特殊外交安排 近期，一项颇为罕见的外交安排引发全球关注：约30个北约成员国大使将以代表团形式集体访问日本。需要强调的是，此次出访主体是常驻北约总部布鲁塞尔的各成员国大使。这一身份意味着，他们直接参与北约日常决策协调，是北约运作的关键节点。 从数量上看，北约目前共有32个成员国。尽管公开报道多使用“约30国”的表述，但结合“几乎全部成员参与”的信息，此次访问很可能是32位大使“全员出访”。在北约历史上，全员集体外访并不常见，其性质已明显超出礼节性交流，更接近一次带有组织属性的集体行动。 在传统外交实践中，大使通常以国家为单位展开活动，而此次以北约框架下的大使整体出访，说明相关议题已经上升为北约层面的共同关切。这种集体行动，往往既是对外沟通，也是对内整合，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实地接触，形成更加一致的认知基础。 此次集体访日，至少释放三重重要信号。 二、第一重信号：北约议题正在“外溢”至印太 长期以来，北约被视为以欧洲安全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但近年来，其关注范围持续扩展，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北约逐步将安全议题延伸至更广泛领域，包括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网络空间以及基础设施韧性等。 这些议题本身具有明显的跨区域属性，使北约难以再局限于传统地理边界。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与技术大国，成为北约对接相关议题的关键接口。此次集体访日，可以被理解为北约将其安全议程向印太延伸的一次具体实践。 这一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地理扩张，而在于功能扩展。北约正在从一个以区域防御为主的组织，逐步转向一个围绕“广义安全”展开的多议题平台。换言之，从“地理北约”变迁为跨区域的“议题北约”。 三、第二重信号：对华认知趋于北约层面对齐 近年来，北约在其战略文件中，已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这一表述标志着，对华认知正在从个别国家的政策判断，逐步转向联盟层面的结构性共识。 日本在多个关键议题上与北约主要成员国存在较高一致性，包括技术安全、供应链调整以及海洋安全等。因此，此次大使集体访日，很可能承担着认知对齐的重要功能。 具体而言，这一过程至少涉及三个层面：首先是问题定义，即如何界定风险与挑战；其次是经验借鉴，通过观察日本的政策路径获取操作层面的参考；再次是预期形成，即为未来可能的政策协同奠定基础。 这种以集体方式推进的认知整合，本质上是在构建一种联盟内部的共同解释框架。 四、第三重信号：网络化安全结构正在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北约并未在制度上扩展至印太地区，也未与日本建立类似条约同盟关系。但在实际运作中，一种更为灵活的安全合作模式正在逐步显现。 这种模式不依赖正式成员资格，也不触发集体防御条款，而是通过议题合作、政策协调与信息共享形成实际联动。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网络化安全架构”，相较于传统军事同盟，这种结构更加松散，但也更具适应性。 在这一体系中，日本的角色尤为关键。它不仅是参与者，更是连接欧洲安全体系与印太安全议程的重要节点。此次集体访问，本质上是在强化这一节点的功能，使其在跨区域安全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五、结语：从一次访问看结构性变化 如果仅从表层观察，这是一场规模较大的外交访问，但从结构层面分析，其意义更为深远。它反映出北约正在从以地理范围界定的组织，转向以议题为驱动的平台，也显示出联盟内部正通过集体行动强化认知一致性，并为未来政策协调积累条件。 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并非通过正式条约或公开宣示完成，而是通过一系列看似技术性的互动逐步推进。因此，此次约30国大使——很可能接近32国全员——集体访日，与其说是一项单一外交事件，不如说是一个结构性转型的具体体现。...
文章推介
特朗普要关闭VOA等联邦对外媒体
文/毕研韬 当地时间3月14日（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决定削减7个联邦政府机构，包括美国全球新闻署（UASGM）。 USAGM负责运营和支持美国国际广播网络，包括美国之音（VOA）、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自由亚洲电台（RFA）、中东广播网（MBN）和古巴广播办公室（OCB）等。 3月15日（周六），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其他兄弟媒体的数百名记者和其他雇员收到电子邮件，通知他们将被禁止进入办公室，交出记者证、商务电话和其他设备。 此举遭到新闻自由机构与人士的批评。作为传播学教授，我曾发表数篇关于VOA、RFA的评论文章，并将密切关注VOA等媒体的命运。
“日本版CIA”即将诞生：东京迈出关键一步
2026年5月27日，日本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批准建立新的国家情报统筹体系。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日本将设立“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与“国家情报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Bureau）。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尽管其规模和权限尚无法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相类比，但日本媒体与国际舆论已将其称为“日本版CIA”。 这一变化，并不只是一次普通的行政改革。它意味着，日本正在从长期以来相对分散、克制的情报体系，逐步走向一个更集中、更主动、更安全化的国家治理模式。 一、日本为何突然强化情报体系？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情报弱国”。 二战结束后，日本受到和平宪法与战后体制约束，在军事与情报领域始终保持谨慎。日本虽然拥有国家警察厅、公共安全调查厅、防卫省情报部门、外务省国际情报系统等多个机构，但这些部门长期各自运作，缺乏类似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或中央情报局（CIA）那样的中央统筹机构。...
从认知作战到机器认知：国际竞争的新战场正在形成
过去十余年，“认知作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高频词汇。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从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操纵，到针对特定群体的舆论引导，再到围绕重大国际事件展开的叙事竞争，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影响一个人的认知，有时比摧毁一件武器更具战略价值。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的快速发展，一个新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竞争的对象正在从人类认知扩展到机器认知。 这意味着，一场新的竞争正在形成。 一、AI正在成为新的认知基础设施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工具，但事实上，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演变为一种基础设施。 过去，人们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获取信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AI获取知识、理解事件和形成判断。 更重要的是，AI的影响对象不仅是普通公众。 在政府部门、企业、媒体、智库、金融机构和军事系统中，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参与信息搜集、数据分析、风险评估和辅助决策。 换句话说，AI正在成为连接信息与决策的重要中介。...
揭秘“灰色国际传播网络”：身份伪装与项目化运作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8日 这些年，一类伪装型国际传播网络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这类网络是由国家或准国家行为体主导，通过伪装或非透明方式组织的跨国传播结构，通过本地化新闻网站、代理机构与社交媒体矩阵影响全球舆论环境。 笔者将这类结构称为“灰色国际传播网络”（Gra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GICN）。需要说明的是，该概念系本文用于分析相关现象的工作性定义，并非现有国际学界统一术语。 一、法国与新加坡的最新发现：外部伪装型本地媒体网络 2026年6月，法国“警惕数字干预安全局”（Viginum）发现一个多语种外部传播网络，由13个网站组成，以“独立新闻媒体”形态运行，但在内容层面与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存在关联。 此前，新加坡政府封锁了6个外部网站，这些网站冒充新加坡本地新闻媒体，使用本地语言与新闻格式，被新加坡政府认定与境外行为体有关，存在潜在“敌意信息行动”风险。 两国案例在结构上呈现高度一致性，其共同特征包括： 1.外部身份伪装：网站均以目标国家“本地媒体”形式出现，名称、栏目与视觉设计高度模拟本地新闻机构。...
记者证必须由政府颁发吗？
在国际上，记者证并非普遍由政府颁发，大多数国家依靠媒体机构或行业组织确认记者身份，只有少数国家实行行政许可制度。 文/陈卓然 在中国，记者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颁发，是新闻从业的法定凭证。持证记者必须隶属于已注册的新闻机构，并通过年度审核。没有这一证件，记者身份在法律上难以成立，采访也可能缺乏合法性。因此，不少中国读者容易产生一种印象：记者证理所当然应由政府颁发。 然而在国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绝大对数国家，记者证由媒体机构或行业协会颁发，而非政府。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媒体内部工作证（Press ID），由新闻机构自行制作，作为雇佣和身份的证明；另一种是行业组织记者证（Press Card），由记者协会或多家媒体组成的联合机构管理，在新闻行业内广泛认可。以英国为例，UK Press Card Authority 集合了多家媒体与行业协会，统一发放标准化记者证；法国的 Carte 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