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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叫停Manus并购案,AI时代的安全边界被重新定义

一笔被叫停的并购,折射出AI时代技术流动从市场逻辑转向安全逻辑。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8日更新 在全球科技竞争持续加剧背景下,中国政府叫停美国Meta收购Manus案的意义,已明显超出一般商业交易范畴,成为具有制度信号意义的关键事件。这一案例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一笔并购的成败,而在于它集中呈现出一组正在成型的结构性变化:能力安全、要素流动受控、资本逻辑转向、技术体系分区化。换言之,AI时代的安全边界正在被重新界定。 一、并购案概况:从企业收购到能力迁移 从形式上看,Manus并购案属于跨境科技收购,但从结构上分析,其本质更接近“能力获取型交易”。Manus虽已在法律上完成境外注册,但其技术路径、研发团队与数据体系仍主要源自中国。收购方Meta Platforms近年来持续强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其并购动机显然不局限于资产整合,而是指向更核心的能力获取。 具体而言,该交易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算法能力,即模型训练与迭代的技术积累;二是工程体系,即支撑模型落地与优化的系统能力;三是人才结构,即具备协同开发能力的研发团队。因此,这一并购的实质,是“认知生产能力”的整体转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资产交易。 二、中国政府的做法:从交易监管到能力管控 中国政府通过安全审查机制对该交易做出禁止性决定,其关键意义在于监管逻辑的转变。 首先,审查重心由形式转向实质。传统监管主要关注企业注册地与股权结构,而此次更强调技术来源、团队构成与能力归属。这意味着监管框架正在由“形式审查”转向“实质审查”。 其次,监管对象由交易行为扩展至要素流动。过去的核心问题是并购是否合规,而现在更关键的是技术、数据与人才等关键要素是否发生跨境迁移。监管逻辑由此转向对能力外流的系统性控制。 再次,人工智能被纳入核心安全资产范畴。监管范围从传统产业层面上移至“认知基础设施”,算法、模型与工程团队本身成为安全关注对象。这标志着“能力安全”开始成为新的政策重点。 三、意味着什么:安全边界的系统性重构 这一事件所反映的,不是个案变化,而是安全边界的整体重构。 其一,从资产安全转向能力安全。传统安全框架主要围绕资源与基础设施展开,而当前已扩展至算法能力、数据体系与人才结构本身。能力不再只是发展要素,也成为安全对象。 其二,从市场逻辑转向安全逻辑。并购原本以效率与资源配置为导向,而在当前环境下,资本流动逐步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呈现出明显的安全化趋势,并购行为本身也随之被政治化。 其三,从交易监管转向要素控制。监管重点由单一交易转向关键能力的跨境流动,形成对技术与人才迁移的系统性约束。这一变化使跨境并购不再只是市场行为,而成为需要优先接受安全评估的敏感活动。 四、美国的做法:制度化的技术防扩散体系 从比较视角看,美国在相关领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制度体系,其核心同样围绕能力控制与安全优先展开。 在投资审查方面,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长期承担关键角色。该机制不仅可以否决交易,还可要求资产剥离,甚至对既有交易进行追溯性审查。例如字节跳动在相关业务问题上持续面临监管压力,其核心逻辑在于对数据与算法能力的安全考量。 在法律层面,《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显著扩大了审查范围,将非控股投资以及关键技术与数据纳入监管核心。这意味着,即使未取得控制权,只要存在能力接触的可能性,也可能触发安全审查。 在行政工具方面,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为代表的出口管制体系,通过限制高端芯片与算力资源,对技术扩散形成外部约束。此外,美国还逐步强化对外投资限制,防止资本成为技术转移的渠道,从而构建起覆盖投资、贸易与资本流动的综合性防扩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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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北京会对台湾动武吗?一位法国专家正在误导西方

法国地缘政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ïsi)近日提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习近平会跨越卢比孔河吗?”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9日发布 这个比喻借用了古罗马历史中的经典场景:当凯撒率军跨越卢比孔河时,他选择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 这一观点具有很强的传播性,也符合西方媒体惯常的叙事习惯。然而,如果仔细分析其背后的逻辑,会发现其中存在几个值得警惕的认知偏差。 问题不在于他是否支持或反对中国大陆,而在于他所代表的一种分析框架,正在影响西方社会对台海问题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未必真正接近现实。 一、将国家问题人格化 莫伊西提出的问题本身,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重要前提:台湾问题的关键在于习近平个人是否愿意做出某种历史性决定。 这种分析方式在西方并不少见。 近年来,不少西方评论习惯于从领导人的性格、抱负、心理和政治遗产等角度分析中国政策,仿佛重大国家决策主要取决于个人意志。 然而,北京对台湾问题的公开定义长期保持高度一致。无论领导人如何变化,台湾问题始终被界定为国家统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而不是某位领导人的个人政治工程。...

亚洲

中国的大学就是“草台班子”

文/林昭远 在中国,高校的学术声誉早已不再依赖真正的学问积淀,而是倚仗权力运作与宣传造势。学术自由被层层考核替代,治校理念被官僚逻辑吞噬,整个高校体系俨然一台庞大的“草台班子”:表面热闹非凡,实质腐朽空洞,充斥着不懂装懂的领导和唯命是从的跟班。 校长的产生:学术失语,权力主导 中国高校校长的选拔,并非基于学术成就的自然积累,而是由上级任命。然而,上级往往缺乏对具体学科的专业判断,仅仅凭借 “观感”和 “可靠”做出决定。更令人忧虑的是,校长上任后迅速组建的行政班底,同样依据忠诚度和执行力而非专业能力与学术视野选人,导致治学权威严重缺失。 院长的困境:专业被轻视,管理沦为形式 在这样的体系下,学院院长多数不是学术权威,而是行政服从的代表。有的院长对主管的学科知之甚少,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却依然高高在上地管理学院、评判教师。缺乏专业判断力的管理者无力构建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鉴别老师的专业水准,因而用人标准简单粗暴:只要听话就行。 强制考核:高校变身行政军营 高校管理的首要使命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因而把绩效考核、职称晋升和项目评定等学术机制纳入行政掌控。教师不再专注教书育人,而被迫陷入材料堆积、成果包装、项目竞争的无休止“内卷”中。课堂教学按部就班,课题评定充斥利益算计,学术生态急剧恶化。 “草台班子”的代价:浮躁蔓延与学术荒原 这套“外行管理内行”的治理结构,使高校丧失了学术判断力和长远发展目标。教师只顾应付评审,科研成果普遍注水,所谓“双一流”不过是一场排名幻觉。高校间争相“弯道超车”,结果却是整体沉沦。草台班子的闹剧是教育及学术的双重悲哀。...

亚洲传播学

谁来解读西藏?——中国涉藏国际传播的主体困境

让世界理解西藏,关键在于构建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主体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0日 在国际传播领域,一个基本规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传播主体本身就是传播内容的一部分。 一个国家向世界讲什么故事固然重要,但由谁来讲、以什么身份讲、凭借什么能力讲,往往更能影响传播效果。 尤其是在西藏这一具有高度历史复杂性、文化特殊性和国际关注度的议题上,传播主体不仅承担信息传递功能和意义解释功能,还决定故事的国际接受度。 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涉藏国际传播逐渐受到重视。然而,一个重大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什么样的主体结构,才能支撑有效的涉藏国际传播?这关系中国如何在全球认知空间中解释西藏。 一、国际传播竞争首先是解释权竞争 国际传播并不是简单的信息输出。在全球舆论环境中,一个议题的国际认知,往往由多种力量共同塑造,其中政府机构提供政策解释、媒体生产公共叙事、学术界提供知识框架、社会群体提供生活经验、国际观察者形成外部评价。西藏议题正是如此。 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对西藏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框架。中国叙事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区域自治、经济发展、文化保护和社会进步;国际社会部分群体则更多从宗教传统、文化身份、历史记忆以及人权理念等角度观察西藏。 这些不同框架之间的互动,构成了西藏国际传播的基本环境。 因此,涉藏国际传播面对的核心问题,不只是“如何表达中国观点”,更是...

欧洲

法国总理:中俄对法大规模信息干预

3月25日,法国总理贝鲁在法国“警惕和保护外国数字干扰局” (Viginum)召开的2025论坛上表示:我们已发现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大规模信息干预。 他说,在冲突不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背景下,法国已经成为信息战的主要目标。法国“实际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一场不同寻常的战争——信息战。 他补充说,如果公民无法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民主制度就无法持久;这关系到我们能否形成一个团结一致、在同一民主理想之下的共同体。 Viginum 成立于2021年7月13日,其使命是捍卫法国及其国家利益免受境外数字干扰,隶属于法国国防与国家安全总局(SGDSN)。该机构官网:https://viginum.com/。

亚洲

How Di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Unfriendly to China Come About?

By ZAHNG Weiying Friedrich Hayek once said: although facts themselves never tell...

亚洲

中国的论文发表,约60%存在买卖成分

文/邵一诚 在中国,论文发表已发展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甚至部分异化的社会-商业系统。尽管有不少学者依然坚持学术规范,但论文买卖现象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形式复杂,结构隐蔽,规模不容小觑。 笔者与若干学术期刊编辑、科研人员、论文中介及研究生交流后,对当前人文社科领域中文期刊的发表情况进行了系统性估算。初步判断是:约60%左右的论文发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买卖成分——涵盖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与资源互换型的“非货币交易”。 我们将论文买卖分为以下几类: 一、明码标价发表(直接货币交易) 最为显性的论文买卖即是作者通过中介或直接与期刊联系,支付费用获取发表机会。 根据2020年的市场调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C刊(CSSCI来源期刊)中,一篇论文的市场价通常在6-10万元之间,一般核心期刊为3-5万元或更低。 上表是作者收到的论文中介广告,其中W代表万。8W就是8万人民币。 2009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中国论文买卖市场当年估值已达10亿元人民币。15年后的今天,这一规模或早已翻番。根据《科技与出版》期刊2022年发布的一项匿名问卷调查,在受访的327位高校教师中,约28.4%承认“了解或曾参与过论文付费发表”。 二、单位合作与“捆绑式赞助”(准货币交易)  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以“战略合作”名义,向期刊提供一次性资助(如50万元或更多),期刊则为其提供若干篇论文发表额度。这种方式并不直接标价,但实际是“打包买版面”,且多附带“引用本刊文献”等要求。 三、权力互惠型操作(非货币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