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劳动
美国人的“强迫劳动”，与中国人理解的不同
“强迫劳动”，是一个劳动法概念，还是一种国际贸易规则？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年来，美国以“强迫劳动（Forced Labor）”为依据，对部分进口商品实施限制，尤其是在新疆相关产品问题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事实上，同样是“强迫劳动”四个字，美国政策中的含义，与中国人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美国，“强迫劳动”不只是劳动法概念，而是嵌入贸易、人权、供应链治理乃至外交政策之中的法律工具。 理解这一概念，需要区分法律定义、政策实践以及国际争议三个层面。 一、美国法律中的“强迫劳动”是什么？ 美国法律关于“强迫劳动”的定义主要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公约），并被写入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07条（19 U.S.C. §1307）。 该条款禁止进口全部或部分由以下劳动生产、开采或制造的商品：convict labor（罪犯劳动）；forced labor（强迫劳动）；indentured labor under penal sanctions（刑罚下的契约劳动）。 美国法律采用的“强迫劳动”定义基本沿用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任何人在受到任何惩罚威胁的情况下，被迫提供其并非自愿提供的工作或服务。 这一标准包含两个核心要件： 第一，劳动并非真正出于自愿（lac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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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杨梅，引爆中国水果行业的信任危机
2026年5月，福建漳州杨梅“泡药”事件持续发酵，连累其它软皮水果市场。 许怀安 供稿 2026年5月19日发布 媒体曝光显示，部分收购点违规使用脱氢乙酸钠等禁止用于鲜果的防腐剂，并添加来源不明的高倍甜味剂浸泡杨梅，以延长保鲜期、改善口感和外观。事件迅速冲上热搜，全国多地批发市场紧急下架相关产品，电商订单骤减，价格暴跌，杨梅产业遭遇重创。 更值得警惕的，并不是一地一果的市场波动，而是整个中国水果产业由此暴露出的系统性信任危机。消费者真正担心的，并不是“杨梅有没有问题”，而是“如果杨梅可以泡药，还有多少水果也在被化学改造？” 一场看似偶然的风波，为何会迅速失控？ 杨梅本身，是一种极端依赖时效的水果。它表皮脆弱、含水量高、保鲜周期极短，常温环境下往往一两天便会腐烂变质。对于大量依赖跨区域销售的产区而言，运输损耗一直是行业痛点。在这种现实压力下，一些收购商开始通过违规添加防腐剂、甜味剂等方式延长货架期，提高卖相与甜度。 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并非个别人的“临时起意”，而是长期产业压力下形成的灰色生存逻辑。 在许多水果产区，种植主体高度分散，小农户、小收购点、小加工链条大量存在。产业组织化程度低，冷链仓储能力不足，标准化体系缺失。在激烈价格竞争下，合规经营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而违规操作却能明显降低损耗、提升售价。于是，“别人都这样做，不这样就卖不出去”，逐渐演变成某些环节默认的潜规则。 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个体失范，而是违规开始被结构性合理化。 中国水果产业，正在遭遇“信任赤字”...
Chinese Universities: A Grand Makeshift Troupe
By Lin Zhaoyuan In China, the academic reputation of universities no longer...
中国已建成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于2013年首次提出的传播学概念和理论。狭义的周边传播上特指主权国家与相邻国家或地区边境线两侧的信息传播，广义上则涵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所有相邻主体间的传播现象。 2021年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截至2025年10月8日，中国已成立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其中研究院12个、研究中心4个、工作坊1个）。 这些研究中心以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为指导，强调中国本土传播学理论探索。相关研究涵盖国际传播、文化经济等综合性领域，同时通过案例库与数字技术强化实践支撑。 地域分布上，现有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呈现“边境集中+全国联动”特征，云南、新疆、广西、内蒙古等边境省份依托地缘优势聚焦区域特色传播，北京及东南沿海高校则构建理论协调网络，共同形成服务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边疆治理、区域国际合作）的学术共同体，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导向。 相关阅读：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今年的中国，圣诞气氛浓郁了
文/毕研韬 今年平安夜，上海、北京、海口等城市的街头被圣诞元素装点得缤纷多彩，这不仅是一场节日的盛宴，更是中国社会心态成熟与文化自信提升的生动写照。 一、节日回归本质，远离过度解读 往昔，圣诞节在中国常被误读为“西方文化入侵”，甚至被赋予政治色彩。今年，圣诞树、圣诞老人等符号已淡去敏感意味，成为城市生活中自然融入的新元素。人们拍照、购物、社交，享受节日的轻松与愉悦，无需过多政治解读，节日真正回归了庆祝的本真。 二、热点城市先行，传播优势凸显 上海、北京、海口之所以成为圣诞氛围的热点，并非因为对圣诞的特别偏好，而是得益于其独特的城市魅力和强大的传播力。上海，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夜景；北京，外交中心的媒体聚焦与外籍人口；海口，自贸港的国际游客与免税购物。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便能迅速传播，形成视觉冲击。 三、对外展示开放，沟通无障碍 对于外国观察者而言，这些城市的圣诞氛围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国的城市生活依然开放、可预期。无需每个节日都成为立场的表态，生活本身就在静静诉说中国的包容与沟通意愿。在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这种低调的生活展示，比任何官方声明都更具说服力。 四、对内传递松弛，生活重归本真 对于国内民众来说，圣诞氛围带来了心灵的放松。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时时紧绷，节日不应被政治化。年轻人可以自由享受节日的欢乐，无需被迫表态或站队。这种社会松弛感，让生活回归了多彩与温馨的本真。 五、年轻一代：节日是生活的调味剂 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节日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交和体验的方式。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参与或忽略，无需将节日与价值立场挂钩。这种自在的处理方式，体现了社会的宽容与成熟，也让节日更加轻松愉快。...
国际社会如何看待香港的政治生态？
围绕香港政治生态的国际认知，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这种分化并非简单的信息差异，而是不同制度背景、价值体系与战略利益交织作用的结果。若仅从单一叙事出发，往往难以把握其整体面貌。更为有效的分析路径，是将其置于多重观察框架之中，考察不同国际行为体如何理解同一现实。 一、制度评价：从“高度自治”到“治理重构”的分歧 在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与英国的政策与舆论体系中，香港政治生态的变化，通常被界定为“制度收缩”或“治理模式转型”。关键节点被普遍指向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随后的选举制度调整。这一叙事强调政治参与空间、媒体环境及反对派活动范围的变化，并将其纳入对华政策评估体系之中。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官方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治理重构”的解释路径。在这一框架下，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被视为制度漏洞集中暴露的结果，后续改革则被理解为恢复秩序、强化治理能力的必要举措。 两种叙事的差异，实质上反映的是“自由优先”与“稳定优先”两种政治逻辑的张力。 二、政策工具化：香港议题的外溢与嵌入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问题在部分国家已从观察对象转变为政策工具。例如，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香港自治法，将香港的政治与法治状况制度化纳入对华政策框架。这意味着，对香港政治生态的评价，不再只是学术或舆论判断，而是直接影响外交与经济政策的变量。 在这一过程中，香港逐渐被嵌入更大的地缘政治叙事之中，其“地方性问题”的属性被削弱，“国际议题”的属性则显著增强。这种外溢效应，使得对香港的认知更易受到战略竞争逻辑的塑形，而非单纯基于本地现实。 三、功能主义视角：金融中心地位的相对稳定 与政治评价的分化相比，跨国企业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判断更趋务实。它们更关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从现有公开信息看，香港在资本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及区域融资平台方面，仍保持较强竞争力。 不过，这种“功能性认可”并不意味着完全无忧。一些市场主体对政策透明度、法律环境可预期性以及国际人才流动的变化保持持续观察。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在操作层面维持信任，但在预期层面趋于审慎。 四、知识生产与媒体叙事：认知框架的差异化建构...
中国亟需构建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
社会真正的风险，往往不在冲突本身，而在“认知双盲”的形成——决策者与公众在同一复杂环境中同时失去对现实的准确判断。 文/毕研韬 一、复杂性常态化与治理环境变迁 当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背景，是结构性复杂性的持续上升。信息传播速度指数级提升，社会分工高度细化，利益主体呈多层级分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频繁叠加。政策制定与执行已不再面对单一变量，而是在多重因素交织中展开。复杂性由阶段性现象转化为长期结构条件。 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生产新的风险类型。风险并非简单来自外部冲击，而往往源于系统内部的结构运行。在复杂条件下，误判概率天然上升。如果缺乏稳定的反馈机制，系统误差将随时间累积。 二、认知双盲：误判的同步生成机制 复杂环境中，一个更隐蔽的风险是“认知双盲”。所谓“双盲”，是指决策层与公众同时陷入对现实环境的误读状态。这是我在2025年首度提出并反复阐述的观点。 决策层可能受到层级汇报筛选、信息压缩与风险规避心理影响，所获得的信息呈现结构性偏差。公众则在算法推送、碎片化传播与情绪化表达中形成局部认知。双方都拥有信息，却都缺乏全局视角。 当双盲形成时，系统失去自我校正能力。公众难以向决策层传递真实信号，决策层难以及时回应社会变化。误判在不同层面同步积累，形成“共振式偏差”。这种状态的风险，不在于意见分歧，而在于判断结构的整体失准。 三、反馈机制断裂与表达结构问题 认知双盲的根源，往往在于反馈链条的弱化。治理体系若缺乏稳定的负反馈机制，问题只能在压力极高时显性化。表达空间过窄，会使信息转入非正式渠道；表达环境过度碎片化，则会放大噪声与极端观点。两种状态都会削弱信号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