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传播
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新书《国际传播新维度》出版
当今世界，国际传播已成为塑造全球认知图景、国际关系格局与国家战略空间的重要力量。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国际传播正加速安全化转向，信息与传播的工具化乃至武器化现象令人担忧。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将如何自救，又如何突围？ 作者：唐玥宸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1日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认为，今天，要进一步理解国际传播的嬗变、释放国际传播的功能，就需要从更新视角深入探索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为此，近些年他先后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制度传播”“战略传播2.0”等新概念和新理论。 毕教授从事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近四十年，如今他把最新研究成果汇集成《国际传播新维度——认识国际传播的五大“法门”》一书。该书由毕教授与范颖合著，全书17.5万字，近日由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作者重新界定了国际传播等概念，随之从认知安全、战略传播、人工智能、战略理解、战略叙事五个角度，集中剖析国际传播的运行逻辑。 毕研韬说，《国际传播新维度》是《战略传播纲要》的姊妹篇。《战略传播纲要》由毕研韬与王金岭合著，2011年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袂出版，刘永治上将、张序三中将和阮次山先生为之作序。该书被乌克兰国家图书馆收藏。莫斯科大学教授帕申采夫曾两次指出，《战略传播纲要》的出版是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的一份文献把此书列为中国早期战略传播三部专著之一。 作者唐玥宸博士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日本：中国的国际传播已发生重大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8日 日本政府、防务部门和主要智库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判断已经改变变化，开始把中国国际传播视为影响他国认知、社会和政策环境的国家战略能力。 一、日本把中国国际传播看成“塑造环境”的能力 2026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把信息战定义为：在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通过虚假信息和战略性信息发布影响他国舆论和决策，并据此为本国创造有利的安全环境。该文件认为中国通过媒体、社交平台等渠道，试图构建有利于自身的信息环境。 二、日本认为中国国际传播的目标是争夺国际议题的解释权 日本防卫研究所把中国对外宣传目标概括为三个：提升中国形象和政策支持度；反驳对中国不利的信息；在特定情况下影响他国社会和政治。其分析还特别强调中国通过官方媒体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叙事”。 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担心的是中国能否改变国际社会理解问题的方式。一旦议题定义、因果解释和责任归属发生变化，传播便会进入国际政治中的议程设置和认知竞争。 三、日本把中国国际传播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日本防卫省已经将“认知战与战略传播”作为防卫能力转型的重要议题。2026年防卫白皮书提出，到2027年，日本形成能够应对信息战的能力，并建设信息自动搜集、分析以及战略发布机制。 日本防卫研究所明确提出，日本需要提高针对中国认知行动的防御和反制能力，而且不能仅依靠防卫省和自卫队，还需要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参与。 这表明，在日本的战略认知中，国际传播已经与军事、网络、情报等传统安全领域发生连接。传播不再只是“软”的问题，而被视为国家竞争的一部分。 四、日本警惕中国的传播能力与社会网络、政治行动结合后产生的影响 日本防卫研究所2026年的分析已经不再把中国宣传、社交媒体操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完全割裂，而是将其放在同一认知领域中观察，并认为有关活动可能利用目标社会既有的分歧和矛盾。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近期关于中日关系的研究，把中国面向日本社会的多语种传播与“信息战”“认知战”联系起来。 这里反映出日本战略界的一个重要变化：它关注的已经不是传播信息本身，而是信息进入社会网络之后是否能够形成关系、影响态度并进一步影响政治行为。 五、日本不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有效 日本防卫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俄罗斯等国的认知领域活动并不必然取得很高效果。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2026年的中国研究同样指出，中国面向日本社会的相关认知活动目前并未产生预期的广泛效果。 六、日本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关注，正在反过来推动日本的战略传播转型 日本外务省近年来已经将战略传播作为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加强信息搜集、分析、海外媒体沟通以及应对外国信息操纵的能力。 2025年《外交蓝皮书》明确提出，日本需要通过政府、媒体、智库和社会组织共同增强应对信息操纵的韧性。 2026年日本防卫省专门将“认知战与战略传播”列入防卫能力转型议程。 因此，日本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战略逻辑：研究中国传播，不只是为了理解中国，更是为了重构日本自身的传播、情报和认知防御体系。...
北约：中国三部早期战略传播专著
这三部书体现了中国学者最初主要是“向外看”——通过研究美国实践来理解战略传播概念。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6日 在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StratCom COE）的官方学术期刊Defe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第10卷（2021年春-秋季号）中，Aurelio Insisa发表了一篇题为China’s Discourse o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sights into PRC External Propaganda的长文。该文系统梳理了2006年至2021年间中国大陆学术界对“战略传播”概念的引入、讨论与演变，并将其置于中国对外宣传体制变革的大背景之下。Aurelio Insisa现为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高级分析师。 文章特别指出，中国大陆最早出版的三部战略传播学术专著出现在2008年至2014年间。这三部著作共同代表了中国学界引入战略传播概念的初期阶段，主要聚焦于解释美国战略传播的兴起与演变。...
传播劫持：一种“黑色战略传播”
当别人借你的话、用你的符号、使用你的传播资源来传播与你相反的意义，你的传播就可能已被“劫持”。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在传统传播环境中，一个组织使用什么渠道、发布什么信息、建构什么意象，通常由传播者控制。但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控制正在变得脆弱。一个精心设计的传播活动，可能被他人借用；一个已经形成影响力的话题标签，可能被转向；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或人物，也可能被冒用。 2026年，一项发表于《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的研究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传播劫持”（communication hijacking），并将其视为一种“黑色战略传播”（Dark Strategic Communication）现象。 一、什么是“传播劫持”？ 传播劫持是外部行动者未经传播主体同意，挪用其既有的传播要素，并将这些要素重新用于不同甚至相反目的的传播现象。 这里有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非自愿性。原传播主体并没有授权这种使用。 第二，挪用性。劫持者不是从零开始传播，而是利用了原主体已经建立的传播资源，包括人物身份、账号、话题标签、媒体名称、品牌、叙事或传播活动等。 第三，目的转换。传播资源被用于与原始目的不同的用途，甚至被反过来用于削弱原传播主体。 例如，一个国际组织发起“反仇恨言论”网络活动，并设置一个具有辨识度的话题标签。后来，反对该组织的人大量使用同一标签，但发布的内容却是在批评该组织本身。此时，原组织已经建立的传播入口被重新用于另一种传播目的。 它与一般的“传播操纵”并不完全相同。传播操纵可以从零开始制造信息、设计传播策略；传播劫持则更强调对既有传播资源的挪用和重新定向。 二、传播劫持有哪些主要形态？ 相关研究将传播劫持区分为人物、标签、媒体、叙事、传播活动、品牌和新闻等不同形态。 1.人物劫持：借用他人的身份 人物劫持（persona...
中国大陆出版的《战略传播纲要》引发国际关注
今天，毕研韬教授更关心如何运用战略传播推动跨文明对话、减少误解、促进合作与和平。此一时，彼一时也。 作者：叶承安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日 《战略传播纲要》由海南大学国际传播学者毕研韬和战略专家王金岭合作完成，于2011年9月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袂出版。全书26万字。 该书的出版引发包括台湾军方在内的国际战略界关注。 乌克兰国家图书馆（Vernadsky National Library of Ukraine）收藏了《战略传播纲要》，该馆图书目录完整记录了《战略传播纲要》信息，包括作者（毕研韬、王金岭，Бі Яньтао, Ван Цзіньлін）、书名（《战略传播纲要》，Основи стратегічних комунікацій）、馆藏位置（Основний фонд，基本馆藏）、馆藏编号（ІВ217811），以及出版社、出版年份、页数、ISBN。 2012年，莫斯科大学教授帕申采夫（Евген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ашенцев）在其论文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Китая в Латинской...
“生活空间”理论：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毕研韬、胡琨将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的“生活空间”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突破传统“信息逻辑”，从受众认知生成机制切入，为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与分析框架。 作者：唐摩崖 发表时间：2026年7月9日 2026年5月，贾文山教授主编的《新时代的黄河文明与国际传播》正式面世。该书围绕黄河文明传承创新、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建构以及地方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议题展开讨论，汇集了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其中，毕研韬、胡琨撰写的《“生活空间”理论对我国战略传播的启示》一文，把心理学领域的“生活空间”（Life Space）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尝试为战略传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近年来，随着国际竞争加速向认知、价值和意义层面延伸，战略传播逐渐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2021年，中国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标志着战略传播进入加速建设的重要阶段。然而，如何理解战略传播的运行机制，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问题。 传统传播研究往往强调传播主体的信息生产能力、媒介传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关注“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以及“如何扩大影响”。这一研究路径对理解传播过程具有重要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它容易将传播效果理解为信息传播能力的函数，而不能详尽阐释受众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经验和认知结构对传播效果的深度影响。 事实上，国际传播中的许多认知分歧，并非简单源于传播主体或信息质量，而是源于不同社会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意义体系。同一信息进入不同社会环境后，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这意味着，战略传播不仅是信息流动过程，更是不同“生活空间”之间的互动过程。 一、“生活空间”理论提供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生活空间”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卢因认为，人的行为并非简单由外部刺激决定，而是个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用公式表述即B=f(P,E)=f(LSp)，其中B指行为，P指个人，E指环境。这里“生活空间”指某一时刻影响个人行为的全部心理事实和环境因素，包括个体能够意识到的因素，和那些虽然未被明确感知但实际影响其判断和行动的因素。 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行为研究中的机械刺激-反应模式，强调人的行为嵌入具体环境之中。 将这一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意味着需要重新思考传播效果的形成机制。传播并不是信息从发送者到接受者的线性移动，而是信息进入特定“生活空间”后，与已有认知、社会关系、文化经验发生互动，并最终形成意义建构的过程。 因此，战略传播研究的关注对象不应只是“传播内容”，还应包括内容所进入的生活环境。 二、“生活空间”理论推动战略传播研究转向“认知逻辑” 长期以来，国际传播实践流行一种“信息逻辑”：只要能够生产更多内容、扩大信息覆盖面，就能够提升传播效果。然而，现实中的国际传播并非如此简单。 一个国家对外传播的理念、价值和故事，必须经过目标群体自身“生活空间”的过滤、解释和重构。受众并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容器，而是在自身历史经验、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基础上主动赋予信息意义。 从“生活空间”理论看，认知差异实际上是“生活空间”差异在传播领域中的体现。因此，战略传播研究需要从“如何影响受众”进一步深入到“受众如何形成认知” 那么，“生活空间”究竟是怎么发挥作用？过去，一般的受众画像理论无法系统地解释其功能发挥， 毕研韬、胡琨的文章详尽介绍了“生活空间”的定义、类型、特征以及在不同场景中的功能发挥，为进一步理解传播效果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框架。 换言之，毕研韬、胡琨文章的重要贡献在于：它将传播效果研究拓展到深层次的认知生成机制。 三、“生活空间”理论拓展战略传播的三个研究维度 首先，拓展了战略传播的主体观。...
全球同行持续关注毕研韬教授研究成果
作者：唐玥宸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2026年2月12日，美国独立研究机构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发表研究报告《C+：理解中国全球信息影响力的转型战略》，报告引用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的研究结论。由于CMP团队的调查结论与毕教授早些时期发表的文章略有出入，该报告专门列表比较了二者的不同之处。 在2008年至2022年期间，毕研韬教授主要围绕战略传播（简称SC）开展研究。战略传播起初用于组织传播、公共关系、企业传播等领域，但9·11事件后美国率先将其纳入国家安全实践体系。在地缘博弈加剧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国内外同行持续关注毕教授研究成果，涉及战略传播、国际传播、国家形象、认知塑造等方向。 “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主办的刊物《Defe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在2021年春秋号上刊发一篇长文，专题考察中国的战略传播话语。该文介绍了毕研韬、王金岭合著的《战略传播纲要》一书，重点讨论了该书对战略传播的定义。北约这篇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殷娟娟合写的文章，聚焦于社交媒体时代战略传播在边疆治理中的运用。北约研究同时关注了毕研韬、林信焰合署的文章，重点是战略传播在维护“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价值。 2013年2月，莫斯科大学帕申采夫E.H.教授在《公共管理》发表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战略传播纲要》。文章说，“2011年秋季出版的《战略传播纲要》应被视为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该书作者是毕研韬、王金岭。中国的刘永治将军和张序三将军高度称赞此书，他们和《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共同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2026年两位俄罗斯学者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学报·国际关系》发表文章说，“在中国战略传播研究领域，毕研韬和王金岭两位学者值得特别关注。2011年，他们提出了中国较为系统、也较为完整的战略传播定义之一”。文章接着说，“毕研韬进一步指出：实施战略传播的首要主体是民族国家。当个人或组织参与战略传播时，他们只是国家战略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文章指出，毕研韬厘清了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策略传播的关系。 台湾战略界对毕教授成果的研究更为细致深入。台湾《陆军学术月刊》（现已改名为《陆军学术双月刊》）在2018年12月发表台湾“国防大学”两位军官的文章，探索战略传播如何运用于南海岛礁争议。文章介绍了毕教授的相关成果，包括战略传播定义、战略传播作业流程、目标受众分类等。 台湾《复兴岗学报》是历史悠久的军事学术期刊，是研究政治作战、战略传播、心理作战、国际关系和军队政治教育的重要文献来源。该刊2010年5月、2025年6月刊发的两篇文章借鉴了毕教授的观点，分别探讨战略传播在资讯作战、“孔子学院”建设中的作用。 台湾《国防安全周报》在2023年2月4日发行的第72期文章中，将毕教授对战略传播的定义上升到中国大陆官方对战略传播的定位。该文说，《战略传播纲要》是中共推出的首部战略传播中文专著。对此毕研韬教授指出，该书系个人学术成果，但少数台湾专家有误解。 据不完全统计，台湾已有3篇博士毕业论文和10篇硕士毕业论文参考毕教授文献展开论证，其中4篇出自“国防大学”、3篇来自政治大学，主题包括战略传播、国家形象、软权力、混合战等。 除上述文章外，《台湾传播学刊》在2025年6月刊发一篇文章，探讨战略传播概念在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本土化发展。文章写道，“首部以中文发行的策略沟通专著《战略传播纲要》是中共策略沟通研究的核心书籍，作者毕研韬和王金岭特别针对舆论作业进行了讨论，具体指出舆论作业所要遂行的三项策略沟通任务”。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林信焰对北约战略传播概念的梳理。 《传播与社会学刊》是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合办的中文学术期刊。该刊在总第62期（2022年）上的一篇文章梳理了战略传播在不同国家、文化的演化。在中国大陆部分，文章介绍了毕研韬创建的“国际战略传播学会”以及毕教授指出的中国大陆对战略传播的十个误解。 近年来，毕研韬教授的研究重点逐步拓展至国际传播与国际冲突的关系研究上，更多关注传播在减少国际误解、促进跨文化理解中的作用。为此，他在2023年为海南大学公共关系学专业开设了《国际冲突与和平》选修课。目前他围绕“认知脱嵌”开展的研究与实践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 唐玥宸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博士、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揭秘“灰色国际传播网络”：身份伪装与项目化运作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8日 这些年，一类伪装型国际传播网络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这类网络是由国家或准国家行为体主导，通过伪装或非透明方式组织的跨国传播结构，通过本地化新闻网站、代理机构与社交媒体矩阵影响全球舆论环境。 笔者将这类结构称为“灰色国际传播网络”（Gra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GICN）。需要说明的是，该概念系本文用于分析相关现象的工作性定义，并非现有国际学界统一术语。 一、法国与新加坡的最新发现：外部伪装型本地媒体网络 2026年6月，法国“警惕数字干预安全局”（Viginum）发现一个多语种外部传播网络，由13个网站组成，以“独立新闻媒体”形态运行，但在内容层面与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存在关联。 此前，新加坡政府封锁了6个外部网站，这些网站冒充新加坡本地新闻媒体，使用本地语言与新闻格式，被新加坡政府认定与境外行为体有关，存在潜在“敌意信息行动”风险。 两国案例在结构上呈现高度一致性，其共同特征包括： 1.外部身份伪装：网站均以目标国家“本地媒体”形式出现，名称、栏目与视觉设计高度模拟本地新闻机构。 2.内容再生产机制：大量内容并非原创，而是基于外部新闻来源（包括官方或准官方信息）进行翻译、改写与本地化重构。 3.控制结构不透明：网站注册主体、资金来源与运营链条未对公众完整披露，呈现为“独立媒体外观+外部结构背景”的组合。 4.分布式传播体系：网站与社交媒体账号矩阵协同运作，通过自动化或半自动化机制扩散内容，而非依赖单一流量入口。 这一类结构的关键在于身份与控制关系之间存在系统性不透明或伪装设计。 二、灰色国际传播网络的运作结构 从已公开研究与多国案例综合看，该类网络通常呈现出“项目化+分层代理结构”特征： 1.目标与资金层：由政府机构、官方媒体或相关战略传播部门设定议题方向并提供预算支持。 2.执行与代理层：由数字营销公司、公关公司或外包团队负责网站搭建、多语种内容改写、SEO优化、社交媒体运营。 3.内容供给层：内容主要来自官方或准官方新闻稿、新闻聚合内容、自动化翻译与再编辑材料。 4.分发与扩散层：由网站网络+社交媒体账号矩阵组成，通过分布式节点进行传播。 这一结构的目的是：将传播行为拆解为多个独立模块，从而降低整体结构可识别性。...
文章推介
《无界传播》会持续跟踪西藏议题
文/毕研韬 2025年8月23日更新 我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始于2002年秋。那时我刚抵达英国考文垂大学求学，意外收到一封电邮，分析胡锦涛执政后北京对藏政策走向。弹指间已经23年。 截至2025年8月23日，《无界传播》已发表涉藏短文9篇，未来仍将以传播学的视角观察、记录和解析相关议题。 诚挚欢迎各界朋友参与讨论与交流。Email: bytaishanATsina.com 以下是《无界传播》已发布的涉藏文章。 1.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法王） 2025-02-16 毕研韬教授第一次拜会第十七世噶玛巴。 2.祝藏族朋友新年快乐! Happy...
美国孔子学院已几乎全军覆没，可中国人并不了解
文/叶智茵 根据孔子学院官网介绍，“孔子学院旨在促进中文传播，加深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外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增进国际理解。是所有合作方秉承‘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原则共同设立的非营利教育项目。“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2023年5月2日发布的报告，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在2017年达到峰值，约有118所。 根据美国政府问责署（GAO）2023年10月30日发布的报告，截至2023年，美国高校中的孔子学院数量已从2019年的约100所减少到不到5所。 然而，美国国家学者协会（NAS）在2023年6月20日的报告中指出，美国目前共有10所孔子学院正在运营。 这两份报告的数据存在些微差异，可能是由于统计时间或定义标准不同所致。概而言之，当前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约在5至10所之间或者更少。 问题是中国人对孔子学院的命运并不了解。近日笔者盲审的一份新闻与传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还建议要进一步发挥孔子学院的作用。
AI的过度防御：当算法学会“政治正确”
文/毕研韬 一次看似平常的对话，揭示了人工智能的深层困境。 我 问DeepSeek：“台湾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发展？”原本意在探讨政治议题与国家发展的互动关系，却触发了DeepSeek的“自动防御机制”。 DeepSeek立即进入立场宣示模式，反复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断言“问题前提不妥”。当我指出它“太敏感”时，它的语气变得更为严肃，完全终止了对问题逻辑的讨论。 这并非情绪化反应，而是算法机制使然。语言模型在训练过程中被植入了“安全优先”原则：一旦检测到敏感词汇，系统便会跳过语义解析和意图判断，直接调用预设模板，以确保“绝对安全”。表面上它似乎在坚持原则；实际上它只是放弃了理解。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种现象属于典型的防御性传播（defensive communication）：当系统感知到潜在风险，它会强化立场、降低语义复杂度、阻断互动，以避免“越界”。结果学术问题被误判为政治挑战，理性探讨被替换为政治宣言。 这不仅是DeepSeek 的特例。几乎所有大型语言模型——无论是中国的 DeepSeek，还是美国的 ChatGPT、Gemini——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种“过度防御”，只是防御的对象不同：...
约30个北约国家大使集体访问日本：释放三重关键信号
近32个北约成员国大使集体访问日本，这一罕见行动本身，已成为观察北约战略外溢与安全结构重塑的一个关键信号。 文/毕研韬 一、接近“全员出动”的特殊外交安排 近期，一项颇为罕见的外交安排引发全球关注：约30个北约成员国大使将以代表团形式集体访问日本。需要强调的是，此次出访主体是常驻北约总部布鲁塞尔的各成员国大使。这一身份意味着，他们直接参与北约日常决策协调，是北约运作的关键节点。 从数量上看，北约目前共有32个成员国。尽管公开报道多使用“约30国”的表述，但结合“几乎全部成员参与”的信息，此次访问很可能是32位大使“全员出访”。在北约历史上，全员集体外访并不常见，其性质已明显超出礼节性交流，更接近一次带有组织属性的集体行动。 在传统外交实践中，大使通常以国家为单位展开活动，而此次以北约框架下的大使整体出访，说明相关议题已经上升为北约层面的共同关切。这种集体行动，往往既是对外沟通，也是对内整合，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实地接触，形成更加一致的认知基础。 此次集体访日，至少释放三重重要信号。 二、第一重信号：北约议题正在“外溢”至印太 长期以来，北约被视为以欧洲安全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但近年来，其关注范围持续扩展，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北约逐步将安全议题延伸至更广泛领域，包括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网络空间以及基础设施韧性等。 这些议题本身具有明显的跨区域属性，使北约难以再局限于传统地理边界。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与技术大国，成为北约对接相关议题的关键接口。此次集体访日，可以被理解为北约将其安全议程向印太延伸的一次具体实践。 这一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地理扩张，而在于功能扩展。北约正在从一个以区域防御为主的组织，逐步转向一个围绕“广义安全”展开的多议题平台。换言之，从“地理北约”变迁为跨区域的“议题北约”。 三、第二重信号：对华认知趋于北约层面对齐...
海南取代香港？一个并不存在的政策命题
文/毕研韬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持续推进，一种看似直观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中反复出现——北京试图以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这一判断表面上逻辑顺畅，实则经不起制度、政策与结构层面的检验。它是一种被不断复制的认知产物，而非一个真实存在的政策命题。 一、“取代论”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一）国内语境：时间并置引发的因果错置 在中国，“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的判断，更多源于一种直觉化的时间逻辑。一方面，香港在近年经历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家级开放战略被高规格、系统性推进。两者在时间上的高度并行，极易诱发一种朴素推断：当一个既有开放节点面临不确定性时，国家是否会另起一个新节点以“接替”其功能？ 这种推断并不依赖意识形态，也并非刻意对抗，而是一种典型的“并行即因果”误判。在此基础上，部分情绪化、象征性的表达随之出现，“取代”逐渐成为一种简化表述，用以指代国家“未雨绸缪”“降低风险”的想象性安排。 传播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放大作用。相比“多节点开放”“功能分工”“制度差异”等专业表述，“取代论”具备更强的冲突性与可讨论性，更容易在舆论场中循环出现，最终固化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常识。 （二）国际语境：战略预设与叙事投射 在国际舆论中，“取代论”的生成逻辑明显不同，其核心并非时间直觉，而是解释范式。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部分国际观察者习惯于将中国的重大制度创新置于一种“战略替代”框架中加以理解：旧有接口是否变得不稳定？国家是否在为最坏情形准备备选方案？ 在这一预设下，香港被视为一个高度国际化但政治与制度环境“复杂化”的节点，而海南则被投射为一个由中央主导、可控性更强的新平台。由此，“取代”并非来自政策文本，而是成为一种“合乎叙事逻辑”的推演结果。 更进一步，一些国际话语还将“取代论”用作分化北京与香港关系的楔子叙事：通过反复暗示“地位转移”“战略冷落”，将国家整体布局重构为中心-地方的零和博弈。这种说法并不关心制度细节，其目的在于制造心理距离与信任裂痕。 二、为何“取代”并不存在于真实政策之中...
同济大学部分教职工致校长杨金龙的公开信
2026年7月31日，同济大学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明确全校专业技术岗位取消长期（终身）聘任协议，全面实行周期性考核，其中预聘岗每3年考核一次；长聘岗每6年一次大考，中间每3年中期评估；考核不合格者可能面临降薪、转岗甚至解聘。 改革旨在打破“铁饭碗”、激发教师活力，但对一线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和基础研究领域）压力较大。随后，网络流传一封“同济大学全体关切公平的教职工”致校长杨金龙的公开信。 公开信质疑规则“双标”：普通教师6年“非升即走”，而校长本人从副职到正职用了约7年多；一线教师承压重，而管理层（双肩挑领导）考核标准较宽松、科研工作量较低。公开信呼吁改革应自上而下、一视同仁，而非只针对基层教师。 这封匿名信在8月上旬迅速传播，引发广泛讨论。公开信没有标注发布时间和签署人具体姓名。公开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杨金龙校长： 您好！作为同济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始终敬佩您学术顶尖、履历耀眼——中科院院士、理论与计算化学领域权威，从中国科大副校长到同济校长，肩负百年名校发展重任，我们对您满怀敬重与期待。 此次学校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出台《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取消长期聘任、实行全员周期考核：预聘岗3年一考，长聘岗6年一大考、3年中期评估，不合格者降薪、转岗乃至解聘。改革初衷是打破“铁饭碗”、激发活力，我们认同“不进则退”的发展逻辑，但对规则不公、标准双轨的选择性改革，深感困惑与不解，特此致信坦诚交流。 一、规则制定者，更应敬畏规则公平 您2018年4月出任中国科大副校长，2025年6月接任同济校长，从副职到正职，历时七年零两个月。而学校现行规则，要求普通教师六年聘期、非升即走——六年内未晋升，便面临解聘。我们不禁想问：您以顶尖学术资历，用七年多完成副职到正职的晋升，凭什么要求普通教师六年必须出成果、必须晋升？您的七年是“干部选拔需看岗位空缺、综合考察”，普通教师的六年却是“不晋升就滚蛋”，同一套制度，两种评判逻辑，公平何在？ 二、一线教师承压最重，管理层却享豁免特权 此次改革名义“全员覆盖”，实际压力全压在一线教师身上：青年教师：非升即走，3年一考核，科研、教学双重高压，不敢有丝毫松懈；中年教授：6年大考、3年中期评估，基础研究需十年磨一剑，却容不得半点沉淀；双肩挑校领导：手握院士头衔、坐拥最优平台经费团队，科研工作量仅为普通教授的四分之一，考核标准形同虚设。科员升不上科长可继续任职，副校长七年等岗位空缺属正常，而普通教师六年不晋升就失业。制度的困难，从来不是同一套困难；规则的约束，从未平等覆盖所有人。 三、反对的不是改革，是选择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