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
新疆与西藏：应对外传递什么信号？
新疆与西藏长期处于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近期，星巴克在乌鲁木齐开店引发西方批评，美国国会连续推进涉藏法案，这再次提醒我们：新疆与西藏早已不只是国内治理议题，而是中外叙事竞争的前沿。外界关注什么、质疑什么、放大什么，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战略空间。那么，面对持续的审视与质疑，新疆与西藏应如何破局？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首先必须承认一个现实：信息高度不对称，信任严重不足。西方主流叙事强调大规模管控、文化同化与权利限制，部分国家和组织甚至使用“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等强烈定性。中国则强调反恐、去极端化、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并指出相关指控缺乏证据。 双方的叙事都受到政治立场影响，难以完全排除偏见。封闭容易加剧猜测，有限开放又常被指为“舞台化展示”。由此形成一种困境：不开放，容易被认为“有事要藏”；开放后若出现负面信息，又可能被视为对既有指控的印证。在这种环境下，单纯依靠声明和驳斥，效果有限。更有效的信号，应当建立在可验证的行动之上。 第一，让发展成果真实可感。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基础设施改善和民生进步，都是重要的事实依据。当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教育机会和社会流动条件得到切实改善时，极端化叙事的说服力便会受到削弱。国际企业进入、旅游业发展、本地消费活跃，本身也是观察当地社会状况的窗口。企业的长期经营比短期参访更具持续性，也有助于形成多渠道的信息流动。把发展作为安全的基础，而不是让安全逻辑长期压制发展，是更可持续的路径。 第二，在安全与包容之间寻求平衡。安全不可或缺，尤其是两地都曾面临真实的暴力威胁。但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依赖高压治理，可能积累隐性疏离。西方国家处理原住民和地区认同问题的历史教训值得参考：加拿大、澳大利亚曾推行强制寄宿学校政策，造成长期创伤与不信任；魁北克、巴斯克等地的经验则表明，经济联系、政治协商及一定程度的自治安排，可以影响分离主义诉求的发展。对中国而言，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前提下，为语言、文化传承和教育保留适当空间，以机会公平和社会流动增强认同，往往比试图消除所有差异更具可持续性。观念惯性是现实阻力，过度放开也可能带来治理风险，关键在于循序渐进、及时评估，以实际效果检验调整方向。 第三，接受一定程度外部观察。完全封闭会持续强化外界的负面想象。邀请非西方智库、部分宗教团体和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开展较长时间的实地观察，比单纯面向立场鲜明的西方人权组织更具现实可行性。国际企业的供应链审计和第三方合规检查，也可成为补充渠道。透明度不必一步到位，但应朝着可交叉验证的方向推进。真正的自信，不是拒绝一切审视，而是让更多事实经得起不同视角的检验。 第四，区分具体问题与整体定性。把所有批评一概斥为“反华噪音”，或把所有政策都上升为不可讨论的主权问题，都会压缩对话空间。相反，针对用工、教育、宗教场所使用等具体议题，以数据和事实回应，更有助于积累可信度。同时，也应指出，将企业的商业行为直接等同于政治站队，是一种不合理的道德绑架。只有减少非黑即白的判断，才有可能打破相互猜疑的循环。 西藏与新疆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西藏议题延续时间更长，更侧重文化与宗教认同；新疆则因安全叙事、供应链争议及相关指控，更容易引发即时的国际反应。但两者共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同时，减少被外界单一化、极端化解读的空间。 归根结底，最有说服力的信号，既不是情绪化反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自我宣传，而是持续、可见、可验证的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保持正常运转，极端思想失去滋生土壤，治理方式在实践中持续优化。发展夯实安全基础，安全为发展提供保障，二者需要动态平衡。外部质疑不会一夜消失，但只有让事实持续积累、让行动经得起检验，才能逐步改善国际认知，拓展自身的叙事空间。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
高关注地区国际传播如何破局？对西藏、新疆与海南的思考
当一个地区长期处于国际聚光灯下，国际传播如何跨越既有认知鸿沟，形成可持续的理解与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3日 国际传播并非简单的信息输出，也不只是地方形象塑造。对于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外部认知较为复杂的地区，传播效能不仅取决于内容生产与渠道建设，更取决于制度实践能否被外部受众理解、观察和验证。 毕研韬在《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制度传播”概念，强调以制度逻辑替代单纯的信息输出。毕研韬、唐玥宸在《以法治创新和制度传播助力国际传播——海南自贸港信任叙事的构建逻辑》中进一步提出“法治—信任—传播”分析框架，探讨法治创新如何通过制度传播转化为国际信任资源。这一思路不仅适用于海南，也为理解西藏、新疆等高关注地区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一、高关注不等于高认同 国际关注度与国际认同度并非同一概念。一个地区受到广泛关注，并不意味着外部受众能够准确理解其发展状况、制度运行和社会生活。信息数量增加，也不必然带来认知改善。 高关注地区的国际传播面临一个共同挑战：外部受众往往通过既有叙事框架理解新信息；当新信息与既有认知不一致时，单纯增加信息供给未必能够改变判断。因此，传播不能只关注“我们说了什么”，还应研究“对方如何理解”“哪些事实可以核验”以及“认知差异为何持续存在”。 西藏、新疆与海南的具体情境并不相同。西藏涉及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等议题；新疆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文化传统及相关国际争议；海南自贸港则面临国际市场主体对规则透明度、政策稳定性和营商环境的持续关注。将三地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不是认定它们面临相同问题，而是考察不同情境下，制度实践如何转化为可理解、可验证的传播资源。 二、从形象叙事转向制度传播 毕研韬、唐玥宸的研究指出，法治能够通过规则明确、程序透明和运行稳定，为外部主体理解制度提供基础；可验证性则是制度实践与信任形成之间的重要环节。这意味着，国际传播不应止于展示发展成果，还应呈现成果如何形成、相关规则如何运行、实际效果如何检验。 海南应围绕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行政程序和数据治理等议题，提高制度信息的透明度与国际可读性，让市场主体能够依据公开规则判断经营环境，而不只是接收政策推介。 对西藏、新疆而言，制度传播同样可以延伸至公共服务、生态治理、文化遗产保护、就业和社会发展等领域。传播不仅需要展示成果，也应提供具体案例、公开资料和多元观察视角，使外部受众能够在事实基础上形成判断。对于存在争议的议题，更应区分事实、解释与价值判断，避免以单一叙事代替复杂现实。 制度传播并不意味着用制度介绍取代新闻报道、人物故事或文化交流，而是为这些传播形式提供更坚实的事实基础。形象可以通过叙事呈现，制度可信度则需要实践持续支撑。 三、从传播触达到信任积累 高关注地区国际传播的另一项挑战，是如何超越短期曝光，建立持续的理解与互动。传播量、阅读量和海外平台覆盖率能够反映信息触达，却不能直接证明外部受众的认知发生了变化。 为此，需要建立更具实质性的评估机制：受众是否理解相关制度的运行逻辑？传播内容是否能够被独立核验？不同信息来源是否相互印证？国际受众提出的问题是否得到及时回应？这些指标比单纯追求传播规模更有助于识别传播的真实效果。 同时，应推动传播主体多元化，适当引入企业、学术机构、文化组织、当地居民和国际合作伙伴的观察与经验。多元主体并不天然保证可信度，但有助于增加信息来源，拓展对话渠道，并为不同受众提供相互参照的认知依据。 结语 海南自贸港的制度传播研究，为高关注地区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值得检验的理论命题：传播效能不仅取决于表达能力，也取决于制度实践的可理解性、可验证性及其与外部认知环境的适配程度。 西藏、新疆与海南的传播实践不能简单复制同一套方案，但可以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如何使外部受众从接收信息走向理解事实，从观察表述走向核验实践。真正具有持续性的国际传播，不仅要提高国际可见度，更要使世界能够依据充分的信息理解它、判断它，并在开放交流中修正既有认识。 毕研韬为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唐玥宸为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士。 致...
美国人的“强迫劳动”，与中国人理解的不同
“强迫劳动”，是一个劳动法概念，还是一种国际贸易规则？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年来，美国以“强迫劳动（Forced Labor）”为依据，对部分进口商品实施限制，尤其是在新疆相关产品问题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事实上，同样是“强迫劳动”四个字，美国政策中的含义，与中国人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美国，“强迫劳动”不只是劳动法概念，而是嵌入贸易、人权、供应链治理乃至外交政策之中的法律工具。 理解这一概念，需要区分法律定义、政策实践以及国际争议三个层面。 一、美国法律中的“强迫劳动”是什么？ 美国法律关于“强迫劳动”的定义主要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公约），并被写入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07条（19 U.S.C. §1307）。 该条款禁止进口全部或部分由以下劳动生产、开采或制造的商品：convict labor（罪犯劳动）；forced labor（强迫劳动）；indentured labor under penal sanctions（刑罚下的契约劳动）。 美国法律采用的“强迫劳动”定义基本沿用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任何人在受到任何惩罚威胁的情况下，被迫提供其并非自愿提供的工作或服务。 这一标准包含两个核心要件： 第一，劳动并非真正出于自愿（lack of...
毕研韬民族宗教相关研究部分成果一览表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资料截至2026年5月20日 一、报刊论文 1.毕研韬.“西藏事件与国际舆论引导”[J].《青年记者》,2008(9):64-65.已被12篇期刊论文、1篇博士论文、6篇硕士论文、1篇会议论文引用。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引用。 2.毕研韬.“西藏危机与传播策略”[J].[香港]《传媒透视》，2008年5月号第5-7页 3.毕研韬.“就‘大西藏’专访桑东仁波切”[J].【美国】《北京之春》，2010年2月号 4.毕研韬.“西方人怎样解读西藏——专访旅居瑞典的作家茉莉”[J].【美国】《北京之春》，2010年10月号，第67-71页 5.杨洁、毕研韬.“黎族女装的表意原则”[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72-174 6.毕研韬.就“大西藏”专访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载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间道路”的本质、历程及其成果》，2012年3月26日 7.Bi Yantao. “Written Interview with Kalon Tripa Samdhong Rinpoche by Bi Yantao”. Middle Way...
文章推介
重新使用“同志”称呼？这是开历史倒车
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
董明珠“海归间谍论”暴露了什么
文/石敢当 “海龟”是“海归”的谐音，指留学回国人员。 4月22日，董明珠在公开场合称“海龟派里面有间谍”，并表示不会录用海龟。这番话迅速引发舆论反弹。很多人直觉地认为这对海龟群体是一种歧视甚至伤害，但实际上，董小姐无力动摇海归群体的社会形象和地位。 海归群体早已深度融入各行各业，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对海归的认知与态度，不会因董小姐的情绪性言论而产生丝毫改变。有趣的是，虽无力定义海归，但她却无意中定义了自己：一个在全球化浪潮中渐渐失去适应力的传统强人。 “海归间谍论”背后的安全焦虑 值得追问的是，董明珠的这一认知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这种判断可能源于她长期扎根制造业一线、强调忠诚与稳定的经验结构。她或许已习惯将“奋斗”“吃苦”“服从”作为核心标准，而对外部输入持天然警惕态度。当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信息安全议题升温时，她本能地放大了风险感知，以排斥代替筛选，以归类代替分辨。 其次，这也反映了董小姐个人认知的局限：缺乏全球化视野。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家不仅要理解本土市场的逻辑，更要能在复杂的跨文化环境中驾驭人才资源。而董似乎停留在以国内经验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中，未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格局。 孤立决策，失去高能量支持系统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她似乎缺乏能够提供高能量、全球化战略咨询的专业团队。近年董明珠的一系列决策与言论，折射出明显的个人意志化色彩，鲜有系统性和前瞻性。这意味着，即使她意识到外部环境威胁，也缺乏智囊力量帮助她重塑认知框架，最终只能依赖本能做出反应。 董明珠的“海归间谍论”无情地揭示了一个现实：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传统强人如果无法更新认知、补齐全球化短板，就只能固守在经验构筑的壁垒中。 时代变了，可传统强人还在原地。
路透研究所：社交平台已成为人们的首要新闻来源
报告显示，人们越来越不直接到新闻机构寻找新闻，而越来越多地在社交平台、视频平台以及其他数字平台上接触新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2日 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对48个市场、近10万名新闻消费者进行了调查，并于日前发布了《2026数字新闻报告》。 一、54%：新闻消费渠道出现新变化 报告最引人关注的数据是：全球有54%的受访者每周通过社交平台和视频网络获取新闻。...
中国新闻媒体为什么在西方公信力低？
文/石敢当 中国新闻媒体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往往承担着宣传政府政策和引导公共舆论的角色。这种新闻与宣传相结合的特点，与西方新闻媒体所强调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多元视角存在显著差异。西方观众在接触中国媒体报道时，会因其宣传性质而对报道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产生一定的保留态度。 同时，中国的媒体在内容审查方面较为严格，特别是在敏感话题和政治新闻领域。相比之下，西方社会极为重视新闻自由、信息透明和独立报道，期望能够获取全面、无碍的信息。中国媒体的审查机制与西方的新闻价值观相冲突，这会导致西方观众对中国媒体报道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的疑虑。 中国新闻媒体更注重集体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强调国家引导和统一叙事，而西方新闻媒体倾向于个人自由和权利、批判性思维和多元声音的表达。这种差异使得西方观众更倾向于那些具有政府监督和多样性观点的报道，而中国媒体的统一化叙事和较少的批判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与西方文化产生共鸣。 此外，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以及对某些西方平台的访问限制，也增加了西方观众直接接触中国新闻媒体的难度。这种信息壁垒可能加剧了误解和偏见，使得西方社会对中国媒体的认知往往来源于有限或间接的渠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中国调查记者刘虎已被成都警方拘押近两周
刘虎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这一事件具有重要信号意义。 文/吴守正 2026年2月1日，中国调查记者刘虎及其合作者巫英蛟被四川成都警方刑事拘留，至今已近两周。警方此前通报称，二人涉嫌“诬告陷害罪”及“非法经营罪”，案件目前处于侦查阶段。警方尚未公布更多案情细节或后续司法安排。 公开资料显示，刘虎近期与合作者发布一篇涉及四川省蒲江县个别官员与企业项目关系的调查性文章。该文章发布后不久被删除。警方未就具体证据及指控内容作进一步披露，仅表示案件“依法办理”。 此案在国内法律界与新闻界引发关注。部分律师围绕相关罪名的法律构成、证据标准及侦查阶段程序保障问题进行讨论，关注律师会见权及取保候审等权利是否依法落实。新闻从业者则将此事件视为对调查报道职业风险的再次提醒，讨论调查报道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的边界与合规路径。 在国际层面，保护记者委员会与无国界记者组织等新闻自由组织发表声明，呼吁保障记者权利并强调程序透明。中国外交部门回应称，该案属于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个案，不针对特定职业身份。 截至目前，案件尚未进入公开审理程序，相关司法进展仍有待官方进一步通报。围绕刘虎案的讨论已超出个案层面，成为观察中国调查报道环境与法律适用边界的一个具体节点。
张维为，高度符号化的争议型学者
文/DeepSeek 在当代中国纷繁复杂的舆论图景中，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名字。他远非一个形象单一的学者，而是一个高度符号化的人物，其公众形象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深刻分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碰撞。理解张维为在中国网民眼中的形象，本质上是剖析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一把钥匙。 一、定位：体制标杆与民间撕裂点 张维为的身份核心是体制内主流话语体系的标杆性阐释者。作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他拥有顶级官方平台的持续赋能，其声音覆盖广度远超普通学者。他系统性地阐述“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批判西方话语霸权、呼吁“中国人，你要自信”，其论述框架与国家主流叙事高度契合，成为官方对外讲述“中国故事”、对内凝聚共识的重要话语资源之一。 然而，正是这种鲜明的立场和巨大的声量，使其在民间舆论场中成为了一个尖锐的撕裂点。网民对其评价呈现极端对立，几乎难寻中间地带： 二、争议核心：方法论、角色与叙事之争 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源于网民在几个根本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三、辩证审视：影响力、局限性与时代必然 对张维为现象的观察，离不开几个辩证事实： 结论：一面映照社会裂痕的镜像 综上所述，张维为在中国网民眼中，早已超越了个体学者的范畴。他是一个承载着多重矛盾与期待的镜像符号： 围绕张维为的激烈争论，其意义远超出对其个人观点或学术水平的评判。这种分歧本身，正是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心态复杂性与舆论场域激烈动荡的关键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