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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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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你什么都信,就会永远穷下去

文/毕研韬 信息洪流裹挟的时代,“什么都信”成了许多人的生存常态:既信速成的财富神话,又信玄学的改命说辞;既盲从“权威”的片面论断,又轻信情绪裹挟的网络流言。殊不知,这种缺乏筛选的“泛信”与不加分辨的“轻信”,本质上都是主体性的失守,最终只会将人推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陷入“永远穷下去”的恶性循环。 “什么都信”的本质,是认知裁判权的彻底让渡。 在这个真相碎片化的后现代社会,信息获取成本极低,但辨别成本极高。“什么都信”并非包容,而是认知上的“躺平”。轻信者将裁判权交给了他人的话术与利益诱导,泛信者则将其交给了混乱的环境与多元思潮。这种判断力的缺位,必然导致决策失效:今天跟风投入虚假项目血本无归,明天盲从错误理念错失机遇,后天在矛盾的价值观中摇摆不定。认知的贫困,从来都是一切贫困的根源,它让人在复杂的社会博弈中,永远处于被收割的底层。 “穷”的深层逻辑,是生命能量的无序耗散。 传统文化讲“信为道源功德母”,真正的“信”是支撑人前行的精神锚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笃定。而“什么都信”的人,其“信”廉价而善变,如同五行缺土,水多荡之。他们今天信奉“内卷致胜”,明天追捧“躺平无忧”,后天又沉迷“玄学改运”。生命能量就在这种反复横跳中不断熵增。没有坚定的信念作为支撑,行动便失去了方向,即便偶尔获得短暂的物质收益,也终究难以长久。更可悲的是,当一个人的“信”变得毫无原则,不仅会失去他人的信任,更会陷入精神上的漂泊与空虚——这种灵魂层面的贫瘠,远比物质匮乏更令人绝望。 破局的关键,在于从“迷信”跃迁到“智信”。 我们反对“什么都信”,并非提倡“什么都不信”的虚无主义。真正的富足,始于建立以自我为主体的认知框架。这需要我们用逻辑与实证过滤信息,用阅历与规律检验信念。如同佛家倡导的“智信而非迷信”,我们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纳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与现代科学的新知,又要守住坚定的底线,不轻易盲从,不随波逐流。 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最大的财富从来不是信息的堆砌,而是清醒的认知与坚定的信力。别让“轻信”与“泛信”消耗掉你的判断力与生命力。唯有守住内心的清明与笃定,锚定方向,方能积累起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足,打破“永远穷下去”的魔咒。 后记:本文虽以个体认知为切入点,但直击战略传播的核心命题:在信息过载与认知战常态化的当下,个体“泛信”与“轻信”本质上是主体性失守与判断力让渡,这既是劣质信息扩散的微观根源,也是认知防御的薄弱环节。本文倡导的“智信”理念,以逻辑与实证锚定认知边界,既是对全民媒介素养提升的专业回应,也是将战略传播从宏观策略落地到个体实践的关键抓手,完全契合本号深耕前沿、守护认知疆域的核心定位。

文章推介

北美

Trump’s Tariff War: What Has It Revealed?

By Bi Yantao I. The Real Purpose of Trump’s Tariff War Trump...

传播学

国际传播:选错代言人,还不如保持沉默

在全球传播竞争时代,传播主体已经成为传播内容的一部分。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2日 近年来,中国各地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断探索新的传播方式。从邀请专家学者参与国际传播,到引入外国主持人、海外网红讲述中国故事,各类创新实践不断出现。 这种探索具有积极意义。在全球传播竞争中,一个国家不仅需要传播内容,也需要适当的传播主体。谁来讲述一个国家,往往影响受众如何理解这个国家。 但国际传播中存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传播者本身也是传播内容的一部分。 如果选择了不适合的传播者,传播效果不仅可能下降,甚至可能造成反效果。 因此,在寻找代言人时,国际传播首先要考虑“谁能够被信任”。 一、国内维度:你用什么人,就说明你是什么人 任何面向国际社会的表达,首先要先选择传播主体。 这包括顾问聘请。一个机构聘用什么人做顾问,就意味着你想传递什么信号、靠拢什么政治立场,或者说明你是国际传播的“圈外人“。 现实中,一些机构在选择专家学者、意见领袖时,容易出现一种倾向:重视头衔,而忽视专业影响力;重视知名度,而忽视学术信誉。...

北美

美国司法如何“冻结”总统决定

美国政治运行中一个常被外部低估的机制,是司法体系对行政权的即时性约束能力。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0日发布 总统在形式上是联邦行政体系的最高负责人,但其政策并不天然具备执行优先级。一旦进入司法审查程序,部分政策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冻结”,甚至在最终裁决前就失去实际效力(即使案件还没最终判决,法院也可能先行叫停政策执行,使其无法继续实施)。这种现象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若干政策争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司法“冻结”的基本机制:不是否决,而是暂停执行 美国法院对行政政策的干预,通常并不直接表现为“废除政策”,而是通过临时禁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与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实现“暂停执行”。 这一点具有结构性意义:法院并不取代行政决策,而是暂停其实施,等待其合法性被完整审查。 这种机制的核心逻辑是“防止不可逆后果”。如果政策一旦执行可能造成结构性损害,例如资金流失、权利侵害或机构变更,法院可以在实体审理完成前先行阻断执行路径。 因此,“冻结”不是象征性动作,而是具有现实治理效果的权力介入。...

传播学

加拿大智库:中国改变涉台叙事策略

近年来,国际社会围绕台湾问题的叙事竞争持续升温。2026年6月,加拿大蒙特利尔全球安全研究所(Montreal Institute for Global Security,MIGS)发布报告《Guarding the G7: Countering Beijing’s Interference Operations》(《守护七国集团:应对北京的干预行动》),其中专门讨论了中国涉台传播策略的变化。 作者:毕研韬 ...

亚洲传播学

关于西藏,中国须持续回答五个问题

西藏议题的国际竞争,本质上是认知和解释权的竞争。面对未来挑战,中国需要从“如何回应质疑”转向“如何主动构建叙事”,并持续回答五个关键问题。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5日 西藏问题不仅是国内治理课题,也是国际舆论场中的重要议题。迄今为止,围绕西藏历史、现实和未来,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解释框架。 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叙事,需要回答“我们是谁”“我们的历史依据是什么”“谁能够代表西藏人”“未来方向是什么”等根本问题,并通过持续、可信、多元的交流,让国际社会理解复杂真实的西藏。 涉藏国际传播不能仅停留在对外部观点的被动回应上,而应主动构建能够解释历史、呈现现实、面向未来的完整叙事体系。具体而言,中国需要持续回答以下五个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共同构成西藏国际叙事的基础框架。 只有在事实基础上形成逻辑清晰、主体多元、国际可理解的叙事体系,才能更有效地提升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认知。 一、如何让国际社会了解并相信西藏现状? 这是当前涉藏国际传播的核心问题。 长期以来,西藏议题在国际舆论场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固定的认知框架。部分国际受众对西藏的认识,主要来自海外涉藏组织、西方媒体和相关政治力量的长期叙述。相比之下,中国关于西藏历史、发展和治理的叙事虽然拥有大量事实基础,但国际传播效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因此,中国需要回答: 如何让国际社会看到真实、多元、日常化的西藏?如何让普通藏族群众成为西藏故事的重要讲述者?如何建立国际社会能够信任的信息来源和交流渠道?...

传播学

制造情绪是国际传播的关键:原因与方法

情绪是影响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力量,所以国际传播还要争夺“情绪塑造权”。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过去谈国际传播,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信息。 国家需要通过信息输出展示发展成就、阐释重大事件、回应国际舆论、增进国际社会对自身的理解。因此,国际传播长期以来有一条比较典型的逻辑:提供信息→改变认知→影响态度→促进行动。 但近年来一批新的研究开始提醒我们:这条链条可能还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情绪。 一个人并不是在完成所有信息处理之后才产生情绪。很多时候,情绪本身就在影响他注意什么、相信什么、如何解释信息,以及最终采取什么行动。 对于国际传播而言,这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传播者争夺的可能不只是受众的认知,也包括受众面对一个国家、一种观点或一个国际事件时的情绪。 这也是为什么“情感战略传播”(Affectiv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正在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新方向。 一、最新研究正在告诉我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