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外媒关注：AI正在重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
AI正在从教学工具进入新闻传播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中国传媒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探索，正在成为这一变化的两个观察窗口。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9日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传统边界。近两年，路透社、法国《世界报》和Rest of World等国际媒体相继报道中国高校的AI教育改革。其中，位于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尤为值得关注：前者已经开始通过专业调整回应AI带来的传媒业变化，后者则将AI逐步引入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两所大学的探索，显示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中国传媒大学：AI进入专业设置 2026年6月，法国《世界报》报道中国高校正在因AI而重新调整课程和专业，将中国传媒大学作为重点案例。 报道指出，中国传媒大学是中国重要的传媒与艺术类高校。2025年，该校取消摄影、漫画、新媒体艺术、视觉传达设计和服装设计等五个专业，同时关闭部分经管、理工和人文学科专业，并增加与智能技术相关的培养方向。报道将这一调整放在中国高校整体回应AI和未来就业市场变化的背景下。 Rest of World进一步报道了中国高校减少传统人文和语言专业、增加AI相关专业的现象，也把中国传媒大学作为典型案例。报道特别提到，该校新增“智能影像艺术”等AI融合专业；与此同时，原有的斯瓦希里语翻译课程也进行了重新设计，教学目标从单纯训练翻译能力转向培养学生使用、管理和评价AI翻译工具的能力。 这表明，AI对新闻传播教育的影响已经不只是“增加一门AI课程”，而是开始触及专业设置、课程目标和人才能力结构。 中国人民大学：AI进入新闻传播教育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提供了另一种路径。 2025年2月，路透社报道中国多所大学迅速推出DeepSeek相关课程和教学应用，其中提到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将DeepSeek应用于多个领域的教学、科研和校园办公。路透社将这一变化置于中国高校加快AI教育和培养数字时代人才的大背景下。 对于新闻传播教育而言，中国人民大学的变化还有更直接的意义。2025年，该校新闻学院院长周勇在新闻传播学科论坛上专门讨论AI对新闻传播教育的影响，提出新闻传播人才需要提高AI素养、合理利用AI工具改进教学，并探索“人机协同”的知识体系。他同时强调AI存在质量和效果方面的局限，需要保持人的主体作用。 这意味着，AI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教育中的角色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外部技术工具，而开始进入教学方法、人才能力和学科知识体系的讨论。 两所大学的示范意义 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路径并不完全相同。 中国传媒大学首先从专业结构和课程内容入手，回应的是AI正在改变传媒行业以及传统传媒技能的现实；中国人民大学则更多从人才培养和知识体系入手，讨论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AI时代需要掌握什么能力，以及人与机器如何形成新的协作关系。 两所大学都位于北京，但其探索并不意味着AI重构新闻传播教育只发生在北京。路透社报道显示，中国多所高校已经开始将DeepSeek等生成式AI工具用于教学和科研；与此同时，中国其他新闻传播院校也在推进智能传播、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交叉培养等探索。 因此，目前更值得关注的并不是究竟有多少所新闻传播学院开设了AI相关课程，而是AI正在改变新闻传播教育什么。...
海外关注：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发布“寰舆智应”
2026年4月12日，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软件工程学院联合发布“寰舆智应大模型1.0”。这一系统的出现引起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等海外研究机构的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8日 与一般的AI内容生成工具不同，“寰舆智应”试图回答一个更具体的问题：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一条国际传播信息可能产生什么反应？传播者又应当如何据此调整信息？这正是该系统受到海外关注的主要原因。 一、不只是生成内容，而是模拟受众反应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官网将“寰舆智应大模型”列为学院自主研发成果，并将其与“世界看中国”全球公众对华认知跨国调研工程并列介绍。 据2026年4月信息，“寰舆智应大模型1.0”主要用于国际传播场景中的舆情模拟与决策支持。 其基本思路与传统的AI写稿有所不同。传统生成式AI主要解决“说什么、怎么写”的问题，而“寰舆智应”进一步加入了“对方可能如何理解和反应”的模拟环节。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9月18日发表文章指出，该系统据称构建了覆盖18个国家、超过1万名模拟用户的“虚拟人口”，用于模拟外国受众和媒体对事件及传播信息的可能反应。 换句话说，它尝试把“受众”也纳入AI模型。 二、海外为什么特别关注？ ASPI关注的是它所代表的国际传播技术路径。 据ASPI介绍，“寰舆智应”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中山大学“世界看中国”跨国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公开社交媒体数据。其公开调查第一阶段涉及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马来西亚、法国和南非等8个国家。 这些数据被用于构建具有不同社会属性、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的模拟用户。系统随后模拟外国媒体报道及受众反应，再生成中方回应文本。 因此，它形成了一条与传统国际传播有所不同的技术链条：跨国调查→构建虚拟受众→模拟媒体报道→模拟公众反应→调整传播回应。 ASPI将其比作传播信息投入现实环境之前的“风洞实验”：先在模拟环境中测试，再根据结果进行调整。这个比喻准确地指出了其技术思路的一个重要变化——AI不只是传播内容的生产工具，也开始成为传播效果的预测和测试工具。 三、从受众分析走向受众建模 国际传播长期重视受众研究。过去，传播者主要通过跨国调查、焦点小组、舆情监测等方式了解外国受众，然后据此调整传播策略。 “寰舆智应”所探索的，是把这一过程进一步模型化、计算化。 如果传统国际传播研究是在问“法国公众怎么看中国”“澳大利亚年轻人关注什么”，那么“寰舆智应”进一步尝试问：“如果面对同一条信息，不同类型的法国人、澳大利亚人可能分别作何反应？”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中的“分众”可能进入新的阶段：从依据调查结果进行经验性的受众区分，走向利用数据和人工智能构建动态的“虚拟受众”。 这是“寰舆智应”最值得传播学界关注的地方。 四、“能够模拟”不等于“能够准确预测”...
美国：中国试图改变国际信息秩序
近年来，美国部分智库、政府机构、国会相关机构和研究人员对中国国际传播的观察，逐渐从“如何讲述中国”延伸到“中国如何塑造全球信息环境”。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8月28日 在这些研究中，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判断是：中国正在通过媒体、数字平台、国际合作和新技术扩大自身在全球信息领域的影响力，并希望在国际信息秩序的重塑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美国国务院：从“对外宣传”到“重塑全球信息环境” 2023年，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寻求重塑全球信息环境》报告，直接使用了“重塑全球信息环境”（reshape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这一表述。 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建设覆盖媒体、数字平台、国际组织和中文媒体等多个领域的全球信息体系，其目的不仅是扩大中国信息的国际传播，也包括提高中国在全球信息环境中的影响力。报告特别提到五个方面：宣传与信息管理、数字技术、国际组织和双边合作、与海外社会各界的互动，以及中文媒体。 二、美国国会：关注中国对海外媒体环境的参与 美国—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近年来持续研究中国的对外传播活动。相关研究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与当地媒体开展内容合作、媒体培训、投资当地媒体以及利用社交媒体等方式扩大海外传播能力。这使美国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从“中国媒体传播什么”，进一步延伸到“中国如何参与当地媒体和信息生态”。 三、美国智库：关注中国如何进入当地信息环境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研究则把这一变化放到了更大的全球影响力框架中。该中心2026年的一篇研究指出，中国过去二十年逐步建立起由经济合作、媒体、卫生外交和数字投资等构成的相互联系的影响网络，而且这种布局越来越深入当地社会和地方层面。 这意味着，美国研究者关注的已经不仅是中国媒体“传播什么”，也包括中国通过哪些网络进入当地信息环境。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和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联系，成为新的观察重点。 四、美国情报机构：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传播方式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2026年《年度威胁评估》认为，中国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具能力的竞争者之一，并特别关注AI对网络空间和信息活动的影响。 虽然该报告并未将中国所有国际传播活动作同一性质的判断，但美国情报界已经把人工智能、信息环境和国家竞争放在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中观察。AI生成内容、智能化传播以及针对不同受众进行信息适配，由此成为新的研究议题。 五、为什么认为中国试图改变国际信息秩序？ 在美国研究者看来，当相关因素相互连接之后，中国的国际传播就不再只是向海外“发送信息”，而开始具有参与当地信息环境、国际议题设置以及全球传播规则讨论的能力。 因此，美国相关报告更多使用“seek” “reshape”...
中国成立“边疆国际传播研究联盟”
首届“边疆国际传播论坛暨学术论文工作坊”近日在云南大学举行。会议期间，“边疆国际传播研究联盟”发起成立，并发布《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倡议》。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9月21日 倡议由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与社会》编辑部发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等22所高校、研究机构共同发起。 《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倡议》提出，相关研究应立足中国边疆，面向周边国家，联通全球传播网络，推动研究从个案描述走向理论建构，从单向传播研究拓展至跨境关系、文化转译、平台传播和日常交往研究。倡议强调，应加强对周边国家政治社会环境、媒体生态、受众需求和舆论结构的研究，推动中国边疆经验进入国际学术对话。
中国传统国际传播学亟需弥补一个短板
国际传播既需要传播学的沟通智慧，也离不开国际政治的战略视野；中国传统国际传播研究需要补上国际政治课。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6日 从知识来源和基本逻辑观察，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研究存在两种取向：一种以传播学为主要知识基础，以沟通、理解和交流为基本逻辑；另一种更多建立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政治）知识之上，以竞争、利益和战略博弈为基本逻辑。 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两个边界清晰的学派，而是两种逐渐形成的研究取向。二者关注国际传播的不同侧面，也因此各自形成了明显的优势和不足。 一、以沟通为主要逻辑的传统国际传播研究 中国传统国际传播研究主要建立在新闻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的知识传统之上。其核心问题通常是：如何有效传播信息，如何减少文化误读，如何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如何改善国家形象，以及如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这种研究取向有其合理性。国际传播首先是一种传播活动，必须遵循传播规律。无论是媒体传播、公共外交、国际舆论还是跨文化交流，都离不开信息、媒介、受众、意义建构和传播效果等基本问题。 问题也恰恰在这里。 国际传播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沟通活动。传播对象不是抽象的外国受众，而是生活在具体国家、社会和国际关系中的人。受众如何理解一个国家的信息，不仅取决于信息本身，也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权力结构、历史记忆、地缘政治以及国际事件。 如果缺乏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训练，传播研究就容易把国际政治环境当成传播活动的背景，而不是把它视为影响传播意义和传播效果的重要变量。 换句话说，传统国际传播研究比较擅长回答“如何传播”，却有时不够擅长回答“为什么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传播”。 二、以竞争为主要逻辑的国际政治取向 与之相对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从国际政治出发理解国际传播。这类研究更加关注国家利益、权力关系、国际秩序、战略博弈、话语权以及叙事竞争。 在这种视角下，国际传播并不只是国家之间的沟通渠道，也是国际政治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过传播塑造自身形象、影响国际认知、争取国际舆论，并试图影响其他行为体的政策和行为。 这种取向弥补了传统传播研究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国际传播本身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国际传播受到重视，很多时候因为传播与国家利益、国际权力和国际秩序发生了联系。 但这一取向同样存在一个明显短板。 如果缺乏传播学训练，就容易把传播理解为国际政治意图的“传递工具”，仿佛只要战略目标明确、传播内容正确，就能够实现预期效果。 事实上，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意图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传播效果。信息进入传播过程之后，会受到媒介逻辑、平台结构、受众心理、既有认知、竞争性叙事以及具体传播情境的影响。传播不是简单的“发送—接受”，而是一个不断发生解释、协商、重构甚至误读的过程。 因此，国际政治研究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要传播”，却未必能够充分解释“传播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三、两个取向，其实各有一个短板 由此看来，两种研究取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有意思的对照。 以传播学为基础的传统国际传播研究，其优势是懂传播，但相对缺乏深厚的国际政治素养；以国际政治为基础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优势是懂国际政治，但相对缺乏对传播规律和传播过程的深入理解。...
海南大学研究生复试风波：五个月了，至今未公布处理结果
投稿人：顾明川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0日 2026年4月，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研究生调剂复试工作发生重大失误。12名考生收到并确认复试通知后，学院临时取消了复试资格。对此，海南省教育厅回应称，确实是学校方面的原因。 据传，事件发生后，海南省委书记曾做出批示，教育部予以关注，海南省教育厅进行了调查。上述情况目前尚未见有关方面公开确认，但如果相关信息属实，那么公众更加有理由追问：为什么五个月过去了，至今仍然没有看到调查和处理结果？ 12名考生最终能够恢复复试资格，只能说明考生眼前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并不意味着招生事件本身已经处理完毕。 有关方面至少应该回答几个基本问题：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出在哪里？责任如何认定？有关人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学校采取了什么整改措施？如何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这些问题长期没有公开答案，损害的已经不只是当事考生的权益。它首先损害的是高校自身的形象和公信力。 研究生招生是高校最重要、最敏感的工作之一，直接关系考生的学习机会和职业发展。考生和家长选择一所大学，不只是看学校排名、专业实力和就业前景，也判断这所学校是否公平、规范、可靠，是否值得信任。 如果面对一次已经造成实际影响的招生事件，学校迟迟没有公开责任认定和处理结果，公众难免会产生疑问：学校究竟如何看待这次事件？是否进行了反思？是否建立了防止类似问题发生的机制？ 高校的声誉，不仅建立在取得了多少成绩之上，也建立在发生问题之后如何面对问题。 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果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而事件长期没有公开结果，其负面影响可能进一步扩大。 教育主管部门承担着维护教育公平、规范招生秩序的重要职责。对于研究生招生这样的重大事项，如果出现问题之后长期没有公开处理结论，容易使考生和社会产生一种不良感受：面对高校招生中的问题，究竟有没有一个明确、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 这种疑问一旦形成，影响的就不再是一所学院、一所学校，而是公众对研究生招生公平性和教育监管有效性的信心。 与此同时，信息迟迟不公开，还会产生另一个非常现实的后果：给传言留下空间。 目前关于这起事件已经出现各种说法，包括考生获得高额补偿、事件涉及更高层面人员以及内部人事因素等。对于这些说法，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当然不能视为事实，但传言为什么能够产生并持续传播？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权威信息长期缺位。 事实没有公布，公众就会寻找解释；调查结果没有公布，猜测就会不断增加。最终，原本一个可以通过公开调查结果解决的问题，可能演变成一个不断消耗学校和有关部门公信力的舆情事件。 因此，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猜测，而是一个明确的公开回应：如果调查已经结束，就应该公布调查结果；如果调查尚未结束，就应该说明调查进展以及尚未结案的原因。 高校不是不能犯错，关键是犯错之后有没有纠错的勇气、处理问题的制度和接受社会监督的态度。 研究生招生的公平，不仅体现在最终录取谁，也体现在招生规则是否透明、程序是否规范、错误是否得到纠正、责任是否得到追究。 五个月已经足够长。公众等待的，不应该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传言，而应该是一个简单、明确、负责任的答案。
西方关注中国国际传播新形态：生活方式传播
中国正在从“被讲述”，走向“被体验”。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9日 近年来，中国国际传播出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海外受众接触到的“中国”，不再主要来自传统媒体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报道，也不完全来自中国官方媒体主动发布的内容，而是通过旅游、美食、城市生活、消费文化、科技产品、影视游戏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日常记录进入海外公众视野。西方媒体、智库和学界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变化，并将其视为中国软实力和国际传播方式演变的一个新现象。 一、从官方叙事到日常生活：西方注意到什么 近年来，西方媒体对这一变化的关注明显增加。《外交学者》曾撰文讨论中国软实力的新变化，特别关注时尚、网络影响者（online influencers）和生活品牌在中国国际形象塑造中的作用。与传统公共外交相比，这类传播不再主要依靠官方媒体和文化机构，而是通过商业文化、社交平台和消费产品进入海外受众的日常生活。 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注意到中国文化产品在海外的扩散。从Labubu到《哪吒2》、从《黑神话：悟空》到中国新能源汽车，中国文化和消费产品正在成为外国消费者认识中国的新入口。相关报道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多地通过商业文化和大众消费产品进入海外市场。 美联社则关注到海外社交媒体上出现的becoming Chinese现象。一些外国年轻用户开始模仿中国人的饮食、养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并分享自己对中国城市、消费和日常生活的体验。这种由普通用户参与的文化传播，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形象宣传存在明显差异。 旅游也成为这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报》关注中国扩大免签政策之后外国游客数量增加的现象，并注意到越来越多外国人开始通过亲身旅行观察中国，而不是仅仅通过本国媒体报道认识中国。中国城市、交通、饮食和消费环境，由此成为国际传播的一部分。 学界的研究也开始从传统媒体转向社交媒体和外国影响者。2026年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外国TikTok影响者对美国公众中国认知的影响，发现外国影响者的传播互动程度较高，其相关内容能够对受众的中国认知产生影响。欧洲中国问题研究机构也开始关注中国国际传播中传播主体多元化、内容生活化和数字平台化的趋势。 这些来自媒体、研究机构和学界的观察虽然角度不同，但指向了一个共同现象：中国正在以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元素进入海外公众视野。 二、从“讲述中国”到“展示中国”：传播方式发生变化 过去，中国国际传播比较强调对发展道路、政策理念、历史文化和经济成就进行介绍，传播的基本方式是“讲述中国”。 如今，传播的内容正在变得更加具体和日常。一顿饭、一座城市、一辆新能源汽车、一部手机、一款游戏、一件潮玩，甚至一个普通外国游客的旅行视频，都可能成为认识中国的入口。 传播主体也在发生变化。政府和媒体仍然重要，但企业、品牌、文化机构、旅游者、网络创作者以及普通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与此同时，短视频、直播和社交媒体降低了传播门槛，使一些原本属于私人生活的内容进入全球公共空间。 更重要的是，传播方式正在从“解释”走向“体验”。 传统传播往往告诉受众“中国是什么”；生活方式传播则让受众直接看到中国人如何生活、消费、出行和娱乐。前者主要依靠语言和叙事，后者更多依靠视觉、体验和比较。 因此，生活方式并不仅仅是国际传播中的一种新内容，它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传播载体。 三、生活方式能否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入口 西方对这一现象并非只有肯定。一些观察者认为，生活方式传播降低了政治话语的距离感，使外国受众能够通过旅行、消费和文化产品形成对中国的直接认识。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心，当生活方式被有意识地选择、包装和推广时，它同样可能成为国家形象塑造的一种方式。 无论如何，这种讨论本身说明，中国国际传播正在面对一个新的传播环境。...
依赖外国网红：中国国际传播的一个陷阱
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在“记者”和“网红”之间二选一，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国际传播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9月7日 近期，《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王月眉（Vivian Wang）接受“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采访的内容，引起了关注。 在采访中，王月眉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似乎越来越不需要外国记者，而希望通过外国网红、视频博主让世界“看见中国”。 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还是中国越来越难以被外部社会完整理解？ 一、外国网红正在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入口 外国网红传播有一个传统媒体很难比拟的优势：它更像朋友推荐。 一个外国人说“我来到中国以后发现高铁这么方便”，这种第一人称叙事降低了传播的距离感，也绕开了传统国际新闻长期存在的政治框架。 问题在于：网红能够替代记者吗？答案是：不能，至少不能完全替代。 二、记者和网红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中国 记者和网红承担的传播功能不同。 网红最重要的问题通常是：“什么内容吸引人？” 记者最重要的问题则是：“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外国博主来到中国，拍摄无人驾驶出租车、移动支付、高铁、夜市、无人机、机器人和城市灯光。 这些内容都可能是真实的，但它们只能回答：“中国有什么？” 记者则进一步追问：“这些现象为什么出现？”“谁从中受益？”“谁没有受益？”“普通人怎么看？”“政府怎么决策？”“企业怎么运作？”“制度如何发挥作用？”“问题在哪里？” 一个外国网红拍摄的中国可能是真实的；一个外国记者调查的中国也可能是真实的。 前者是真实体验；后者是真实调查。 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容易让外国人“看到”，却越来越难让外国人“调查”，那么信息越来越多，理解却不一定越来越深。对此，有些人看不到差别。 三、“网红在场”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局限 外国网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优势：他们可以提供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去中介化体验”。...
文章推介
一位中国急需的西藏国际传播专家
文｜张小平 我初识毕研韬，是在2013年。 那年6月，西藏民族学院（现西藏民族大学）举办“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我和毕研韬都受邀参会。他做了题为《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的大会发言。 他的发言让人耳目一新，展示了宽阔的国际视野和扎实的专业素养。 我干了一辈子西藏新闻，深知西藏的事情比较复杂。把自己的故事讲出去是一回事，别人愿不愿意听、能不能听明白，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提出的“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关系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 那次见面以后，我和研韬有了更多交往。一个是长期在涉藏传播一线工作的老记者，一个是常年深耕国际传播的海归学者。我们谈西藏，也谈传播；谈国内，也谈国外。不知不觉间，我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这些年下来，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相信，他是我国目前急需的西藏国际传播人才。 毕研韬与西藏的缘分，要从2002年说起。 那一年，他正在英国留学。11月的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某国际涉藏组织的邮件，讨论中国西藏政策可能的走向，提出了与当时国际社会不同的预测。这封邮件引起了他的兴趣。从那以后，他开始关注西藏问题，着手研究国际社会怎样谈论西藏。 这一关注就是二十多年。 这些年里，他不是在书房里研究西藏。他去过西藏，也去过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涉藏地区；到过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藏人社区，也到美国、台湾等地了解相关情况。他曾与多位关键藏人做过深度交流。 这些经历，在我看来很重要。...
美国将改变“对抗”中国外宣的方式
为更有效地对抗中国外宣，美国正试图改造传统国际广播体系，建造适应数字平台、锚定精准受众，并与外交协同的传播模式。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1日 特朗普已提名国务院公共外交副国务卿莎拉·罗杰斯（Sarah B. Rogers）出任“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首席执行官。 美国全球媒体署是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国际广播的独立机构。它下辖美国之音，并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机构提供资助，主要向海外受众，尤其是信息受限地区提供新闻与信息。 在7月30日的听证会上，罗杰斯明确指出，中国具有侵略性，正在扩大对外宣传，而对抗这一敌意性的宣传是她公共外交工作的核心。 从她目前的公开表态看，美国准备调整的，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一、从“拥有媒体”转向“进入信息环境” 传统国际传播依赖自有渠道：广播、电视、网站等。这种模式曾有较强覆盖力，但今天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已根本改变。人们更多接触短视频、社交媒体、播客、即时通讯群组和算法推荐内容，而非主动寻找某家国际广播机构。 竞争空间因此从媒体机构本身，扩展到整个信息环境。罗杰斯提出加强短视频、播客等形式，并强调受众研究和预测性人工智能，目的不只是增加几个栏目，而是把传播入口前移到受众日常使用的平台。未来竞争的关键，不再只是“美国之音有多少听众”，而是内容能否进入一个人每天刷手机、听播客、加入社群时面对的信息流。...
非洲的数字主权意识已苏醒
近年来，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中，非洲的数字主权意识已经苏醒，开始维护自身数据安全、技术自主权和经济利益。 一、非洲数字主权的核心挑战 （一）数据控制权薄弱 非洲90%以上的数据存储依赖欧美或中国的云服务商（如AWS、阿里云）。用户数据跨境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存在被滥用的风险。Meta（Facebook）曾被指控利用非洲用户数据训练AI模型，却未支付合理费用；TikTok在非洲的隐私政策合规性频遭质疑。 （二）数字基础设施依赖外部 非洲互联网骨干网络多由外资企业（如法国Orange、中国华为）建设，关键技术（如5G、AI算法）受制于人。卫星互联网领域，SpaceX的“星链”已覆盖30多个非洲国家，但可能挤压本土电信企业生存空间。 （三）网络安全威胁加剧 非洲是全球网络犯罪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23年网络攻击造成的经济损失超40亿美元。关键领域（如政府、银行）的系统漏洞常被外国黑客组织利用。 二、非洲国家的应对策略 （一）立法与政策强化数据控制 尼日利亚2023年通过《数据保护法》，要求跨国企业将公民数据存储在境内服务器，并对谷歌、Meta等征收5%的数字服务税。南非《个人信息保护法》（POPIA）严格限制数据跨境传输，违者最高罚款1000万兰特。非盟《2030数字转型战略》推动建立非洲统一数据治理框架，减少对外部规则的依赖。 （二）推动本土技术自主...
教皇良十四警告AI武装化：技术正在突破文明边界
近日，教皇良十四公开呼吁“解除人工智能的武装”，并警告人工智能可能降低战争门槛、削弱人类责任意识，甚至反过来支配人类社会。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长期以来，人工智能主要被视为技术、产业和国家竞争问题，而教皇良十四则将其提升到了文明与伦理层面。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正在从“科技议题”逐渐演变为“人类未来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宗教力量开始正式介入AI治理，这或许预示着全球人工智能讨论正在进入新的阶段。 AI武装化：战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所谓“AI武装化”，并不仅仅是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领域，而是指人工智能开始在战争体系中获得越来越强的自主决策能力。 当前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是“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简称LAWS）。这类系统可以依靠算法自主识别目标、判断威胁并实施攻击，甚至可能在没有人类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整个杀伤流程。 近年来，无人机集群、自主攻击系统、AI辅助战场决策系统等技术快速发展，已经使战争逐渐呈现出“算法化”趋势。 传统战争虽然残酷，但最终仍由人类承担决策责任。无论是政治领导人还是军事指挥官，都必须面对战争带来的道德压力与政治后果。然而，当算法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攻击决策后，战争的伦理结构也可能随之改变。...
毕研韬教授致中共海南省委的建议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将封关运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彰显国家制度创新与开放决心的标志性符号。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成效，不仅关乎海南的未来，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开放进路与全球治理逻辑的重要窗口。 当前，全球地缘格局加速演变，经济体系正结构性重塑，国际社会对我国制度创新的认知已成为影响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变量。基于此，海南自贸港建设不仅要关注政治与经济维度，还应提升其制度与实践在国际社会的可接受度，努力夯实合作共赢的认知基础。 据目前观察，海南决策系统对国际传播生态的认识尚待深化。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一大挑战是处理好“海南是中国的海南”这一重大课题。如不能将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有机融合，或会制约政策红利向国际认同的有效转化，影响海南制度型开放的整体成效。 基于上述考虑，谨提出以下三条建议，供省委领导决策参考。 一、提升决策者的国际传播素养与战略传播意识 国际传播旨在向国际社会阐释发展理念、政策意图与制度优势，增进国际理解、赢得信任并促进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这一指示切中了要害。开展对领导干部的相关培训，是提升我省国际传播水平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无法回避的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为此，建议省委组织学习国际传播基本知识。通过学习，领导干部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国际社会的认知逻辑，从而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中兼顾国内发展需求与国际可接受性。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外部误解与政策阻力，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与信任，也有利于拓展合作机会。掌握国际传播基本知识，还能提升领导干部对人才、建议和项目的鉴别能力。 二、设立“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 为提升海南面向全球的政策解读与制度沟通能力，建议我省组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打造我省亟需的全球化高端智库。该委员会应从全球范围内遴选委员。委员应同时具备扎实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关系专业知识，拥有丰富的国际实践经验，能够将中国政策逻辑准确、清晰地传达给国际社会。 该委员会将监测并报告国际传播生态趋势，识别可能影响海南自贸港的关键趋势与潜在风险，并提出政策解读与应对方案。委员会将协助海南构建面向全球的制度沟通机制与合作网络，确保自贸港政策逻辑被准确理解。委员会将帮助海南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国际认知风险，提升制度型开放实践的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 三、提高对国际传播人才的鉴别力...
美国拟立法，把“跨境镇压”定义为刑事犯罪
美国国会正试图将一个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政治概念——“跨境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正式写入联邦刑法。 作者：《无界传播》评论员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5日 7月14日，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参议员共同提出《制止跨境镇压法案》（Stop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ct）。根据法案内容，外国政府及其代理人在美国境内实施骚扰、威胁、施压、跟踪、恐吓等行为将被认定为“跨境镇压”，最高可面临10年刑期。 值得关注的是，参议院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中国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推动该法案的重要背景之一。美国认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赋予中国政府对境外相关人员追责的法律依据，因此有必要通过新的联邦法律予以回应。 如果法案最终通过，它将不仅是一部刑事法律，更意味着美国正在将“跨境镇压”塑造成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概念，并赋予其法律效力。 一、一个政治概念正在完成制度化 近年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多使用“跨境镇压”这一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