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社群
美国对华政策新信号：一份国会报告透露的变化
2026年6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发布报告Report on the PRC’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nd Malign Influence in 2025《2025年中国跨国压制与恶意影响报告》。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4日 表面看这是一份专题研究报告，但如果置于近年来美国涉华政策演变的大背景下观察，那么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报告提出了哪些具体案例，而是美国政策界正在重新理解中国。 一、一份值得关注的国会报告 CECC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共同组成，长期关注中国相关议题。虽然委员会本身并不直接制定外交政策，但其研究报告往往能够反映美国政策界的重要思考方向，并对后续立法和政策讨论产生影响。 这份报告以“跨境压制”和“恶意影响”为核心主题，系统梳理了美国方面所关注的一系列涉华议题，包括中国统一战线工作、海外华人社群活动、中国海外影响力建设、媒体传播与信息活动、学术与教育交流、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等。 这些内容过去往往分别出现在不同领域的研究和政策文件之中，但在这份报告中，它们被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进行讨论。 这一变化本身值得关注，因为它表明，美国政策界已经不再将这些问题视为彼此独立的现象，而是开始尝试用统一的逻辑进行解释。 二、这份报告传递了什么信号 与具体案例相比，这份报告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所反映的认知框架变化。 过去十余年，美国涉华讨论经历了明显的演变过程。 早期讨论主要集中于贸易、投资和产业竞争。...
文章推介
中菲巴丹群岛主权争议：战略叙事竞争分析
2026年6月30日，暨南大学举办“日菲‘划界’背景下巴丹岛主权问题学术研讨会”。与会中国学者围绕巴丹群岛的历史、地理及主权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巴丹群岛在法律上属于中国台湾，并认为菲律宾对该群岛的控制缺乏历史与法理依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3日 此次学术讨论引发菲律宾方面关注，成为近期中菲围绕巴丹群岛问题展开舆论互动的起点。 一、从学术议题到战略叙事：巴丹群岛进入国际视野 战略叙事并不一定由政府直接发布。在现代国际竞争中，战略叙事往往经历 “知识生产→学术传播→媒体扩散→政治回应→国际议程化”的过程。 因此，需要关注的不是“中国学者是否有权讨论巴丹群岛？”，而是“为什么这一议题在当前地区环境下被提出，并迅速引发菲律宾政府反应？” 巴丹群岛位于台湾与菲律宾北部之间，接近吕宋海峡，位于西太平洋战略通道附近，具有特殊地缘意义。近年来随着台海和南海局势变化，其战略价值上升。 因此，围绕巴丹群岛的历史解释，很容易超越学术范围，进入地区安全叙事。 二、战略叙事的核心：提前塑造未来议题空间 Miskimmon、O’Loughlin和Roselle认为，战略叙事的重要功能不是简单描述现实，而是塑造关于未来的共同理解。...
达赖喇嘛在中印关系中的真实分量
文/林知远 7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在一篇报道中声称，“中印之间另一个紧张的根源是达赖喇嘛”。这一表述在部分舆论场引发共鸣，但也引来质疑：达赖喇嘛在当代中印关系中是否仍具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 历史背景中的“触发器”，但非结构性根源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确实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彼时，中方将印方给予庇护视为干涉内政，这在情绪上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中印外交摩擦的一个“显性导火索”。然而，真正造成战略紧张的，并非个人流亡事件，而是更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与战略互疑。 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主要源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争议、边界控制权的分歧，以及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高度警惕。达赖喇嘛的流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表层因素，而非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将中印矛盾的根源归因于达赖喇嘛，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结构。 现实博弈中的“边缘变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紧张主要集中于边界对峙与地缘竞争。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到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竞赛，再到印度强化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当前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早已不再围绕“西藏”或“达赖喇嘛”展开。 一方面，达赖喇嘛早在2011年即宣布退出政治事务，强调其仅为宗教人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藏人议题”的公开支持也趋于低调，尤其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往往避免高调渲染，以免影响战略稳定。这表明，在两国现实政治博弈中，达赖喇嘛的角色已从现实变量退化为象征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撬动力极为有限。 国际叙事中的意义放大：西方媒体的再符号化策略 法广等媒体将达赖喇嘛定位为中印紧张的“根源”，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的夸大，也反映出一种符号化传播的策略选择。在西方舆论场中，达赖喇嘛长期被塑造为“道义象征”，其存在被赋予某种“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喻功能。这种传播结构更适用于构建“价值对立”叙事，而非解释现实外交互动的因果机制。 在此逻辑下，达赖喇嘛被抽象为一种意义资源，用以渲染中国的“内政敏感区”与印度的“民主庇护所”之间的对照。但这类叙事往往遮蔽了国家利益、战略布局与安全困境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因素，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中印关系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结语：应将焦点转向结构性问题，而非符号性干扰...
Information Is No Longer Just Information: The Accelerating Securi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I Yantao 1.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Art, Hainan University，China 2.Editor-in-Chief,...
美国务卿：美国试图把中国和俄罗斯剥离
2月25日，美国《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发布了一条独家新闻，其导语称： “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在接受 Breitbart News 独家采访时表示，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政府正试图把俄罗斯从中国剥离出去，就像冷战时期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把中国从苏联剥离一样。” 当主持人问特朗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是否类似于尼克松当年访问中国以遏制苏联的著名举措时，卢比奥表示：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完全成功地把俄罗斯从中国剥离出去。” 他补充道：“我也不认为让中国和俄罗斯彼此对立有利于全球稳定，因为它们都是核大国。但我确实认为，目前的情况是，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而如果仔细思考的话，这同样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有些国际观察家把美国的这一外交策略称为“逆向尼克松现象”。这是国际关系中典型的现实主义路线，但本质上就是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公元前221年）流行的纵横捭阖策略的现代版。问题是，2200多年过去了，人类仍未跳出“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藩篱。 《布赖特巴特新闻网》这篇报道的题目是 Exclusive...
美国在联俄抗中吗？
文/毕研韬 近期中国国内有些人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拉拢俄罗斯以对付中国（有评者称之为“双普合流”）。就此老毕分别咨询了中国的文心大模型4.0和美国的ChatGPT。二者都否认美国在联俄抗中，都试图淡化中国国内的这一判断倾向，但给出的理由背后存在逻辑差异。起初，二者都没有提到美国国内是否有联俄抗中的提议，尽管这类提议是影响中国人判断的一个因素。在笔者提示后，文心大模型含蓄地增加了这层信息，而ChatGPT选择忽略我的提示。在我随后的追问中，ChatGPT解释说，“尽管美国国内确实有部分声音提出过‘联俄抗中’的设想，特别是在一些学术讨论和战略分析中，但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未正式采纳这一策略”。这次讨论了加深了编辑的印象：美中AI大模型都存在遵循国家立场的迹象，为此笔者认为，从提高社会韧性角度，各国的信息与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尽快增加AI素养内容。 问：美国正在联俄抗中吗？为什么中国国内有些人这么认为？请简要分析。 以下是文心大模型的回答： 美国并没有正在实施“联俄抗中”的策略。中国国内有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源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误解。 首先，国际政治格局中，中俄美三国关系错综复杂，各自有着独立的利益考量。美国与俄罗斯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也在一些领域寻求合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与中国的合作或转而与俄罗斯联合对抗中国。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势力多样，不同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对于对华、对俄政策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政治势力可能出于战略考量，提出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建议，但这并不等同于美国官方政策。此外，媒体的报道和解读也可能加剧外界对美国政策的误解。 至于为什么中国国内有些人会这么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容易对国际事件产生各种猜测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对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不了解，导致对美国政策走向的误判。 需要明确的是，中俄两国关系稳固，合作广泛而深入。中国一直秉持着和平、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致力于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其政策走向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内政治、国际形势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解读为“联俄抗中”。 总之，美国并没有正在实施“联俄抗中”的策略，中国国内有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源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误解。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各方应保持冷静和理性，避免过度解读和误判。（以上是文心大模型的回答） 以下是ChatGPT的回答：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交流，以及一些其他外交动态，让部分中国观察者认为，美国可能在实施“联俄抗中”战略。这一观点的产生，主要源于中美关系的紧张与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部分中国人对国际形势的解读。...
中国对美国的最大误解：以理性逻辑解释美国
文/毕研韬 在中美关系的长期互动中，双方对彼此都存在结构性误解。其中最根深蒂固、影响最深远的，乃是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偏差：中国误以为美国的行为可以用理性逻辑与秩序思维来解释和预测。这一误解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的认知结构差异。 一、理性秩序的中国认知结构 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思维，深受“天下—秩序—和合”传统的塑形。儒家政治哲学强调理性治理与秩序维系，国家在认知上倾向于相信： 事实可以自证正当，制度可以赢得尊重，绩效可以换来理解。 这种思维结构形成了中国的“事实逻辑”（logic of facts）与“治理逻辑”（logic of governance）。按照这种逻辑，国际交往的基础应是理性沟通、规则共识与互利合作。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对话时往往以政策绩效、发展成果与规则契合为主要论据，期待理性能战胜意识形态。 二、叙事政治的美国认知结构 然而，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清教徒传统与启蒙叙事影响，其认知核心不是“事实的正确性”，而是“叙事的正当性”。美国政治运作的底层逻辑是“叙事逻辑”（logic...
